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穿越大漠南北

 《林彪坠机真相》

  1965年12月9日,夜11时许,我怀着丢开一个多月烦恼和焦躁如释重负的舒坦,和对前景未卜的一种茫然两相混杂的心绪,离开家门踏上旅途。在只有单位领导和同事送行而无任何亲人陪伴之下,来到北京火车站,乘上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铁路联运的旅客特快列车。从此一去,完全没有料到竟然在大漠那边的国度里,度过了八个春秋。并且,还碰上了党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被指定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乘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境内这一举世震惊的不寻常事件。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

  1965年冬天,我奉派去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蒙古)大使馆工作。

  这个冬天,北京少雪、干寒,天气老是似晴非晴,似阴非阴,早晚还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但是,人们的心情却没有因天气而压抑,相反都比较开朗舒畅。天灾人祸酿成的三年经济困难,饿肚皮“瓜菜代”已逐渐远去,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老百姓营养必需的粮、油、肉、蛋,虽然数量不多且要凭票供应,但终究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到,孩子们几年来满是菜色的脸庞,也渐渐重新泛出了红晕。人们当然怀着比过去几年高得多的热忱和信心,准备迎接1966年的到来。

  但是,我的心情却难能开朗和舒畅。10月上旬,人事部门通知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驻蒙古大使馆工作,给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天哪,短短四十五天那么多事我得干完:交代本职工作,阅读有关蒙古的材料,拜访相关部门领受任务,看望使馆内未见面的几个同志的家属,还有制装。蒙古属于高寒地带,必须有一套抵御严寒的装备,一件皮大衣光制作也得个把月。而且,老母生病未愈,妻子下到河北定兴县搞“四清”回不来,一个孩子刚上小学,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为了安排好所有这些事,我简直是日夜奔忙,头昏眼花,内心一片焦躁,完全没有那个年代能够出国而感到幸运的心情。能否要求宽限一点时间?张不开口!“服从决定,决不讨价”,是五六十年代干部的普遍心态,也是我一直信奉的原则;而且,我反复琢磨,这么急着让我走,必是有点原因。

  蒙古人民共和国,旧称外蒙古,是一个深居内陆有些神秘的国度。对中国人来说,它既亲近又疏远。

  我的一个要好的邻居,看我忙得团团转,主动来帮我料理家务。在送走给我老母治病的医生之后,我同他闲聊起来。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到外蒙古算什么出国,那原来是中国的地方,就同内蒙古差不多。”我正在考虑怎样回答,他怕对我太刺激,马上换了一下口气:“当然,这地方离国内比较近,每年能回来休假一次,也不错。”我完全理解,邻居的话并没含有对我出国的轻蔑之意,而是同不少中国人一样,对外蒙古的沧桑巨变不甚了解。

  毋庸讳言,直到20世纪20年代,外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历史上,它北邻沙俄、东近日本,直接受到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沙俄早在18世纪,就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觊觎着这块人烟稀少、天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官方刊物曾公开声称,俄罗斯在外蒙古有特殊使命,戈壁沙漠是帝国远东和东南部的天然边界。不过,当时沙俄的侵略重点在于鲸吞整个满洲(中国东北),对外蒙古的入侵还放在次要位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60年清朝政府被英法联军打败,沙俄乘机强迫清廷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去大片大片的领土,并在蒙古地区攫取了许多特权。

  1904—1905年,在我国辽东半岛爆发了两个侵略强盗之间的格斗——日俄战争。结果沙俄在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失败,遂与日本签订了划分南北满洲势力范围的密约,把南满让给日本,换取日本承认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从此,沙俄把在中国北部侵略扩张的重点转移到外蒙古。1911年,它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际,怂恿外蒙古喇嘛黄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私自签订了非法的《俄蒙协约》。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5年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后来,沙俄陷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接着其国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沙皇的专制统治被推翻。1919年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11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并呈请恢复旧制,中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宣布中俄之间关于外蒙古自治的文件无效,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并派西北守边使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恢复了领土主权。未几,徐军主力从外蒙古调回关内参加军阀混战,只在库伦及其以北蒙俄边境上的买卖城(今阿勒坦布拉格)留驻少量兵力。

  1919年初,外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在库伦先后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不久这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起来闹革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20年夏,在中国由英美操纵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执政的亲日本的安福系军阀,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在蒙古进行阴谋扩张的安福系走狗。因此,日本决定利用被苏俄红军击溃后逃窜到中国东北的白匪军残余部队,在蒙古为自己攫取地盘。同年10月,日本的走狗、白匪头子温甘伦男爵,带着他的800名将士组成的骑兵师进入蒙古境内,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和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支持。1921年2月3日,温甘伦的匪军击溃了中国驻军,占领了库伦。2月15日,温甘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政府的成员由温甘伦指派。温甘伦的罪恶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政府,把外蒙古变成未来的反苏战争基地。因而,反苏备战和供养其军队的沉重苛捐杂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劳役,全部压在蒙古劳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温甘伦匪帮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反动本质,甚至一部分封建主也对温甘伦表示不满。蒙古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了。

  1921年3月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俄共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奋斗纲领。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苏木(亦称旗)劳动人民代表、义勇军代表和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临时政府于4月10日向苏维埃俄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共同反对温甘伦白匪。

  苏俄军队三个团于6月28日进入蒙古,协同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的义勇军,于7月6日攻占了温甘伦白匪军盘踞的库伦。此前,于3月上旬,苏俄少量部队曾进入蒙古边境与蒙古义勇军首先攻打了驻扎在买卖城的中国北洋军阀的部队(加上2月初由库伦溃逃至此的中国军队共万余人)。这些中国驻军在色楞格省北部,沿鄂尔浑河谷进行了抵抗,但因前有红军后有白匪,孤立无援而失败,最终溃散或被俘。7月10日,在库伦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蒙古君主立宪政府正式成立并宣布独立。第二天即7月11日,后来被定为蒙古国庆日,而解放买卖城的日子——3月18日,后来则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对于蒙古的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忙于打仗,解决悬案的谈判不了了之。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4年起,外蒙古政府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了同中国的一切来往,加上千里大漠的阻隔,它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除了苏联政府,鲜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称之为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度。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沟通与苏联的联系,在蒙古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其领土建立了国际交通线,输送往来人员和文件。当时有一些中共领导干部,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往于中苏之间。不过这条交通线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要跨越沙漠戈壁和无水草原。

  蒙古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确立的。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出兵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一致同意苏联提出的在协定第一条写上“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国答应为实现此项条款,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其余为弃权票。也就是说明99%的选民赞成独立。最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外蒙古独立。

  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继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据说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恩来总理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中蒙两国建交以后,友好关系与日俱增。1960年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蒙古,于31日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后,两国有关部门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独立以来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格瓦拉尔来华访问,于26日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之后,中蒙之间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尽自己所能给予蒙古各方面的援助。可是,好景不长,1960年苏联公开反华,蒙古跟随其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蒙关系一天天变冷。

  现在,我要去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怀着曲折复杂的历史情结,面对愈来愈冷的两国关系,真不知前途究竟如何。但说不算出国,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外交关系上,承认现实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既然我国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有关条约,就应从理智到感情上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就像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百年前沙俄强占我国远东和中亚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同一个外蒙古那么大),苏联政府必须承认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划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1919年,列宁曾宣布过应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人民已经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一个世纪之久,从实际出发不要求苏方归还这些领土。虽然外蒙古问题与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原则在中蒙之间也是适用的。我既然奉派到驻蒙古使馆去,就必须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在国家关系上,忠实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

  列车当夜驶过张家口,第二天上午驶过大同、集宁继续北去,乌兰察布盟南部大草原,在太阳照耀下泛着一层金光,令人赏心悦目。但随着列车疾驰,草原逐渐褪色,地上小石子越来越多。土木尔台车站的白底黑字的标牌一闪而过,从这里列车进入了戈壁地带。以前我没有到过北方边境地区,曾经把沙漠和戈壁混为一谈,因为书上一般都把这两个词连用,误认为两者不过是一回事。后来看了有关资料,才明白沙漠是大风一吹移来移去的那种细沙,基本上寸草不生;而戈壁地表是小石头和大砂砾组成,夏季可生长稀疏小草,大风可以把沙砾吹起,却无法使之成堆。戈壁滩上的低洼存水处,还可以放牧,野骆驼就是生活和游荡在戈壁滩上。

  不久,列车经过了赛汉塔拉车站,由于往北一直上坡,车速比较慢。这个车站只有一片平房,房前有几棵树。“塔拉”在蒙语里是地表起伏微缓的盆地。顾名思义,这里想来是戈壁滩中的一片绿洲,可惜冬天看不出它的特点。赛汉塔拉的著名之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横亘在我国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大漠南部边缘,古代穿越大漠的旅客必须驻足的驿站。

  这片大漠,南北纵深约五百华里,东西横宽近千华里。自古以来,河北、山西北部的商人,到大漠以北的库伦一带去做生意,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穿越大漠。这是一段艰险的旅程。年年春节过后,他们分别从张家口和大同出发,带上足够的货物,组成骡马和骆驼混合的商旅,到土木尔台或赛汉塔拉住下,备足粮、水、草料,探听大漠有无风暴气象,然后就途北上。穿越荒无人烟的大漠,一般要十天至半个月,如果遇上风暴,就得趴在骆驼腹下,恐怖地等待。一旦沙漠风暴连续施虐,有的商旅断水断粮,就可能被大漠吞噬。艰险的一段旅程走完,商旅们到了大漠戈壁北缘的驿站倬依伦(现名乔依尔),还要在大草原上跋涉十天左右,才能到达库伦。之后,必须在百多天之内将货物出手,8月中秋前后就得南返,再次穿越大漠。到了清朝末叶和民国初年,有些商人在漠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就在库伦开设商号,让新雇的伙计留下过冬,甚至两至三年才让回关内探亲。于是在外蒙古特别是在库伦,就留驻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人。1924年,蒙古政府宣布闭关,这些汉族人再也回不了家乡,就变成华侨,绝大部分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民族隔阂和蒙古政府排华的政策,他们无法融入蒙古社会,生活虽可维持,但政治地位低下。二十余年的闭关,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很少了解。我离开北京前,侨委的同志向我讲了一则故事:新中国成立,中蒙建交,我国驻蒙使馆人员乘汽车穿越大漠,到乌兰巴托走了一个多礼拜;建馆后通知华侨来办理护照,有一天来了几个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见了领事部主任,马上跪下磕头,口称参见领事大人,……

  说起大漠,虽然令人有些恐惧,但它也是我幼年就向往的地方。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古代军人跨越大漠征战厮杀的历史故事。后来自己学历史、看小说,不由得对这片荒无人烟的大漠产生了许多遐想和憧憬。我仰慕两千多年前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还有飞将军李广,年仅二三十岁,就统帅大军与匈奴作战,数度穿越大漠南北,直到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被赶西去直到地中海边。他们金戈铁马,不畏艰险,出入大漠,当年将士们不知是怎样一种感受。还有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征服强大的突厥,大将军李靖(在《封神演义》中被封神为托塔天王)率十万大军转战阴山山脉,灭掉东突厥,隔着大漠与强盛的薛延陀对峙。接着,大将军李■又率大军与南侵的薛延陀决战,薛延陀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漠北余部请求内附。唐朝遂纵跨大漠开辟一条驿道,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站,备马和酒肉供使差来往,漠北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

  更令幼年的我心驰神往的,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浩瀚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处于我国大兴安岭西麓,与蒙古东部草原相衔接,额尔古纳河(古代称望建河)流域斜贯其中,沃野千里,水草肥美,自古就是我国北方许多著名的少数民族成长壮大的摇篮。二千二百年前的匈奴,一千九百年前的鲜卑,一千五百年前的柔然,一千三百年前的突厥,次第发祥和展翅于这个大摇篮之中。它们兵强马壮以后,逐渐向西向南转移,或被融合或者远徙。一千一百多年前,一个新的民族出现了,这就是后来不可一世的蒙古族。

  公元840年以后,这个部族的大部分也照例向西南迁移,同留在漠北草原上的突厥语居民融合,从游猎生活过渡到游牧为主。以后,经过近三百年的繁衍,人口益众,氏族支出,地盘扩展于现今蒙古的肯特山脉以东以南的大草原上,并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又过了百年左右,原来部落林立的蒙古社会,经过相互征战厮杀,只剩下五个大的对抗集团:蒙古、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谁能兼并这些集团,谁就会成为统一蒙古民族的大汗。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一个蒙古部落的妇女,带着几个孩子在仓皇奔逃避祸,她的部落已被塔塔儿兼并。其中最大的八岁男孩名叫铁木真,他怀着父亲被塔塔儿人毒死的深仇大恨和重建本部落的宏图大志,在颠沛流离的苦难中长大。正如中国古书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少年时期艰难困苦的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不拔勇往直前的性格。后来,他又在长达八年率本部落与其他部落的相互拼杀中,掌握了善于利用矛盾、联远攻近、各个击破的军事斗争策略,锻炼了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卓越指挥才能。终于在1206年他四十四岁的时候,统一了本民族的诸部落,被拥戴为蒙古大汗,号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并定都于山青水秀的哈尔和林(现在蒙古前杭爱省北部)。

  成吉思汗即位后,制定了一系列进步的制度和法律,创制了蒙古文字,泯灭了原来部落纷立的界限,加速了蒙古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建成了一支庞大的子弟兵型的精锐军队。成吉思汗率领这支军队,对外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他独有的雄才大略去实现征服亚欧的雄心壮志。首先于1205—1207年,向西征服地处黄河河西走廊的西夏。然后,于1211—1215年,越过大漠南下,攻击占据长江以北中原土地的金王朝,破金九十个州、郡,占领金中都(今北京)。接着,又亲率二十万大军,于1218—1223年,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先攻灭西辽(哈喇契丹)和花剌子模国(今中亚乌兹别克等地),又西越高加索山区,大败斡罗斯和钦察突厥的阻击,把蒙古国的领地范围扩展到中亚和南俄。可惜的是,成吉思汗回师后,计划最后攻灭西夏和金王朝,但在1227年西夏国主投降前夕,不幸病死军中,时年六十五岁。

  成吉思汗传奇性的一生,为蒙古民族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是蒙古民族无可争辩的英雄。他死后,他的能征善战的子孙们,继承他奠定的事业,以军事手段为主继续扩大疆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四大汗国,其疆域西起现今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地中海沿岸的土耳其,东到朝鲜半岛和太平洋西岸,南迄阿拉伯海滨的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北至北极圈附近。并且,还最后灭亡南宋,入主中原,建立了大元帝国。

  诚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军队作战,具有从游牧部落战争带来的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抗拒的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比较大。欧洲人称之为“黄祸”,当时人们一提到成吉思汗便为之色变,小孩吓得不敢啼哭。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攻灭并统治斡罗斯各公国约二百五十年,致使直到现代的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

  我思古抚今,完全沉浸在大漠的遐想之中,几乎忘掉自己身在奔驰的列车里。突然,房间门被拉开,列车员告诉说,边城二连快到了。我的思绪断犹未断:是啊,过了二连就要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了,会看到各色各样的现代蒙古人,并与之打交道。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篇章已翻过了八百年,现代蒙古人是否也像我国境内的蒙古族一样,仍然是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列车缓慢地爬行,铁路两边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大大小小的沙丘,铺着小石子和沙砾的戈壁,连同它上面枯黄稀疏的小草,也都看不到了。蒸汽机车头气喘吁吁地吼了两声,列车在二连车站停下。从车窗向西望去,隔着站台是个两层楼房建筑,顶部中间挂着一个比较大的国徽,楼门楣上标着候车室几个大字,不少旅客已下车向候车室奔去,从衣着打扮看多是外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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