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评论三篇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萧功秦:(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

《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酷的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就笔者所知,虽然1980年代以来,就有戴睛、陈永发、杨奎松等人对延安整风历史作了若干局部的研究。然而,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煌煌大作。

高华所研究的,就是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与历史选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脱布化"的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革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革命主义是如何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如此宏大的历史问题,这部著作却是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以历史事实的强烈的自然的逻辑,而不是以空泛的西式的价值理念或什么理论框架。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作者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可以这么说,经由作者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我深为钦佩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显示出来的极高史学悟性与对史料的独到的穿透力。作者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本书的作者多次对笔者谈到他治学的风格与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过度解释",在作者看来,治史者对史料固然需要作一定的解释,但国内外历史学中,却存在着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以理论解释来填充史料的不足,这种方便做法实际上是阉割了历史学本身。本书正是作者运用这种以事实说话的方式来挑战解释主义的历史学的成功尝试。三年以前,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此说得是否在理,高华是否是史学新方法的探索者,读者诸君在读完此书后会有自己的体会与判断。

就我所知,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这本书予以相当高的、甚至是极高的评价。当然,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的考察,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会引出要批判或否定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这部著作是要否定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

从作者后记中可以看出,作者无疑是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就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这可以从作者在后记中自述其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深刻同情中看到,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如果对于延安对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的吸引力,能再予以更充分的展示,那么,本书就会更全面一些,并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青年人,会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如精卫填海与灯蛾扑火一样,投入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毕竟是美丽的。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著作在新世纪诞生的这一年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纪念,是对未来人们内心踊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沉思。

走笔至此,笔者想到,前些日子,《切格瓦拉》又在北京火红起来,由此可见,当人们在世俗化过程中怀念起左派革命的诗情时,千万不要忘记左派革命的本质就是那种"登仙般的飞扬感"中的残酷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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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引起关注的重要成果。此书的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么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五章: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前五章是疏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读者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险恶环境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80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新着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着述,作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旨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着作」。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着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疏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着,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以下是笔者读完高华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

一 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舶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40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展现。如,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份子出身的人的打击以及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正如王实味指出,「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同这种根深柢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毛泽东对知识、知识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份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即使是如此,他读得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 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舶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那么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份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页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对王实味个案作了详尽分析。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而王实味最后被砍头,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成为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 知识份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份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作出生动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份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页424)从此,「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份子头上的紧箍咒。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份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甚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对于这些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则与人道原则

在共产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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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南京)

《中共党史研究新话语系统的兴起——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民间话语系统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直由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居统治地位。在大陆,主流史学家精心建构了一套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官方解释话语。这套解释话语不仅成功地同化了学者们的研究基调和研究结论,使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而且它还为学者设置了重重的研究壁垒,严重地禁锢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西方,中共党史研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注目焦点之一。但由于他们缺乏在革命中国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形成了一种西方解释话语。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为框架,再辅以常见的史实为佐证,论证偏理论分析而少史实考辨。虽然此种话语在研究方法上多具新颖性,但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千禧年之初,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新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问世,全书凡六十万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延安整风运动为研究主题,利用极为丰富的史料,对1945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通观全书,得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该书标志着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兴起。

以求历史真实,避免"历史误读"

作为独立于两种主流解释话语之外的第三种解释系统,这种民间话语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诉求,他们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以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下面分析此种民间话语的特点:

1)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作者始终秉持据事言理的治学态度,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叙述客观性的影响。例如,作者详细地分析了30年代毛泽东主持的"肃AB团"运动,考证过程极为仔细,所引史料的来源可信度也极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分析毛肃反的原因时,并未象西方话语一样对毛进行猛烈的道德谴责,也未象官方话语一样为毛掩过饰非,而是从当时中共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毛的动机作了客观,全面而又可信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散见于书中的各个部分,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能使读者有一种真实的设身处地的感觉。作为民间话语的突出特点,这种风格既承接了中国古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又凸显了西方史学"客观真实"的神韵。

2)全书所引证的各类资料极为丰富,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料考辨能力。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原始档案公布不多,而大量的二手资料如回忆录等却泥沙渗杂,这给学者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在史料的运用上,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根据各自的观点对史料进行取舍,从而影响了可信性和说服力。在高华的书中,所引史料几乎全为公开出版物,但经过作者爬梳鉴别及对不同史料的印证对照,这些常见资料背后的隐蔽意义随之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该书对1945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全面考察,既有微观的考证,又不乏宏观的把握。例如在对延安整风的分析中,作者对中央社会部结构和功能进行了重点分析,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证明了它在延安整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再如:作者对延安整风中采取的各种审查干部的组织措施也进行了详细考证,如首次对干部个人档案制度的建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像这样的"首次"在书中也是比比皆是。

3)作者并未采用一种或多种现成的理论作为该书的论述框架,而是以辨明史实为主要目的,这不仅为检验原有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客观标准,也为新理论框架的出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作者对中共的组织史作了十分细致的考察,理清了各系统与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西方学者运用"政治系统理论"来考察中共政治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勿庸置疑,史实的辨明为学者提供了提炼新理论框架的良机,这种新的理论框架将以缜密的事实为依据,可有效地防止中共党史研究陷入"理论先行"的泥沼。从这一点来说,高华的这部著作是对有关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的突破。

作者毕十年之力,成一家之言,其成书风格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深邃造诣和敏锐眼光。高华教授在本书付印之前,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有关1949年后中共研究的论文多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希望高华教授继这部力作后,还会有新的论著问世,特别是希望看到作者能在1949年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有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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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anctuaries. - 来自《论犯罪与刑罚(英文版)》

ARE sanctuaries just? Is a convention between nations mutually to give up their criminals useful?   In the whole extent of a political state there should be no place independent of the laws. Their power should follow every subject, as the shadow follows the body. Sanctuaries and impunity differ only in degree, and as the effect of punishments depends more on their certainty than their greatness, men are more strongly invited to crimes by sanctuaries than they are deterred b……去看看 

前言与谢语 - 来自《极端的年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分,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偏见。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之中,多数时间……去看看 

序 一生在等待的书 - 来自《与神对话》

这是《与神对话》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或第二部),书中所讲述的都是人生至为重要的事。依据原著者所说,本书的来源是创始宇宙的神,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上帝或天主。  身为此书的译者之一,我觉得我目前并不足以写一篇允当的序文或导论,主要是因为本书有许多关键性的讯息我还未能参透,还未能释然。  然而,这却是我读过的书中对我最重要的一部。或许可说,我的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书,都在想要从这样的来源得知这样的讯息。  这书的资讯来源,声称是创造我们宇宙的神。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他发言的方式,让我欣然愿意相信他是真的,我觉得他充满……去看看 

第五编 论政府的影响 第08章 论政府的一般职能及其经济影响 - 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人身和财产不十分安全的影响  在我们讨论政府应该直接干预哪些事情,不应该直接干预哪些事情以前,有必要考察一下政府在行使其一般职能时带来的有害的或有益的影响。所谓一般职能是指政府在所有社会都行使的那些职能,指大家都赞成政府行使的那些职能。  政府的第一项一般职能,就是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用说,政府能否很好地执行这项职能,对社会的经济利益是有影响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也就等于说是人们所作出的牺牲或努力与目的的实现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意味着播种人不一定能得到收获,生产者不一定……去看看 

第九章 法律与防御力量的关系 - 来自《论法的精神(中文版)》

第一节 共和国如何谋求安全如果一个共和国版图狭小,则会亡于外力;如果疆域辽阔,则会亡于内部的邪恶势力。这种令人沮丧的双妨害,即使在民主国家和贵族国家也是在所难免的,无论其政体是优越还是低劣。这种弊害来源于事物的自然法则,任何法制形式都无法医治。如果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融共和政体的内在优越性、君主政体的对外抗争力为一体的政治体制的话,则极有可能,人类最终被迫永远生活在一人独裁统治的政体之下。我所说的这种政体便是联邦共和国。这种政府的组成形式是一种协约。依据这种协约形式,几个小型国邦联合而成一个更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