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1)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一  「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 [1]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白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2]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人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井,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3]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

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4]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5]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6]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7]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8]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9]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入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10]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入」。[11]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12]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13]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14]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四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馀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关,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坑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15]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908个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以及「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人原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16]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员,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二  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馀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17]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18]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看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19]

紧接看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领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事实上揪斗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

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记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

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

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待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待问题的内容)。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20]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何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1939年何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打击何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准备。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康生拒绝了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21  [21]这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有如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O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1939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22]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1943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里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心。王明对柯庆施在这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尽管刘少奇认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23]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在1943年3月20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青委。在「抢救」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24]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25]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于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26]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直至1944年4、5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27]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馀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几,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别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几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28]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也被江青当作「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29]毛并没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员在审干、「抢救」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1941年8月,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经中杜部批准,1942年11月7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与海宇见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应,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得到解脱。[30]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责。博古虽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已是「特务」的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31]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32]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年3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而未将其关押。[33]

三  军直机关的「抢救」

「抢救运动」对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造成极大的冲击。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重要机构,毛泽东也通过军委的电讯系统搜集各根据地的动态以及国统区的各项情报。进入1943年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边站。自1941年2月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作战谋划、军事情报搜集等业务领域,对审干等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很小,实际上,军委系统的审干、抢救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康生机关手中。

在审干、「抢救」展开后不久,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很快被「挖」出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怀疑有「特务」嫌疑,当时陶铸还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打击陶铸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

陶铸被隔离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当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34]陶铸落难迟于柯庆施,他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后,前往软禁柯的窑洞探望过他。在延安审干、抢救中的这段遭遇,以后成了联络陶铸与柯庆施的感情纽带,柯庆施与陶铸这两位有过白区工作长期经历的干部与刘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而刘少奇在审干中,位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柯庆施、陶铸的审查。当毛泽东对柯、陶伸出援手后,这两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将。1949年后,柯庆施、陶铸皆获毛泽东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极显赫的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1953年陶铸还一度涉人当时高层领导人内部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即「高岗事件」),也是因毛泽东的保护才未被打入「高饶反党集团」,事后继续获毛泽东的重用。1965年柯庆施病逝,陶铸极为难过,曾在家中悲伤落泪。1966年春夏,毛泽东调陶铸入中央,实指望利用陶铸与刘少奇的宿怨,向刘少奇开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陶铸一下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谁知陶铸竟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不忍对刘少奇过份打击,在被多次提醒后仍无改变,终遭毛泽东的抛弃。柯庆施则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划反刘少奇的阴谋,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庆施和陶铸,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日后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抢救」中受到严重冲击,使日常业务工作几乎一度陷于停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三个局:一局负责作战指挥,由伍修权任局长;二局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长;三局主管通讯,主要负责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络,负责人为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的王铮。由于军委所属三个局从事的工作极具机密性,工作人员都已经过严格的审查,他们需要与家庭断绝通信联系,出门要与人同行。[35]尽管如此,在「抢救」中还是揪出了大量「特务」。

有关军委一局审干、「抢救」的详情至今仍缺乏资料,目前所知的仅是周秋野等受迫害的零星情况。在军委一局测绘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审干过程中,受到车轮战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据伍修权透露,一局的协理员张炽昌因为曾经在国统区做过兵运工作,也被关押起来,负责审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给他吃的饭里加了盐,又不给水喝」。张炽昌被迫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才得以生还。[36]

军委二局的审干、反奸与所有军委直属单位一样,受总学委和军直机关学分会领导,实际领导者仍是康生。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作为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也曾参与领导二局的审干、反奸。

从1942年12月始,二局陆续发现「内奸特务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被抓获人员中,其中有二局的四个人。康生很快将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们作坦白示范。1943年4月15日前后,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觉,「嗅奸」、「监奸」、「证奸」,同时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37]会后,在很短时间内,二局共收到十馀万字的检举材料。二局还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善劝、亲劝、你劝、我劝、软劝、笔劝、硬劝」等,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攻下动摇分子,再对付顽固分子。[38]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运动迅速走向热潮。在群众已充分发动的形势下,胡耀邦愈来愈趋向冷静,他在5月6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一、严禁打入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四、严防自杀。对于二局的运动,社会部极为重视,[39]康生派出李克农前来二局亲临指导,要求进一步开展坦白运动,挽救陷于特务泥沼的失足者。李克农并表示,对已坦白者,党保证他们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胡耀邦布置开展新一轮坦白运动;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时机地强调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分子也应「实事求是」。「有冤枉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应为受冤人员申冤辩解」。[40]这些情况都说明胡耀邦和那些利用审干、反奸、蓄意整人的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

军委三局是军委几个局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局,有工作人员近千名,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审干、反奸中,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争。三局各科室大多数工作人员随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务」,由于三局「特务成堆」,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已难以为继。由于三局所负责的工作极端重要,因此当1944年元旦,王铮率三局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拜年时,毛向三局受审问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脱了他们。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易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把抗大招生的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41]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来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使抗大的规模不断扩大。1939年6月,因边区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转移到晋东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移驻绥德,并将延安军事学院、抗大两个分校等合并于抗大总校,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此时全校共有学员六千馀人。

抗大的整风、审干开始于1943年8月,运动初期,在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抗大总学委的领导下,一切进展平稳,徐向前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大家头脑保持清醒。[42]但是随着中央社会部派出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到达抗大,形势迅速恶化。从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开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务」的「全面突破」竞赛。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43]

自从延安中社部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抗大总校后,徐向前事实上已被靠边站,在这种形势下,他已无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经历过党内长期的残酷斗争,对极左的一套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返回延安后,他仍然经常过问抗大总校的运动情况,但他根本无法正面对抗这场由毛泽东、康生直接领导的运动。[44]和徐向前相比,抗大总校的其它领导人态度就不那么冷静了。韦君宜当时在绥德,亲耳听到杭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45]

在极左风暴的袭击下,抗大总校在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46]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是驻守延安地区的卫戍部队,由贺龙担任司令员,该司令部所辖的中共唯一一个炮兵团,因八路军基本从事游击作战,炮兵团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湾搞开荒生产,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该团许多干部甚至对延安动态也知之甚少。炮团干部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苏联学习过。仅教导营就有近二百名知识分子。在「抢救」中,炮团90%的人被打成特务分子,有个模范连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非常简单: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若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是「红旗党」、「假党员」、「叛徒」。炮团参谋徐昭,因其父在国统区煤窑上管财务,他就顺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务」。[47]

四  西北局和边匾系统的「抢救」

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反奸、抢救,大致上分两摊进行,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全范围的运动由高岗领导,边区政府机关部分由李维汉领导,中央书记处虽指定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西北局,但实际上是由康生掌握领导运动的实权。

1943年7月,西北局召开坦白、抢救大会,一批张克勤式的「特务分子」被安排上台白首。与中直机关的情况相类似,西北局机关被「抢救」的对象大多为从国统区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

西北局民运部共有十多个干部,多为原西北各省中共地下党党员,均为知识分子出身。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曾办有《西北风》壁报,对延安某些消极现象展开批评,由陈元方主编。该壁报在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迅即停刊。高岗指责《西北风》流露「小资产阶级情绪」,是「发泄对他的不满」,陈元方随即被调往靖边县委担任常委兼统战部长。1943年4月,陈元方突然被通知返回西北局机关,「挎包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元方交待《西北风》问题。批判者指责《西北风》与《轻骑队》一样,是「反党」的。随后陈元方遭到「无休止的批斗」,1943年将陈元方作为「死顽固」的典型。进行「假枪毙」,最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而西北局民运部的所有干部都被打成「国特」、「叛徒」。[48]

著名学者于光远此时在西北局第四局西北问题研究室作研究工作,在「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特嫌」,被送到行政学院「特别班」接受审查。[49]中共西北局党校的教员大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张宣,原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来延安后被分配在西北局党校任教,因被诬为「国特」,被送至边区保卫处关押。

与西北局机关的「抢救」相同步,边区政府机关的运动也走向高潮。指定李维汉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审干,是毛泽东一项颇为微妙的安排。李维汉是中共元老,五四时期即与毛泽东熟识。但在1927年后,李维汉与毛泽东并无密切交往。1933—1934年。李维汉在瑞金曾积极执行博古等打击「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方针,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疏远。自三十年代中后期始,李维汉转变态度,主动接近毛泽东,尤其在1942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李维汉积极遵从毛泽东批判王实味的部署,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但是毛对李维汉还在观察中。1942年9月,李维汉调入边区政府后,康生下令禁止李维汉阅读中央电报,尽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的这道禁令,仍指示将中央收发电文送给李维汉阅看,[50]但是,李维汉不会不知道在康生这道禁令后所意味的是什么。对于康生的这个信号,李维汉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和消极,相反,李维汉以更积极的姿态来贯彻落实毛泽东和总学委的部署。

1943年5月下旬,由李维汉主持,在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当场有张克勤式的典型作坦白交代。在这次大会后,边区政府所属各单位都对审查对象采用了车轮战的方式进行逼供,「只有程度不同之分」。边区政府秘书处至少有三次车轮战,其中一次是专门斗争区棠亮,当时又名唐亮,罪名是参加了湖南「红旗党」。区棠亮曾任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后调任林伯渠的秘书,她被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51]另一次是「追托派」,被斗对象「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组车轮战是「追叛徒」。

边区政府系统「抢救」的高潮是追逼当时已近六十岁的原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张曙时。这次会议由李维汉亲白主持,在边区政府大会议室进行,「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李维汉在会上宣布,凡是有问题的,都应该坦白交待,但是会场上没有人发言。李维汉站起来说:「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会上仍是鸦雀无声,一片肃然。这时,张曙时问: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李维汉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的头上去。张曙时愤怒道,你有什么证据?把证据拿出来嘛,我没有问题,这种会我不参加。张曙时随即走出会场。[52]

张曙时原是国民党左派,名列南昌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二十五名委员之一,1933年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1940年,张曙时与邹凤平等从四川撤回延安,先后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和边区政府法制室主任,被打成了「红旗党」,本不为奇,所幸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宽厚正直;对张曙时多方安慰,才使张曙时得以熬过难关。对区棠亮遭受磨难,从不动怒的林伯渠甚至拍了桌子,才使区棠亮获得了保护。

林伯渠此时虽任边区政府主席,也名列边区系统的分学委负责人,但领导运动的大权却由李维汉掌握。林伯渠处事谨慎,「慈祥剀和」,待人诚恳,在边区享有崇高声望。在毛泽东的眼中,像林伯渠这样的忠厚长者只可列为「好好先生」一类,[53]显然不是领导此类整肃运动的合适人选,故有派李维汉来边区政府协助工作之举,而李维汉本人也属被考察的对象。

在1943年抢救高潮之际,边区系统许多原由林伯渠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红旗党」(林伯渠曾任中共驻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代表,多次前往重庆),林伯渠虽然多加安慰,一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告诫这些被整青年,「你们可不要说违心的话,要实事求是」。 [54]1943年9月后,边区政府系统一批被怀疑为有问题的干部先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三部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在「抢救」中,边区各机关「捷报频传」。边区政府研究室、法院、财政厅、教育厅都挖出了「特务」。散文家吴伯箫此时任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更成为边区远近闻名的「特务头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进行内部审干、肃特试点时就选中了黄亚光作为「国特」的标本,将其秘密逮捕和关押。到了「抢救」展开后,又将黄亚光拉出来,逼迫他指控所谓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处关押。

由著名戏剧家塞克任院长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除干部受冲击外,还波及一般勤杂人员。有一个为剧院赶大车的人,被诬为「特务」,遭捆绑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 [55]

延安保育院为延安唯一收养干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儿园,该院的工作人员也无法躲过「抢救」。李维汉承认,在保育院曾出现「车轮战」的过火现象。

在直属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县和边区各县也展开了紧张的反奸、「抢救」运动。

1943年4月,康生将其妻、时任中宣部干部科科长的曹轶欧派往延安县担任县委委员和县委宣传部长,曹轶欧下放延安县的目的是创造一套群众性反奸运动的经验,以证明毛泽东、康生发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的合理性。

曹轶欧甫抵延安县,迅速将所谓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风学习班,她以「大反右倾麻痹思想」、「提高对敌斗争警惕性」为口号,一口气把延安县宣传部部长许平、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蟠龙区宣传科科长黄流、县委宣传部干事杨志功等打成「特务」、「汉奸」。曹轶欧继而发起「坦白运动」,再施之以「瓜蔓抄」战术,将一大批区、乡干部,小学教员,定为「特务」。川口区宣传科科长蓝琳彬在诱供、套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三面间谍」,即「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意大利特务」,她何以荒唐至成为「意大利特务」,乃是蓝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组部秘书长)此时已被定为「意大利间谍」。另一女干部,牡丹区宣传科科长苏平,因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被曹轶欧指控用「美人计」引诱农民干部做特务,下令将其逮捕人狱。[56]

1943年7月7日,延安县举行群众性反奸坦白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经曹轶欧训化的男、女干部纷纷上台坦白,承认组织暗杀队,企图杀害党的干部。曹轶欧则号召失足分子抓紧坦白,宣称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57]大会持续近一天,最后由胡乔木讲话,揭露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罪恶。[58]

9月4日,延安县在蟠龙召开四千人参加的除奸动员大会,高岗发表了极具鼓动性的反特动员讲话,紧接着有二十三人上台坦白,这些坦白的人员在两天前受到高岗的亲自接见,高岗「赌咒发誓」,保证他们坦白后绝不会被杀头。 [59]最后大会安排一个已经坦白的「特务」的「白发老母,踩看小脚,蹒跚的步上主席台,在沸泗横流中感谢中共对她儿子的宽大为怀」。 [60]

曹轶欧在延安县的蹲点为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据:

—、各类特务运用种种办法已全面渗透到边区,不仅城里有特务,广大农村也有特务,敌情之严重,远远超过原有的估计。特务的破坏活动五花八门,从散扩谣言,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到收集情报,拉拢干部下水,以及组织暗杀队,阴谋杀害干部。因此必须发动群众性的肃奸反特运动。[61]

二、特务分子多为文教系统的干部和小学教员,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延安县所属各区的宣传科长几乎全部是「特务」,所以知识分子应是被清查的重点。

三、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可促使特务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务又可作为示范,为挖出更多的「特务」服务。

四、利用召开坦白大会,让已坦白的特务上台现身说法,可以焕发边区人民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警惕性。过去边区自卫军(民兵)对锄奸没有感性认识,现在知道特务、汉奸就在身边,于是加强了警戒,仅延安县牡丹区,十几天内就在查路条中发现了三十二个嫌疑分子,全部交给了政府处理。 [62] 

曹轶欧的经验为运动的深化加注了动力,边区各县以延安县的经验为榜样,纷纷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绥德地委在「抢救」中雷厉风行,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特务。杨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其妻韦君宜当时是地委《抗战报》的编辑,很快就被当成「特嫌」揪了出来。杨述因是从四川来的地下党员,此时因四川党已被定为「伪党」,遂被关进整风班交待问题,每天凌晨,还要冒着十二月的寒风在无定河边劳动。韦君宜受其夫牵连,也被组织怀疑,她虽然带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窑洞,搬进一间四处漏风的破房。韦君宜万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想着自己抱着纯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却被弄成这个样子,「万感莹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63]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馀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64]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65]

陇东地区的「抢救」更是酷烈,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公开提出,由于1935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所以从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66]刘晓——离休前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陇东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庆阳做财贸工作。「抢救」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被押进专署保安处,受到十天十夜车轮战和假枪毙的威胁,而审讯人员则每两小时换一组人。刘晓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陇东地委办的整风学习班中,曾被评为模范县长的华池县县长汉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一棵树上自杀而死。一位曲子县完小被集中来的女教师,吞了图钉自杀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则因灰心绝望准备出家遁人空门。[67]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68]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 [69]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70]

五  中央党校的「抢救」

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则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

中央党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党校一部设在小砭沟,在该部集中的大多为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1942年2月后,黄火青改任中共党校秘书长,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党校二部驻在王家坪,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党校三部驻在兰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立第三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和阎达开。党校四部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五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71]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2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72]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73]

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74]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75]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76]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77]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78]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审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79]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80]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81]

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82]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

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83]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  [84]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在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85]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它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习」。[86]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87]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88]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89]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六  延安白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90]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91]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了。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92]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93]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94]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95]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看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96]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97]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98]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99]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100]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101]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102]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103]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104]

1944年5月,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机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105]

显然,西北行政学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员440人。  [106]

八  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107]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108]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109]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110]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看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 [111]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112]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113]  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114]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115]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116]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117]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着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118]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于,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怛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根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119]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120]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看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馀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121]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122]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123]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124]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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