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度过奇冷的冬天

 《林彪坠机真相》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8年冬天奇冷,白毛雪一阵阵卷地飞舞,气温每天都在零下35度以下。乌市街道上很少有行人和车辆,郊区大草原上,更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将近年底的一天,蒙古报纸报道:驻蒙苏军的一名少校,带两个士兵,由达尔汗乘车到乌兰巴托,傍晚在离乌市不远的雪原上迷路,汽油耗尽,三人活活冻死在车里。第二天,驻乌市的苏军派出车辆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完全冻得僵硬的尸体,而在离他们嘎斯69车不远处,有尚未被雪完全封埋的卡车轮带痕迹,说明夜里曾有车从旁边驶过。看了这段报道,使人颇费思量:按蒙古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草原上行车抛锚,特别是恶劣气候下,过往车辆有义务相互救援。为什么这辆苏联军车无人援救呢?

  我同小毛两人去参加蒙古政府举行的新年招待会。酒会进行中,发现苏联驻蒙古大使和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在高声交谈,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俩借同蒙古朋友碰杯寒暄,挪近去听听他们在谈什么。小毛告诉我,苏联大使在训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责问为什么夜里不派人到郊区去寻找那辆车,为什么过往车辆见死不救……苏联大使个头挺高,身材慓壮,面皮本来就红,又加上喝酒助劲,站在小个子阿勒坦格尔勒面前,居高临下地指着对方鼻子发脾气,活像古庙山门里四大天王中那个红脸的恶煞。阿勒坦格尔勒则左一个“大使同志”,右一个“大使同志”,赔着笑脸想解释几句,总也插不上嘴。这种情景完全像老子训儿子、主人对仆从,我真替蒙古同志感到可怜。

  这个冬天在中国使馆里也发生了一起相当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9年新年过后,不几天就是农历除夕,使馆举行春节联欢晚会,驻蒙古建筑公司的留守人员,及友谊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全来参加,一片欢乐气氛,大家暂时打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突然锅炉工慌慌忙忙来报告,后院锅炉房通往食堂的热水管冻结了,初步检查冻结的一段是在宿舍楼前的地沟里。我和经援专员老王一听就有点慌神,急忙问室外温度多少,锅炉工说零下39度。坏了!热水管冻裂,使馆的二十几号人吃饭怎么办呀?

  我同老王商量,晚会不能停,不能冲散大家的欢乐情绪,由领事部主任老孙主持继续进行。我俩悄悄地传唤使馆的工作人员,总共十几个人,立即跑到后楼去抢修热水管。经查明,冻结水管所在的地沟里又矮又窄,但要修理,必须下到地沟用喷灯烤化冻结点,时间不能拖延,否则整条管子冻结,热水通不了,管子就可能爆裂。我的内心真是火急火燎,没有感到耳朵都冻僵了。老王马上打发司机去工地借来喷灯,然后五人一拨下到地沟去烤管子。在地沟里,人坐着刚能直起腰来,要用喷灯烤只有仰面躺下,端起灯来向管道喷火。三十多米的管道,冻住的部分约有一半,这样每人管三米,全然不顾地沟气闷,空气稀薄。正烤着,发现冰冻向管道另一头迅速扩展,很快三十米都冻住了。这时已近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40度。

  我和老王也紧忙拿喷灯下地沟,七个人每人管五米。地沟只有两端出口,里面本来空气不通畅,加上七个喷灯火焰带出的一氧化碳,熏得人出不来气,第一拨下去的人有的已感到头晕。第二拨八人马上下沟换班。上来的人大口大口喘气,看来有的同志已经有点一氧化碳中毒。老王指挥,10分钟后再换一轮,他不让我再下,可是我怎能不下呢!我下沟烤了一会儿,就感到气闷头晕,刚换班上去的司机大扈主动下来换我,说留下馆长好对外。这种顾全大局的同志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接着又换了两轮,总共用了四十多分钟,锅炉工来报告,循环泵启动了,管子热水通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十来个人顾不上零下40度的严寒,躺在地面上喘着粗气,有的同志已晕得迷迷糊糊。参加晚会的医生、护士赶来了,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马上都抬到医院去连夜救治。

  这是一场拼命抢险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事后想起来也够惊心动魄了。蒙古的冬天实在是可怕,一点也不敢大意。

  抢救热水管后不几天,使馆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苏联士兵,夜间从友谊医院与使馆之间的隔墙跳进使馆来,就近跑到锅炉房取暖。据锅炉工用馆内电话报告说,这小兵冻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锅炉工吓唬他,做出要把他填进炉膛烧掉的举动,他跪下哀求,说的什么话也听不懂。我让锅炉工把这个小兵送到前楼来,由办公室的小刘审问。这个士兵冻得筛糠似地发抖,断断续续地讲,他是苏军建筑旅的,想到中国使馆政治避难。问他为什么,他流着眼泪讲,他是图瓦人,在部队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欺辱,一直想开小差回家乡,到了蒙古听说离中国不远,就想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不歧视少数民族。小刘向他解释,中国虽然不歧视少数民族,但却不能收留苏联人去政治避难,使馆里他也不能久呆,早一点回部队去,趁其长官没有发现,就不会有事。小刘给他搞来面包、牛奶、黄油、火腿,让他饱餐一顿。他热得敞开空身军棉袄。问他为什么光着上身穿棉袄,他说军官怕士兵逃跑,晚上得把衬衣脱下光着上身睡觉。吃完饭,他脱下军靴,重新裹了一下包脚布。小刘发现他的军靴只不过是厚帆布制作,外面涂了一层发光的涂料,乍一看像是皮靴。苏联士兵也真够苦的了。他跳墙进来,又让他从原处跳墙出去,如果交给守使馆大门的蒙古警察,这个苏军小兵那就惨了。

  小刘送走苏联逃兵以后,回来问我:图瓦在什么地方?我来蒙古以前看过有关边界谈判的资料,对“图瓦问题”印象颇深。我告诉小刘,这个地方在蒙古西北的苏联境内,历史上叫唐努乌梁海,本来是中国领土。清朝在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现蒙古扎布汗省境内)设有戍边将军,管辖蒙古西部一些盟旗和唐努乌梁海。由于同蒙古边境上有一脉较高的横断山岭阻隔,对外交通甚为不便,直到1921年蒙古事实上独立,这个地方仍处在游猎社会,以狩猎得来的贵重皮毛,与来自内地的中国商人交换日用品。蒙古独立,这片中国领土即孤悬在外。1924年,苏俄囊括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了幅员广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本想把唐努乌梁海吞并,但因同中国北洋政府谈判“历史悬案”(主要是废除划占中国领土的一些不平等条约问题)未获结果,这块连不平等条约也未写进去的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不明不白地划进苏联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并未敢正式对外宣布。一直到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空前的困难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以法令形式公布:唐努乌梁海“申请”加入苏联,改名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小刘听了我的介绍,颇有感慨而气愤地说:“苏联欠我们的实在太多了!”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气温仍然是滴水成冰。孤悬在乌兰巴托以北二百多公里的宗哈拉工地,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恶性事故。这个工地留守工人和技术人员原有二十多人,到1968年冬,由于身体不好或家中有事,返国一半以上,剩下不到十人。已完工等待交钥匙的几座楼房,已经通了水、电、暖气,本来留守工人冬季可以住进去,但为了信守协议,他们宁肯住在未装修的无水、无电、无暖气的架子楼中,做饭自己轮流动手,水从楼外打来,取暖烧煤炉子,夜间点蜡烛,大小便要到楼外露天厕所,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这个工地,处于宗哈拉市的郊区,周围一片荒野,深夜时常听到狼嗥。援蒙建筑公司领导也一再告诫他们,警惕蒙古坏人抢劫和绑架。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宗哈拉工地负责人邱恩,冒雪匆匆赶到使馆,汇报前一天夜里发生的意外事故:早晨,值班人员捅旺炉火、清扫房间,发现在堆放杂物未住人的房间里,屋角有一张摊开的大幅毛主席像,上面有人屙了一泡大便。老邱让值班人员不要声张,把门锁上保留现场,自己急匆匆地赶来使馆。

  我们使馆主要领导成员和援蒙公司的两位领导人,听了汇报顿时一愣,长时间没人讲话。大家都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这种事故,一旦宣布,就成为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良久,经援专员老王开口,请大家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一下。老邱补充说明了留守工人良好的政治思想情况和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座的同志讨论后,一致认为这绝不是有意污辱伟大领袖,而是夜里便急又不敢出门上厕所,就跑到空屋摸黑扯出一张纸(屋角有成卷的毛主席像)来方便,准备第二天折叠起来扔掉,如果他想到会是毛主席像,即使胆大包天也不敢那样做。会议决定:这件事不做追查,既不上报,也不下达,如果泄露追究责任,由使馆主要领导集体承担。老王说应该由他个人承担,大家齐声表示:“集体负责,集体承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上对下隐瞒这件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宗哈拉工地的这个事故,对加强使馆领导班子的团结具有重要作用。在“文革”年代,人们“话到嘴边留半句”,“见面不抛一片心”,而能够集体负责来“欺上瞒下”,说明相互已可“全抛一片心”,彼此有了高度信任。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蒙古奇寒的冬天没有过完,又发生了使中蒙关系陷于“奇寒”的国际重大事件。这就是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这使刚刚有点缓和气氛的中蒙两国关系,跟随着一下跌入冰冻的深渊。

  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国一边,与陆岸只隔一道枯水季节可以徒涉的河岔。按国际惯例,江河边界应以主航道划线,但是苏联地图把它的边界线统统画在所有江河中国一侧岸边,于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一百多个岛屿,都被画过去成为苏联的领土。因此,两国边防分队巡逻时,不断发生摩擦和碰撞。在两国的边界谈判中,中方主张在没有解决这些有争议岛屿的问题之前,双方边防部队都不要进入;苏方蛮横地声称,根本不存在争议岛屿,苏联地图边界线内的都属于苏联所有,并依仗其军事强势,硬是继续在这些岛屿上巡逻,摩擦和碰撞逐渐升级为棍棒交加,甚至用装甲车冲撞。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69年3月2日。中方边防站长率领一个排的巡逻分队,在岛上突然遭到苏方两辆装甲车和七十多名边防军的袭击,中方分队奋起还击,双方互有死伤。7日,苏边防军三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与我陆岸间河岔上示威性地开过。15日,苏军二十辆坦克、三十辆装甲车及步兵二百余人大规模进犯珍宝岛,气势汹汹。中国边防部队退守陆岸,与身后高地上的炮兵密切配合,用火箭筒和反坦克炮的密集火力,激战九小时,将苏军坦克、装甲车打退。苏军坦克中有一辆过分冲前,在珍宝岛与陆岸之间河岔的冰盖上被打伤抛锚。17日,苏军步兵一百余人、坦克三辆,企图趁夜色救回抛锚坦克,又被中方猛烈炮火打退。

  这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国军队由于指挥正确、战术灵活,加以地形有利,陆岸上的陡峭高地,俯瞰珍宝岛一览无余,距离不过一二公里,炮兵可以直接瞄准射击,沈阳军区及时调来两个炮兵团部署在高地上,步炮密切配合,因而取得胜利。苏军伤亡较大,其边防军一辆受伤抛锚的T62坦克,苏联人怕被我军拖走,就多次用炮火轰击,不让中国军队靠近,结果轰塌坦克周围冰盖,使之沉入河底。后来,我军潜水员下水绑上钢缆,用四台拖拉机乘夜色把它拖上岸。这辆当时比较先进的坦克,成了我边防部队的“俘虏”,后来运到北京公开展览。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据事后了解,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此次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国防部长格列奇柯狂言要实施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他的主张未获通过。事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曾对熟人讲不能这么干,因为在向美国进行外交试探时,美方警告这样做要引发世界大战。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迅速升级。国内给使馆发来珍宝岛的历史归属和武装冲突实况的照片,小毛兴高采烈地张贴到使馆大门外两侧墙上的宣传橱窗里,不少来往的蒙古人,还夹杂着一些穿便衣的苏联军官,纷纷驻足观看。夜里,两个橱窗玻璃都被砸碎,照片被撕碎,其中被击毙的苏边防军上校照片,及中方缴获的苏军武器照片则不翼而飞。使馆马上向蒙古外交部提出抗议,对方未给任何答复。

  西方媒体不久即透露,苏联军队领导层里,有一些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说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实施核打击,把中国打回到“青铜时代”,要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除了有关“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外,备战成为重要议题。会后,即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全国一片紧张气氛。政府为战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苏联不甘心在珍宝岛的失败,8月13日,在新疆西部边境铁列克提的巴尔鲁克山以西地区,寻衅闹事。当时,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沿中国一侧向南巡逻;突然,从苏联境内冲出四辆装甲输送车,在两架直升机的掩护下,未做任何警告即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分队据守695.5高地仓促还击,寡不敌众,整排官兵除了一名被俘外,其余二十七人全部牺牲。铁列克提边防站本想派兵前去支援,但因兵力不足,而且695.5高地前出,与巴尔鲁克山麓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兵力难以运动上去而作罢。其实巴尔鲁克山居高临下,而苏方地形是一马平川,如果不麻痹大意,事前在山上预伏炮兵,对巡逻分队予以火力掩护和支援,可能战斗就会打成另外一个样子。

  中苏之间,党的关系决裂,国家关系恶化,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对抗。经过两次边境冲突,又出现了军事对抗局面,搞不好,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摊牌。局势是十分严重的。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委托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战略形势及决策问题,并让外交部派熊向晖、姚广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九大”政治报告中,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峻估计,曾提到要准备苏联和美国一齐来,同它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同中国接触。因为美苏对立是他面临的严重问题,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他的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四位老帅的研究小组,从1969年6月到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初步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总理。最后经毛主席同意,形成了决策性的概念: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据说毛泽东把这简单归纳为:打击一个,缓和一个。

  苏联领导人自己也清楚: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几十年冷战对峙,相互保持着核威慑的“恐怖平衡”;美国正在设法从越战脱身,并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这样情况下,苏联如果同中国开战,一旦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将意味着什么。中国有句古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仔细考量。

  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逝世。当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河内吊唁,第二天同越南党政领导人会谈后返国。9月9日,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举行。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政府代表团去越南首都,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他想在河内同李先念接触,葬礼结束时,主动与同站前排的李先念握手,李未予置理。下午,越南外交部长受柯西金的委托,向李先念表示想在返国途中路经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李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一直没有收到国内指示,李决定去机场准备回国。将要登机之际,中国使馆参赞飞驰而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国内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李先念当即告诉了给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说柯西金一个小时前已起飞返国。柯西金乘专机经印度飞回国内途中,当专机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短暂停留时,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中国方面肯定答复,同意他去北京谈判。据当时随行人员中的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回忆,他们正在宾馆围着桌子喝啤酒,柯西金突然进来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飞机起飞了,随行人员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次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次克?这时,柯西金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去,告诉他要去北京跟周恩来会谈,让他们准备一下谈判需要的材料。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乔冠华等前往迎接。之后,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进行了为扭转中苏紧张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在苏联重兵压境,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一方面被迫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仍然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谈判中,周恩来建议同柯西金达成谅解,即认为中苏之间应该继续进行边界谈判,而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项内容的协定。柯西金当即表示:“您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正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据参加谈判的库里克后来说,周恩来对谈判做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苏方则是准备了什么说什么。谈完以后,柯西金指着库里克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始终装作没有听见。

  高瞻远瞩的周恩来知道,柯西金在谈判中没有充分准备而同意达成的谅解,回到莫斯科之后是会变卦的。果然,中苏边界谈判在10月20日恢复以后,苏方反对讨论签订“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因而,边界谈判又时断时续地、长期无效地拖下去。

  不过,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形势,却因两国总理的会见与谈判,而暂时有所缓解。

  等待蒙古“气候”转暖

  蒙古报刊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跟随苏联大肆叫嚣,诬蔑我军侵占苏联领土,挑起武装冲突。其电台广播中,甚至模仿苏联的调子,叫嚷应该给中国以惩罚。但是,蒙古政府的态度却较谨慎,尤其在柯西金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之后,其外交部人员在同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中,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据我观察,蒙古当局很怕苏联同中国的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因为如果爆发中苏大战,蒙古领土势必成为战场,后果不堪设想;何况一年前开始的为接收中国援建工程,而设法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进程需要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受必须紧跟苏联对华政策这个大前提的制约,蒙古当局只能在外交接触中做些友好姿态。外交关系处于一个转折,哪怕是小小的转折,都往往是从双方轻微的表态中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古书所说“知微知彰”吧。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对于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我国外交部也着手进行考虑,由于蒙方已于7月份安排我到其北部省份旅行,年底前“投桃报李”安排了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到南方一些省份去旅行。

  这时的中蒙关系,正如毛主席那首《冬云》七律诗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等待着中蒙政治气候转暖。

  1970年4月底,我国外交部向驻蒙古使馆派来了政务参赞吕子波担任临时代办,着手研究解决中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蒙古外交部对于老吕的外交拜会,安排得比较及时,规格也不低。我两年半之久担负临时代办的重任终于卸下。驻外使馆人员的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取消了,1970年正式恢复,中断达四年之久。我向老吕交待了工作,准备回国休假。

  5月一天上午,一名身着便衣的苏军少校,进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吕参赞让我处理此事。我同办公室的小刘,在使馆里的小会议室,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这个人个头不高,黄色皮肤,身着一套不太合身的深灰色西装,神情有点紧张和拘谨。我问他:

  “您从哪里来的?”我用“您”而不用“你”,使他感到是受尊重的。

  “达尔汗市。”他怕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补充了一句,“就是乌兰巴托北面二百二十公里那个达尔汗。”

  “怎么能证明您是一名军官?”

  他随即掏出自己的军官身份证让小刘看,同时说:“我是苏联驻蒙古第二建筑旅的少校工程师。”

  我看他挺紧张的,想冲淡一下,问:“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的,我是中亚那边的吉尔吉斯人。”

  “啊,那我们是邻居,吉尔吉斯有一段边界与中国新疆接壤。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哪。”

  他看我拉起家常来,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反过来问我:“您到过吉尔吉斯?”

  “不,没有。您为什么想到中国避难呢?”

  “我实在忍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歧视,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而我们少数民族是二等三等公民。”

  “他们都怎样歧视呢?”

  “待遇不一样。他们不信任我,同样是工程师,俄罗斯人做错了,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而我做错了事,主管上校就又训斥又责骂。我们第二建筑旅是建军事项目的,他们却让我在达尔汗盖楼房,还不让离达尔汗远去,想到乌兰巴托来玩玩也不行。”

  “您们第二建筑旅,在蒙古都建了哪些项目?”

  “乌市那来赫附近的机场,还有乌市以南的战备仓库和好几个军用机场。”

  小刘不理解我想套问点军事情况,就插了一句:“我们使馆是不能接收苏联人避难的。”

  他听了一愣,问:“为什么?那我到北京去!”

  我看已转了话题,就回答说:“使馆无法收留您,北京也不能接受您避难。即使我很同情您,想帮助您去北京,您看怎么去?乘火车吗?蒙古军警监视很严,而且到处有苏联军队,您失踪了,他们能不找吗?”

  他听了这些话,顿时情绪就低落下来:“那我怎么办?我是今天早晨偷跑出来的。”

  “您尽快返回达尔汗,出来时间不长,他们不会怀疑您到过中国大使馆。”

  “那我出你们大门时,蒙古警察会抓我吗?”这时已过中午下班时间,大门已经关上。

  “您是黄皮肤,跟中国人差不多,如果警察截问,就说是来自新疆的华侨,到中国使馆找华侨亲戚的。”

  他无可奈何,站起来要走,呐呐地说:“我没有回去的路费,能不能帮帮我?”

  我让小刘给了他七百图格里克,开了大门,故意在门口握手道别,蒙古警察没有任何反应。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苏军内部的反华教育决不会放松,而这名少校冒着风险想到中国避难,足见苏联军队里民族矛盾的深重。

  我把处理情况向吕参赞汇报,并讲到去年苏联图瓦族的小兵来馆要求避难的情况,老吕也深感苏军中民族歧视的严重,还批评我给这个少校七百图格里克少了。

  6月的一个傍晚,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那时我正在使馆主楼前的晒台上,与几位同志闲聊,猛然间呕吐不止,呕吐物渐渐变成深咖啡色。我马上被送到中国援蒙的友谊医院。血压降到四十几(低压)至六十几(高压),我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呕吐物经化验伴有约250—300cc的血。医疗经验丰富的邵大夫,诊断为胃大出血,在其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采取止血急救措施。同时,在使馆和驻蒙古公司留守人员中还挑选B型血的同志,准备输血。下半夜,胃出血靠药物基本止住,第二天下午人逐渐苏醒过来。我望着为我忙碌了一夜的医护同志,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如果没有友谊医院在乌兰巴托,去蒙方医院能否及时准确诊断,能否有效地止血急救,都成问题。据来友谊医院看病的华侨讲,他们在蒙古医院抽血化验,护士根本不会用针管抽血,而是将针头插入血管,让血一滴滴滴到小瓶里,看起来令人发怵。

  在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十多天,基本痊愈,由于条件限制,没法做进一步检查。我出院后,很快办理签证回国。由于身体虚弱,在列车南开途中,顾不上沿途观察景色,只盼尽快抵达北京。回到北京后,经过医院的各项检查,确诊为胃小弯溃疡导致大出血,溃疡点已经结疤,需要继续保守治疗。这次胃出血,究其原因,是寒冷的蒙古气候对我患有的慢性胃炎十分不利。加以工作中长期精神紧张,植物神经紊乱,有时外交活动饮酒过多。这次胃出血痊愈了,但在几年之后胃溃疡又复发,不得不做手术,把胃切去四分之三。另外,在蒙古多年受寒,背部患有肌纤维组织炎,很难治愈,有时急性发作,几夜不能入睡。使馆中,在蒙古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不少患有胃病、关节炎及高血压,后来都是久治不愈,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若干年后,毛家义任政务参赞期间,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他亡故之后,既不能就地火化(蒙古无火葬习俗),也未能把遗体运回国内,不得已而葬在乌兰巴托郊区。周总理曾经引用汉朝马援的名言,反其意而勉励驻外人员:“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每忆及这位当年对我帮助甚大的亲密战友,常常太息难眠。

  中蒙关系开始“解冻”

  回北京不久,我到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第二亚洲司合并)报到,有关领导同志听了我的工作汇报以后,告诉我说已考虑向蒙方重派大使的问题。我问他援蒙未完工程怎么办,他说打算在驻蒙古大使到任之后,视情况同蒙方开始谈判。他征询我的意见,在蒙古监狱中的窦海玉,是否可与蒙方在我国狱中服刑的那松扎布交换?我表示,只有采取交换办法,才能解决这一悬案。可能有部分同志想不通,但大多数同志不会有问题。他说你返馆以后要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治疗,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8月17日至9月18日,参加了一期驻外人员学习班。由于轮换我的人还没有选定,我不得不在1970年国庆节后,重新返回乌兰巴托。回到使馆,听说8月5日我国外交部指示吕代办,向蒙方提出以那松扎布同窦海玉交换的建议。而在第二天,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约见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双方重新互派大使;重新互换新闻记者;解决乌兰巴托—北京通讯联系不畅通问题;就蒙方接收中国援蒙在建未完项目事,双方派代表团在乌兰巴托会谈;中方向蒙古移交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云登在解释这“五点建议”的含义时,特别强调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的。吕代办跟我讲,已将蒙方建议报告国内,尚无回音。我告诉老吕,亚洲司的领导说,重新互派大使和解决援蒙在建未完工程事,部里已在考虑。

  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了,它看到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想在不改变追随苏联继续反华的既定政策下,求得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中蒙两国关系的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蒙古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保持临时代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而且,援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留守人员,坚守“阵地”已达五年之久,有家不能回,继续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蒙方在提出“五点建议”后,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善姿态,但基本态度还是观望。当它在10月以后,看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陆续派出了大使,才真正着急起来,利用一切外交接触试探我方态度,甚至表示只要中方做个回答,马上就考虑派出驻华大使,蒙古政府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派出大使的国家。

  关于以那松扎布交换窦海玉的建议,8月5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提出之后,蒙方于8月17日答复同意。双方经过四次协商,8月31日最后达成协议,决定于9月2日,在二连附近中蒙边界上的双方边防会晤点进行交换。使馆领事部主任老孙,奉命前去二连处理交换事宜。窦海玉被从蒙古监狱直接押送至现场,那松扎布也从上海押来。两人对比令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伤心。那松扎布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有说有笑。而窦海玉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有些痴呆,话也说得断断续续,其家属子女望见以后,大哭不止。看起来,六个年头牢狱生活的窦海玉,受到了蒙方相当程度的折磨,为援蒙而来,竟落得如此下场!

  两国重新互派大使进行得比较迟缓。我国外交部亚洲司于11月,向部的核心小组提出了关于选派驻蒙古大使的建议。经上面层层审批,1971年6月18日,国内通知驻蒙古使馆,说经中央批准,拟派许文益同志为新任驻蒙古大使。6月21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由二司司长新提升为副部长的额尔敦比列格,面交了许大使的简历并征询蒙方意见。7月1日,蒙古外交部新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约见吕代办,正式答复:蒙古政府完全同意许文益同志为中国驻蒙古特命全权大使。

  8月12日,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有关领导,通知说蒙古政府拟派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递交了索大使的简历。8月30日,我国外交部通知蒙古驻华使馆表示同意。

  至此,中蒙之间总算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重新互派大使,这是正常化的首要标志。虽然蒙古当局没有改变它的对华基本政策,但两国之间政治上“奇冷的冬天”基本上过去了。

  许大使夫妇于1971年8月20日抵达乌兰巴托,很快递交了国书并开始外交拜会。之后,就着手准备关于解决未完工程问题的谈判,没想到却被一桩特殊事件给打断了。直到1972年夏天,才准备就绪,使馆专用电台也按中蒙互惠原则架设起来。我方组成了以许大使为团长、中国建委对外局局长武庆产为副团长,包括五名团员、十三名工作人员在内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同蒙方几经磋商,1972年10月21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到1973年3月23日,最后达成协议,随后进行移交。中建驻蒙古公司根据国家援蒙工程的条文而承建的二十二万平方米建筑项目,已建成十一点八万平方米,另有七个在建未完项目,共十点二万平方米。已建成和未完工程,总共只折价九百二十八万卢布交给蒙方。援蒙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的房产,无偿移交蒙方。华侨子弟小学,由侨协在五道巷及三站新觅场所开办。

  1973年5月,坚持在蒙古工作和留守八个春秋没有回国的援蒙公司职工,以及七年没与家人团聚的友谊医院医护人员和培才学校的教师,总共八十多人,终于踏上归国的旅途。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为了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无怨无悔地牺牲了个人利益,有始有终地圆满地完成了援蒙工作。其中,特别是友谊医院的护士,1965年冬天来蒙时,一般都刚二十岁上下,而坚持到最后的六个人,都接近或超过了三十岁。有的有恋爱对象不能回国结婚,有的则恋爱对象也没有机会去找。她们的的确确是在大漠那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她们的决心和毅力,实在是可敬可佩。

  在北京,胜利返国的八十多位同志,受到了热烈欢迎,得到了各方面给予的荣誉。但是,他们离土背乡长达八年的岁月,又到哪里去补偿呢?

  中蒙两国之间,虽然互派了大使,解决了援蒙未完工程的移交和按照援蒙劳动力(员工)协定来蒙的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移交,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是,因为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整个70年代两国关系仍有许多波折,总体上只不过维持着一个冷而不断的局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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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十八章 可能的过渡时期 - 来自《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一个病人如果通过一种剧烈的运动使他的血液循环加速流通,并因此排除了病毒或使后者自行消失了,这就是在身体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如果凭着一种新的发明变更了一个行业的劳动和工具,而代之以另一种劳动和工具,这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进行了一次革命。  如果通过哲学学说和风俗道德树立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在哲学学说和风俗道德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因此总起来说:如果通过一种精神和物质力量上的优势使旧事物退让于新事物,这就是一次革命。  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  革命万岁!  在我们……去看看 

29.言者无罪 - 来自《沧浪之水》

我把自己的犹豫对董柳说了,她说:“别傻呢,我们家有今天靠的是谁?靠人民群众?我们住筒子楼那么多年,人民群众谁说过一句可怜?人民群众是个屁!别说陈列馆不用你一分钱,就是用你几万块钱,那也是应该的。”我下了决心,反正马厅长想做这件事他就是要做的,还不如由我来抢了这个先手呢,管它妈的良心不良心。大家要骂就让他们骂几句吧,他们骂几句毕竟还是不关痛痒。   下次碰了马厅长我说:“在马厅长您的启发下,我倒想起了一个增长点,我们能不能把厅史陈列馆搞起来?也让大家看看,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这十年来,我们厅里走过的艰难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去看看 

33 要不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 来自《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六四”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江泽民说:  今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是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教育和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彻底查清一切反革命阴谋活动,不留隐患,并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十月……去看看 

二 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 来自《中国不高兴》

本文作者:宋晓军  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去看看 

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利益的残存 - 来自《有闲阶级论》

由于经济要求的压迫和身份制的衰退,神人同形同性教派以及属于这类教派的宗教信仰礼俗,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不断地趋于崩解。在崩解的进程中,渐渐地有某些别的动机和冲动同信仰态度搀杂在一起,这些动机和冲动并不一定源自神人同形同性信念,也不是起源于个人服从习性。这些在后期信仰生活中同信仰习性混合在一起的附属冲动,并不都是与信仰态度或对现象演进中的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理解相顺应的。它们的来源不同,它们对信教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也不是属于同一方向的。它们在多方面侵犯了个人服从或代理性生活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