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蒙古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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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兴衰更替

  1966年上半年,我在工作的间隙,常到使馆的小图书馆翻翻书。这里的书不过两千册,却很适用,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两大部分,而关于蒙古的情况介绍占有相当数量。

  我来蒙古前阅看有关资料时,一直有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儿孙所创立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历史上这样一个强悍的民族,为什么会衰落?是怎样衰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图书馆里寻求答案。

  经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查考,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逐渐形成:从1206年铁木真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位,到1368年元朝被推翻,是蒙古民族的鼎盛时期;从1368年开始的北元,到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蒙古民族由盛转衰的式微时期;从1644年到1911年,是蒙古民族臣服清政府而无所作为的衰败时期。也就是说,兴盛162年→式微276年→衰败267年。

  继承祖业的忽必烈,1259年登上蒙古大汗位,建都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立了元朝。他还在当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怀有奋力开拓疆土的雄心。经过二十年的胜利征战,于1279年击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持续三百多年的并立和相互攻战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幅员之广超过了汉代和唐代。他不仅使辽东、漠北、西域、云南等地进入大一统,而且吐蕃地区从此正式并入中国,意义非常之大。在巩固了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他又立即着手恢复对西道诸王(四大汗国)的政治控制,征抚并用,使这些宗藩国维持与元朝的正常关系,并由此架起了东西方间的桥梁,使中国同外国的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极盛时期。

  忽必烈称帝后,其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邀宠大臣阿合马等人主持国政,吏治腐败,专注搜刮,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出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而这时,大漠南北受封的蒙古诸王连年相互混战,有的甚至叛离朝廷。因此,在忽必烈在位35年于1294年逝世之后,元朝已是强弩之末,皇位递传九代仅74年,农民大起义埋葬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

  兴盛162年,看起来时间不算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蒙古民族的兴衰更替,正如古书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史书称之为北元,持续年代从1368年至1402年,为漠北西部崛起的瓦喇部取代。

  明朝建立,把北元视为心腹之患,曾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企图以此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居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明王朝又从中挑拨,使之“人自为雄,各自为战”。到15世纪中叶,瓦喇封建主也先力量壮大,取代北元,西征哈密,东取辽东,南犯明朝边境,蒙古民族一度中兴。1449年,也先部在北京附近八达岭外土木堡(今怀来县东南)所进行的“土木之役”中,曾俘虏明朝皇帝明英宗,接着又攻到北京城下,只是由于明朝大臣于谦率众拒守,也先未能得逞。但从此明朝军队全部退入长城以内。不过,瓦喇部好景不长,到15世纪末叶,达延汗兴起,他消灭权臣,削平割据势力,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重新划分领地,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趋分裂。但这时已与前期的分裂战乱和经济衰败的情况不同,各部只是脱离大汗的控制,尚未兵戎相见,经济也略有发展,与明朝之间也保持着相对的和平。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朝统治者根据自己同蒙古族长期接触的实际政治经验,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民族入侵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统治蒙古族的政策。他们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起,前后花费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蒙古各部。

  首先是实施盟旗制度,将原来的“爱马克”(血缘集团)、“鄂托克”(地域集团)等大小领地拆散、合并,重新改编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旗,作为军事行政单位。通过两大行政管理系统,即实行大臣、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制“内属蒙古”系统,及实行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制“外藩系统”,以防范内外蒙古联合抗清,从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旗之上还有“部”、“盟”两级组织,旗以下有“佐”为基层单位。内蒙古划分为6盟24部51旗,外蒙古划分为4盟4部86旗。清政府还规定了旗札萨克(旗长)的权限,严格划分旗界,不准越界游牧、耕种及往来、婚嫁,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也限制了封建主滥施权力及相互勾结。

  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又将外蒙古4盟4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赛音诺颜汗部)由理藩院监督,进而按地理位置,派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乌里雅苏台(今扎布汗省境内)定边左副将军分别管辖。

  其次,为了麻痹蒙古族的斗争意志,清朝对喇嘛教采取全面保护的鼓励政策。古代蒙古族原信奉萨满教,13世纪一些外来融入蒙古族共同体的人群信奉景教,蒙古统治家族的个别人也接受了景教的信仰,但都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元代,宁玛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统治者的宫廷,而广大蒙古族人民仍信奉萨满教。及至16世纪(俺答汗时期)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之后,清朝以各种尊称名号、职衔加封上层喇嘛,敕封特殊领地(喇嘛旗),使其主持的寺庙拥有大量土地、牲畜,享有各种特权,形成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僧侣封建主集团。由于喇嘛可免除赋役,当喇嘛的人数日多,到1920年,外蒙古有寺院二千五百多所,喇嘛十万多人,占当时蒙古男子的三分之一。他们脱离生产,不准结婚生育,大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喇嘛教遂成为渗入蒙古社会每一角落,支配蒙古族人民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惟一宗教。

  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乱的重演,使蒙古社会获得近二百年的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库伦也因贸易的兴盛而发展成漠北大的商业城市。但是,广大的蒙古人民,则遭受着封建主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民族隔离和旗界封禁政策,在内外矛盾激化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变得徒有其名。盟旗制度也失去先前的约束力,蒙古社会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走向新的振兴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民族面前出现了重新振兴的曙光。

  当时,战争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蒙古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经济停顿,百业凋敝。另外,大部分领土尚在温甘伦白匪统治下,而且不甘心失败的封建主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兴的革命力量。

  人民革命党的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和新兴的政权,进行了艰巨而惨烈的斗争。

  苏赫巴特尔,1893年2月2日出生于买卖城的贫苦牧民家庭。五岁时,举家迁往库伦谋生。由于家庭贫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十四岁,被雇用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上当了一名马夫,后来又回到库伦打短工。在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清廷官吏腐化糜烂、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亲身感受到封建主和喇嘛首领对下层劳动牧民的残酷剥削。1912年,他十九岁应征参加了“蒙古自治军”,不久被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呼吉尔—布拉克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军队当过骑兵连长、机枪连长。他在军队里受到几个同情苏维埃革命的俄国教官的影响,了解到一些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十月革命爆发,更激发了他的反叛精神,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残暴,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

  1918年底,苏赫巴特尔从军队退伍后,回到库伦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由于他生活艰难却很讲义气,很快有一些人聚集到他周围,慢慢形成了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小组。1919年秋,他与乔巴山组织的革命小组开始合作,于1921年3月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称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义勇军。

  乔巴山,1895年2月8日出生于车臣汗部(今东方省)克鲁伦河畔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母亲忍痛把他送进喇嘛寺院。他在寺院忍饥挨饿地当了两年喇嘛,便偷偷逃了出来,时年十七岁。1912年,他流落到库伦,在经历了一段辛酸生活之后,考入“自治蒙古外交部”附设的一所学校读书,学习非常刻苦。1914年,他被送到俄国的伊尔库次克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库伦,目睹统治者的腐朽和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便把与己志向相同的人聚集起来,于1919年秋组织了地下革命团体,并与苏赫巴特尔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小组合作,从而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

  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俄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取得了革命胜利。1921年7月10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家政体采用了保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帝的君主立宪体制。苏赫巴特尔在政府中任军事部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乔巴山任军事部副部长,兼人民军副总司令和政治委员。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党在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首先是肃清盘踞在蒙古西部广大地区的温甘伦残余匪帮的斗争。当地的人民革命党人,在乌里雅苏台发动起义,并组织游击队与白匪战斗,但由于力量弱小,没有取得进展。苏俄远东共和国派遣西部一支骑兵小分队支援游击队,结果被白匪包围,与游击队一起共同战斗十余天,弹尽粮绝全部牺牲。苏俄红军远东司令部遂派大批正规部队,由库伦向西和由伊尔库次克向南,两路进军乌里雅苏台夹击白匪军,于1922年7月全歼白匪残余势力,生擒温甘伦,交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其次是镇压沙其喇嘛的反革命暴乱。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关系密切。他不仅曾怂恿哲布尊丹巴秘密勾结温甘伦白匪,而且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暗中进行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府。他利用失势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对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满,广为收罗党羽,并秘密从西藏等地运进武器,密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暴乱,进攻政府办公大楼。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便被人民政府获悉,人民军在库伦进行了大搜捕,暴乱阴谋被粉碎,沙其喇嘛被处决。

  更严重的事件是人民政府总理鲍道企图发动政变。鲍道出生在一个封建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还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蒙古革命以前,他在一个寺庙当喇嘛。革命发展到库伦,他离开寺庙加入人民革命党,受到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信任,人民政府成立时被推选为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就任以后,在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反对激进的改革,在国际上主张不仅仅同苏俄保持联系,还应同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保持来往,这就同苏赫巴特尔、乔巴山等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斗争的结果,鲍道辞去了总理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职务。他为了寻求自己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不仅在库伦积极活动,宣传他独特的思想,还向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阐述政治主张博取同情,甚至偷偷地于1922年5月跑到中国沈阳,动员军阀张作霖出兵外蒙古,回蒙古后继续同张作霖暗中来往。他的这些活动,当然为人民革命党所不容,最后以阴谋进行反革命政变罪,将他及其同党沙格达尔扎布(司法部长)、达赖喇嘛(内政部长)处以死刑。

  1923年2月22日,苏赫巴特尔被人毒死于医院中,这对全蒙古人民和人民革命党无异于晴天霹雳。苏赫巴特尔在层出不穷的反革命事件中,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他虽然只有三十岁,也感到精疲力竭,便住进医院休养治疗。一天晚上,他服药后正躺在病房看报,忽然腹部剧痛,头晕目眩,昏迷不醒,医生进行急救为时已晚。后来检查,死于中毒。

  乔巴山随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下令捉拿凶手。蒙古内防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未能将此案彻底侦破,最后逮捕了几名医生,枪毙了医院院长。

  事隔二十年后,1940年12月,乔巴山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宣称,是以丹尚为首的人民公敌毒死了苏赫巴特尔,目的是为了引起人民革命党的内部混乱,以达到阻挠劳动牧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

  丹尚是人民革命党的元老之一。苏赫巴特尔去世后,他担任政府副总理兼人民军总司令。他同乔巴山由政治观点的分歧发展到内斗。在1924年8月4日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双方决裂,并在嗣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兵戎相见。丹尚及其支持者被逮捕枪决。

  1924年5月20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君主立宪政体的蒙古皇帝,病死在自己的宫殿里。

  6月7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体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十天后,以政府决议的形式宣布: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11月8日,第一届大呼拉尔在库伦召开,经过十八天的讨论,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大呼拉尔还肯定了蒙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总路线。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1921年以前,蒙古经济十分落后。游牧养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牧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居民生活必需品三分之二来自畜产品,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当时没有工业、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商业操纵在中国内地来的商人和俄、日、英等国的资本家手中。没有本民族的银行,也没有自己的货币。也就是说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的自然经济阶段。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政府,1921—1922年间,首先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对土地、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商业高利贷者的债权和僧俗封建主向人民大众征收的一切捐税,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接着,又废除了旧社会封建司法机构及其刑法,取消了封建主阶级的各种特权,废除了世袭封建领主制度和农牧民人身依存关系。这些激进的民主改革措施,虽然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但因有苏俄和本国军队做后盾,达到了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从而为蒙古的经济和文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40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种植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经济部门逐渐形成。牲畜存栏头数,由1924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五万头,达到空前的二千六百零四万头,全国人均三十多头。1948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国民经济建设纳入了计划轨道。

  配合苏军抗击日寇

  蒙古的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初步振兴,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不得不转向战时的轨道。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组建关东军,成立伪满洲国,蒙古的东部处于日寇的严重威胁之下。1921年进入蒙古的苏俄红军,在帮助蒙军击溃北洋军阀驻军、消灭温甘伦白匪军之后,一直没有撤退,他们大部分驻扎在乌兰巴托东北部的军营里,蒙古百姓称该地为乌兰花(意译为红营盘)。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它成了蒙古保卫领土的依靠力量。

  应当说,在日军侵华的年代里,苏联军队保卫蒙古不受日军侵犯,的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事情并非苏联领导人讲的那么坦荡无私的“国际主义”。苏联只有毫不退让地保卫蒙古,才能保住它的远东地区。翻开东北亚地图,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它的广大的弧形领土,像一只展翅的巨雕,掩护住苏联的东西伯利亚和后贝加尔地区,特别是苏联通往远东的运输大动脉——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绕过贝加尔湖南端,就贴近蒙苏边境东进,如果日本人占领了蒙古,在蒙苏边境打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远东地区即唾手可得。据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那么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而一个独立的、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古,将会保证苏联的长期安全”。

  1939年,侵华日军经过两年的战争,占领了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军节节败退,蒋介石在能否坚持抗战上陷于严重动摇,在日本人的诱降之下,派出代表到香港与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大为膨胀。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认为,最后解决中国问题已指日可待,下一步在东亚的军事战略是“南进”(打入英美势力范围)还是“北上”(入侵苏联领土),应该予以定夺。坚持“南进”主张的主要是其军内传统影响势力较大的海军,而坚持“北上”战略的主要是掌握军权的陆军。驻扎在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对于同苏联开仗早就跃跃欲试。“南进”还是“北上”两种主张争持不下,日军大本营决定让关东军试探一下苏军的虚实。

  日本关东军早在1938年7月,就曾经在吉林省东部边境与苏联交界的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地区挑起过边境冲突,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反击下,日军败北。关东军将领认为这个地区处于吉林与苏联、朝鲜交界处的倒牛角尖内,地域过于狭窄,兵力无法展开,于是决定在海拉尔以南与蒙古交界的诺门坎地区进行突袭,如果苏军不参战或者其参战部队战斗力不强,日本关东军就加大兵力攻占蒙古,为下一步进攻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建立基地。

  诺门坎(也称诺门罕)在海拉尔以南约二百公里的哈拉哈河畔。哈拉哈河(苏联地图称之为哈勒欣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流入贝尔湖。这条河流经的草原,地势平坦、开阔,低洼处有沼泽。翻开蒙古地图可以看出,蒙古东部的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像一只犀牛角插入日本占领的“满洲国”,地理形势对日方不利,日本关东军早就想把它切掉。位于这个突出部东北角的哈拉哈河,传统上是在蒙古境内,但边界从未划定,给了日本人可资挑衅的借口。1939年5月11日,数十名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巡逻,“满洲国”警备队奉命把他们赶回河的西岸。双方你来我往,冲突范围越来越大,遂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哈拉哈河战役(苏联称之为哈勒欣战役)是一次关系远东战局如何发展的战役,孰胜孰败无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和蒙古都是十分重要的。

  蒙军在哈拉哈河战役中,配合苏军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受到了一次实战的“洗礼”。

  蒙军从1921年诞生时起,只在当年跟随苏俄红军攻打过北洋军阀部队驻守的买卖城,而那时它只不过是一支二三百人的游击队。后来组建正规军,数量也不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直接威胁到蒙古东部的安全。蒙古政府决定扩军备战。到1937年,蒙古武装力量(包括作战部队和军事机关、军校等)已发展到四五万人。当时全蒙古人口约80万,军事人员占5%—6%,这对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国度来讲,动员程度如此之高,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蒙古是马背上的国家,青年人个个都是善骑好斗,入伍后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驰骋飞奔;他们性格强悍,经过一番军事训练,就可成为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参加哈拉哈河战役的蒙军骑兵师打得很好,蒙军装甲营在巴英查岗的争夺战中打得尤为出色,受到苏军指挥官朱可夫将军的嘉奖。

  哈拉哈河战役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5月11日至31日。

  日蒙双方边防冲突逐渐升级之后,日军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投入战斗,并动用一个轰炸机中队。蒙军处境不利。苏军驻蒙古第五十七特别军(1937年9月增驻蒙古)以最快速度调来哈拉哈河前线,该军军长费克连科统一指挥苏蒙部队向日军反击。双方伤亡较大。苏军这么快地介入边境冲突,是日军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始料不及的,遂重新调集兵力,于5月28日向苏蒙军发起进攻,并派一个骑兵联队(相当一个团)迂回到敌军侧后进行夹击。没想到苏军坦克、炮兵火力异常猛烈,日军迂回兵力被切断退路、包围歼灭。5月31日日军不得不暂时撤离战场。

  第二阶段,1939年7月2日至8月30日。

  苏军统帅部基于对日军战略企图的充分估计,迅速调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的朱可夫将军赴蒙指挥。朱可夫于6月5日抵达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部、距离前线一百二十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克,了解情况之后,意识到日军很快会有报复性的大规模进攻,而苏方不仅兵力不足,并且五十七军战场准备严重不足。遂向统帅部建议,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还要求大大加强炮兵和空军力量。战役准备的最大问题是运输,好在从苏境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博尔集亚车站,南下蒙古东方省会乔巴山,向东折向塔木察格布拉克,1938年就修建了一条窄轨铁路(总共二百三十八公里),这时派上了很大用场。在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同时,朱可夫奉上级命令,取代了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职务。

  日本关东军也在调集兵力。由于日方自视过高,对苏军估计不足,调集的兵力除补充损失较大的第二十三师团外,只调来关东军精锐的第七师团和一个坦克联队,但大大加强了空军兵力。

  整个6月份,双方在调集兵力的过程中,为争夺制空权,空军展开了激战。其中,6月22日这一天,从哈拉哈河前线到蒙境的塔木察格布拉克,日军一百二十架飞机同苏军九十五架歼击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均有不少损失。

  7月2日,日军开始地面进攻。其战役目标是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全部苏蒙军队,尔后前出河西歼灭苏军预备队。日军指挥部对其胜利十分有把握,甚至把一些外国武官(主要是德、意)和新闻记者请到作战地区观战。但是,由于其投入的兵力优势不大,且遇到苏蒙军的坚决抗击,战争陷于胶着状态。此期间,双方在河东岸争夺巴英查岗地域的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受到重创。

  这时,关东军才深感苏军比想像的要强大得多,除将主力第七师团及一个骑兵团全部投入战斗外,又调集第二、第五师团前来,并在海拉尔组建第六军团指挥作战。日方完全没有料到,苏军调集了比它更为众多的兵力,特别是大量的坦克、装甲部队,总共:步骑兵四个师、坦克兵二个旅、摩托装甲兵三个旅、空降兵一个旅,以及大量的炮兵。苏蒙军指挥部由57军军部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部,朱可夫就任司令,他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日军第六军团。

  8月20日,苏蒙军发起了围歼日军的总攻战役。这是一个星期天,日军指挥部认为苏军不会马上进攻,竟允许其将、校级军官到海拉尔等地休假。5时45分,苏军开始地面炮火准备,同时,出动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和近一百架歼击机,对日军阵地凶猛突袭。然后,在第二次地面炮火准备开始延伸射击时,8时45分,苏军部队以坦克、装甲兵为先导开始冲击,蒙军骑兵从侧翼配合。一线日军阵地迅速崩溃,但善于近战的日军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惨烈的战斗一直打到8月30日,日军第六军团被全部歼灭。

  此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总共十万以上,够得上一场局部战争。苏军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趾高气扬的凶焰,使日军大本营清醒地意识到“北进”并不像他们1919年打到伊尔库次克那么轻而易举,在战略的选择上必须贯彻“雷公打豆腐”的原则。

  苏军获胜日军惨败后,苏日双方转入外交程式的边界谈判。苏军大部分兵力留驻蒙古,组成一个集团军(苏德战争爆发后,按苏军统一序列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主力驻扎在塔木察格布拉克,一部分兵力驻乌兰巴托。

  二次大战显身手

  蒙古人民军经过了哈拉哈河战役的洗礼,全军上下充满着战斗的豪情。1942年在苏德战争的战场上小试牛刀之后,于1945年,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中大显身手。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迅速突破苏联的西部防线,长驱直入抵达苏联的腹地。苏联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

  蒙古人民全力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仅在1941年就捐献了一百四十节火车车厢的价值六千五百万图格里克的物资,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二百五十万图格里克、十万美元及三百千克黄金。苏联利用这些资金和蒙古人民直接的现金捐献,购置了五十三辆坦克和一个航空大队的飞机。蒙古标号的坦克编入苏军近卫坦克第一百一十二旅,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在苏空军近卫航空兵第二团的编制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胜利。1941—1942年,蒙古人民还送给苏军三万五千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德军进抵莫斯科城郊,苏联军民英勇保卫首都的危急情况下,蒙古人民军派出两个骑兵团,直接参加了保卫莫斯科的战役。第一骑兵团团长为丹纳多济,第二团团长为阿尔拜格,他们都是苏联伊尔库次克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曾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两个团总共兵力一万多人,配备了最好的马匹和精良的马刀及自动步枪,于1942年2月1日,乘坐一列专用火车向苏联腹地飞驰。

  这时,苏联红军已顶住了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转入了局部反击,并在筹划向德军发起总攻。蒙古两个骑兵团团长到达苏军总参谋部,见到了朱可夫大将。朱可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长问短之后,决定将这两个团编入西方面军科涅夫上将指挥的部队。他们到达前线,正值总攻将要开始,科涅夫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骑兵机动、灵活,可以脱离后方作战的特点,绕过敌人的炮兵和坦克阵地,从侧面楔入敌人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发起猛攻。

  总攻开始,蒙古两个骑兵团犹如猛虎下山,骑着慓悍的骏马,挥舞着马刀,踏着厚厚的积雪,绕过了德军正在运动的坦克和炮兵,从侧背冲向敌阵。尤其是丹纳多济一马当先,以一当十,冲在队伍的最前头。蒙古骑兵团的兵力虽小,但使正在后退的德军一时陷于混乱,正面苏军得以迅速推进。到4月20日莫斯科会战结束,丹纳多济出色地完成了十余次冲锋任务,科涅夫上将高兴地称赞他为“马背上的英雄”。

  蒙古骑兵更为辉煌的战绩,是在1945年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蒙古政府也同时宣布对日开战。百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发起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其中主攻方向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蒙古东部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为中心,向两翼扇面形展开,齐头并进。蒙古军队第五、六、七、八总共四个骑兵师,被编在方面军右翼的第十七集团军的右侧,越过蒙古东南部的无水草原和部分沙漠戈壁,向中国境内多伦到张北一线的日军和内蒙古德王的伪军发起进攻。

  蒙古经过战时动员,军事力量增长到八万至十万人,动员能力已达到其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就是说只要能上前线的青年人都参军了。虽然武器装备都是苏联供应,但吃穿用对蒙古国民经济来讲也是沉重负担。好在进攻发展神速,只用了八天就占领了张北、多伦和赤峰。

  蒙军的英勇作战,得到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当时担任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后曾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扎哈罗夫元帅,在其主编的《结局》一书中这样写道:

  蒙军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实施的进攻,具有重大的战役意义。它切断了日本在满洲和华北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华北,敌人配置了预定调往满洲的重兵集团。

  敌人无论如何也未预料到,苏蒙军队会从察哈尔沙漠实施如此沉重和迅猛的突击,致使关东军指挥部陷于这般境地。可是,苏蒙骑兵(按: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一个第五十九骑兵师)却越过无水的沙漠和盐碱地实施了这样的突击。这次沿沙漠草原实施的机动,打乱了日军指挥部的计划,使其无法在这里组织可靠的防御。

  蒙军官兵是天生的骑兵。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明显的方位物,没有村镇,稀疏的水井,灼人的阳光,这就是蒙古人的故乡景象。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爱马的习惯,并代代相传;入伍后,他们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实施长距离的行军。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一周驰骋六七百公里,对蒙古战士来说是很普通的现象。

  扎哈罗夫接着描写蒙古骑兵前赴后继强渡山洪滚滚的河流的动人情景。如果苏联人不是对“黄祸”代代禁忌,扎哈罗夫说不定会称赞蒙古骑兵战士不愧为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9月14日,为了表彰蒙古军队在远东战役中的重大贡献,授予蒙古人民军二十一名将军和军官以苏联勋章。这批将军和军官,后来都成为蒙军的中上层骨干。一直到70年代初,蒙军领导人还是这些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和“远东战役”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