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揭开“三叉戟256号”坠毁之谜

 《林彪坠机真相》

  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的正式结论,是由空司一批专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当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抗美援朝时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若干年后接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同志。吴法宪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以前,周总理曾找他和空司参谋长梁璞去辨认坠机现场的尸体照片,并让他们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细的研究。

  去西郊机场看飞机

  10月1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们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门口。经杨德中政委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参谋长梁璞,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专机师的政委马兰藻。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服务人员都十分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惟一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这里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李耀文代表指着我向这两位负责人说:“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他同驻蒙古大使一起去视察过飞机坠毁现场。”他们两人注视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杨德中冲着梁璞说:“你先讲讲吧。”

  这位梁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9月12日傍晚7点40分,“256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装油约十五吨,按规定“三叉戟”满载油量为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256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两吨半油。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前,未来得及加油,就是说,“256号”13日凌晨零点32分起飞时,油箱存油顶多十二点五吨。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因飞行高度三千至四千米费油较多,总耗油量九吨半至十吨。这样计算,“256号”坠毁时,机上还有油二点五吨上下。

  梁参谋长从机上油量讲起,而且讲得那么具体,却没有涉及乘这架飞机的人们,看来事前杨德中打了招呼。他讲“256号”是从山海关起飞去蒙古的,这就说明了总理在听我汇报时,用手掌在地图上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猛画一道线的含义。虽然没有人对我明讲,但我已完全清楚了这架飞机是叛逃的。

  杨政委要我讲讲“256号”的现场迫降的迹象。我简单讲了讲降落区情况,草皮被擦光成“S”形的痕迹和右边不远的浅沟,以及擦地痕迹消失,然后才是解体的飞机残骸和燃烧区。梁参谋长听说飞机是在蒙古草原上,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料,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野外降落,难度是相当大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飞回来的。”

  接着,我讲了一下对飞机坠毁爆炸的初步分析。他听完我的讲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可能速度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强调:“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最后,梁参谋长还补充说,“256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古境内无论蒙军或苏军的雷达站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蒙古一个边防站天亮以后才向边防总队报告说,凌晨2时曾发现一飞行目标在二连以东的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境。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多架大型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套上机罩,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纳闷为什么陆军来警卫空军机场?没容得我多想,汽车已开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

  杨德中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252号”。梁参谋长说,这是“256号”的姊妹机,同批买回来的。他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起来,特别指明油箱的位置。我问可否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

  来到机翼下面,我一看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同“256号”一样是总理的笔迹)写在右机翼,方向朝着地面,字的顺序是由翼尖往里排,“航”字正好在翼根处。那么,失事现场机头左边二十米远的那截残翼,自然是右机翼的内展部分,“航”字旁边那个大洞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而且,这还确证了飞机在爆炸前飘了起来,在空中翻了身,所以右翼折断到左边。我高兴地认为找到了根据,并不排除飞机被导弹打了一下的可能性,尽管翼面没有打穿。我向李代表说明了这个“发现”,几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那个洞是在“航”字的旁边,洞口是朝向地面。可是,梁参谋长并没有支持我的观点,而是兜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说:“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路和油路用的,里面有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师打开看看?”李耀文考虑了一下说:“算了,事情已经比较明白,‘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杨德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当然是白高兴了一番,李代表的分析看起来无懈可击。

  接着,大家走到左机翼下面,仰头看到翼面上“252号”几个大字,是从翼根处往外写的,这使我弄明白,坠机现场一截翼尖上有“56号”字样的残骸,是“256号”飞机的左翼,在翼根处把那个“2”字炸没了。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灯光下十分鲜艳。这不禁使我心酸,它的姊妹“256号”的机尾,将永远孤独地斜卧在异域的沙场了。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是10月1日凌晨5时。李耀文直接回家,杨德中去人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

  车开过西长安街的府右街南口,看到从人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虽然前几天从上面传达下来,为了增产节约,今年的庆祝活动分散在各个大公园中举行,不搞天安门前统一的检阅和游行,但是,节日的气氛仍然是浓重的。

  在车上,我计划早饭后去天安门广场漫步一番,可是回到招待所,倒头便睡到了中午。睡梦中,一会儿西郊机场,一会儿天安门,又一会儿似乎出现了“256号”那个机尾,……乱七八糟漫无头绪地搅和在一起。

  后来得知,杨德中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之后,立即去向总理汇报了西郊机场看飞机情况和对“256号”机翼上那个大洞的分析。据总理的卫士高振普说,10月1日中午,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看了“252号”飞机,肯定了李耀文关于“256号”机翼大洞形成原因的分析。总理虽然在十天之前就做出了“256号”三叉戟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但他一定要究根揭底,弄个明白。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敬佩啊!

  震惊和思考

  国庆节两天假期过得颇不寂寞,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前来招待所看我,驻蒙古使馆先后回国的同志也来叙谈。他们有的人问我究竟回来干什么,送文件怎么会被“隔离”起来。我开玩笑地说:“烛影斧声,千秋疑案”。的确是,两周来,许多现象扑朔迷离,思想认识虽有所前进,但总觉得这个谜很深,难以猜透。我这个人好联想,但却想不出个明确结果。

  10月3日下午,接电话通知:4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插入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57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只是注意了文件时间是9月18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视察现场的电报的第二天。

  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正好在那里,问我:

  “这会儿清楚了吧?”

  “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

  她说:“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谁能设想林彪会叛逃投敌呢!”她接着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个礼拜憋得够呛吧?现在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可以回家了。”

  我去见李耀文,他问我:“没有想到吧?”

  “向总理汇报后,我曾想到这架飞机可能是叛逃,机组里有叛徒,但绝没有想到会是林彪。”

  他问我:“你的行政级别多少级?”我回答说15级。他告诉我:“本来17级以上干部是国庆节前听传达报告的,我们从工作考虑,让你晚一些知道。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你把照片、胶卷和书面资料清理一下,移交给秘书,明天派车送你回家。”

  我立即去把秘书室存放的自己经手的一切东西清理好,向徐连儒做了移交。这批东西主要有:失事现场示意图及失事地点位置图各一张,中蒙双方参加现场调查及会谈的人员名单,许大使9月14日8点30分和20点30分两次会见蒙古副外长的谈话记录,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蒙文稿及译文,9月15日22时晚餐时谈话记录,双方一至五次会谈记录,现场拍摄的胶卷(20锭七个,15锭三个,均已冲洗),死难者遗物清单。另外,还有飞机残骸大件及死者遗体小型照片十五张和草图一张,这是我准备按现场测量距离缩小尺寸,把照片贴在草图上,做成一张形象的现场示意图,可惜来不及完成了。徐主任一一点收,我交割清楚,然后返回招待所。

  夜里,久久不能成眠,从9月14日到10月1日的凌晨,从飞机失事现场到回国汇报,从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像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晃过来,又晃过去。已经到了半夜,还是睡不着,我索性爬起来,站到阳台上吹吹风。风很凉,有点像苏布拉嘎盆地那种肃杀秋风,我紧紧裹住大衣。

  从阳台上俯瞰,新修的前三门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阒寂无人。头脑在凉风中逐渐冷却,我把这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谜基本上解开了:……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一家三口仓皇出逃,乘“三叉戟256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东北,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国境内,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256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20分钟)。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的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来不及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即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也逃不脱这炼狱般的草地大火和一氧化碳中毒。

  俗语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假设,“256号”寻觅降落场,把盘旋半径扩大到六十公里以上,就飞到了平展展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空,很容易找到那个硬地面的简易机场;假设,飞机落地不很快着火,他们几十秒钟之内就可放下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在飞机爆炸前逃生;假设,迫降场没有那么高的枯草,或者像我国关内9月,草仍绿而不黄,即使飞机爆炸,有的人摔昏后还可复活;假设,林彪等人活下来,结果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假设,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们没法摆脱死神的牢牢控制。

  我不禁仰望满天星斗的夜空,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主宰吗?难道无垠的苍天,真有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吗?要不,林彪叛逃的结果为什么这么惨,葬身于异国他乡之域,暴尸三日于光天化日之下。当我听《57号文件》第一段,头顶响起炸雷的时候,头脑里一再回绕: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他吗?然而《57号文件》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我所景仰的一个偶像粉碎了。“铁流二万五千里,直朝着一个方向……,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八路军军歌》的这几句歌词,曾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现在,一代名将就这么身败名裂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十年前,林彪曾经到过外蒙古。那是他1938年冬负伤去苏联疗养,1941年10月准备返国,来到乌兰巴托,拟取道当时的“国际通道”回内蒙的大青山根据地,然后返延安。但是这条通道已遭到日军封锁,不得已改成苏联援华飞机回了延安。那时他是声名显赫的抗日名将,三十年后,他再次到了外蒙古,却成了国人不齿的叛徒。多么可怕又可悲的历史轮回!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大之后,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能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年又出了个林彪,我们中国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悉一切,明察秋毫,怎么就没有看透林彪,还把他选为接班人,而且写入党章呢……

  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明白了那不是对拍照的“欣赏和满意”,而是感到如此结局使他“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统揽全局,身系国家安危,林彪外逃坠机事件引起的国内外巨大震动,他肯定比别人感受更为深切。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做出了“三叉戟256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使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基本上同国外脱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这是高度政治睿智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晶化。当然,这个结论后经多方面论证,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不过9月22日凌晨就做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风险。“自行坠毁”四个字,可称得上是字字千钧。

  在北京,总理夜以继日,力挽狂澜,从接获来自北戴河关于林彪行将出逃的消息之时起,一直到改变国庆游行庆祝办法止,无不事事躬亲处置,包括为防止林彪机毁人亡消息扩散,亲自下令控制知情范围,及时“隔离”驻蒙古使馆回国休假干部和跟我同行的蒙古族翻译小贺,……这需要耗费多少心血啊,需要有多么巨大的精力和多少个不眠之夜呢!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得一次不小的“地震”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生活、作息一切如常,这真可谓使滔天灾祸消弭于无声之中。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呢?爱生事寻非的美国记者,肯定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挖掘“特大新闻”。据后来了解,基辛格来华后,随行的一个美国记者走街串巷,询问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你们的副统帅好吗?”小学生回答说:“哏儿屁了。”(北京童谚语,意思是完蛋了。)美国记者的汉语有限,当然听不懂,忙问中方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忍住笑,回答说:“这是小孩话,意思是挺好。”当时,全国上下对外保密做得不错,美国记者最后只能这样写:“中国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北京市民照常上班下班……”

  第二天,10月4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新的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

  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

  从外交部招待所回家以后,我休了一个多月的假,初步学习了“批林整风”文件,11月中旬重返驻蒙古使馆。这次乘坐的是中蒙之间的小联运列车,两节车厢只我一个乘客。由于回国汇报任务完成,无事一身轻,途中与早已熟悉的列车员山南海北神侃一通,颇不寂寞。傍晚,到达边城二连,想找王站长聊聊,边防检查站的参谋说他去内蒙古军区汇报工作去了。列车进入蒙境,过了扎门乌德,天色已经黑透。我勉强克制睡意,坚持到赛音山达,想看看这里有什么动静,结果只见到车站以西山背后市区的灯光依然明晃晃的,其他什么也没有。列车一直在夜幕中奔驰,过了乔依尔才开始天亮。上午,途经巴彦苏军机场,白茫茫的雪原上,飞机仍在训飞,但起降频率似乎比9月中旬大为减少。苏军后勤基地静悄悄的,战备油罐群埋在雪里,站岗士兵已无踪影。

  “看!快向左边看!”列车员急促地喊我。这时列车已绕过博格多汗山麓,正在驶出谷地。我马上从车窗望出去,只见在土拉河边平坦的冰雪地上,一大群灰棕色的马鹿足有近百只,或站或卧,悠闲自得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它们身高体肥,其壮如牛,对轰隆隆驶过的列车毫不在意。这真正是一个奇观,我来蒙古多年只听说乌市附近森林里有上千只马鹿,但是从未见过。列车员讲:“这些马鹿是从博格多汗山松林里下来的,它们在河边玩到太阳偏西就回到山上,我们列车一年也碰不到几回,因为必须是冬天多雪、风和日丽的日子,它们才下山来。”

  列车呼啸着抵达乌兰巴托中心车站。我回到了驻蒙古使馆。这时使馆里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不久,人们心受震惊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加以在国外的纪律约束,“已经知道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没有人向我打听在国内干了些什么。不过,有时大家闲聊,开玩笑地假设:如果林彪活着到了乌兰巴托,找中国驻蒙古使馆的人谈话,逼着表态,而蒙方把使馆同国内的联系卡断,使你根本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可真是一场灾难。但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1971年10月16日晚,毛主席听取关于接待基辛格访华的方案,曾对在座的熊向晖谈起“九一三”,幽默地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后来,我归国后给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林彪坠机现场目击记》,篇首引用了杜牧这首诗。有的读者给我来信,认为这首诗只有前两句可以同林彪叛逃结果相类比。但我觉得,全诗更能比较贴切地显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以及当时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使馆,我向许大使和使馆党委介绍了回国汇报的情况之后,翻阅了回国期间使馆对外交涉的文件,对索要遗体的经过知道了一个梗概。

  9月22日,也就是我向总理汇报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紧急约见许大使,声称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口气比较强硬,根本不提在温都尔汗未完的谈判,而且重新使用了“侵入”的字眼。

  9月23日凌晨,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即总理在听了我的汇报以后签发的那份电报),许大使于下午4时紧急约见策伦朝达勒(蒙古副外长不在乌市),按指示电内容向蒙方做了表态。策伦朝达勒听了以后,也许是“自行坠毁”四个字打动了他,口吻明显比前一天变软。他表示:“注意地听了大使的谈话,并且清楚明白了,我将向外交部的领导和政府报告。”并说他个人有个问题,死难者可以说是安葬了,如何运回呢?最后,他还是希望中方对飞机如何进入蒙古领空等问题做出答复。

  9月25日,许大使再次约见策伦朝达勒,催问蒙方对我国要求运回尸体、交还死者遗物的答复。策的态度又僵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反问许大使,时间已经过了两天,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蒙方对此感到遗憾。策还无理地要求说:“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大使针对策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做出这个决定。希望蒙方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以及死难人员家属的要求,给以友好协助。”许大使并表示,对策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负责地报告中国政府。

  策伦朝达勒对许大使答应报告北京表示感谢,但又说:“如果这个问题拖延了,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合适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23日所提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他似乎感到这种威胁式口吻太露骨,又解释说:“蒙古政府必须研究了中国政府就此事所做的答复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给以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拦路虎”,不打算交还死者尸体和遗物了。处理国际空难事故,哪有要求对方提供死者职务和照片的呢?误入就是误入,哪有非逼对方写一个为什么误入的书面材料呢?他们明白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些无理的苛刻条件。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

  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蒙古当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挠中国索回尸体。我感到,索要尸体我们似乎失去了时机,假若在9月15日第一次视察现场之后,从温都尔汗打电话通过使馆向国内报告,周总理得知死者尸体均较完整,也许会决定立即派专机去温都尔汗运回,当时蒙方对死者身份处于懵懂状态,不大可能阻难。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尸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到驻外机构装备现代化通讯手段的重要性,不仅使馆应该有固定电台(按:此次坠机事件之后,同蒙方达成双方使馆互设电台的协议,开始筹划设台事宜),而且应当有游动的通讯设备,供离开使馆处理紧急事件时使用。

  我方索要遗体没有成功。在我国庆节之前,蒙方做出了一些友好和改善关系的姿态,为许大使安排了四次拜会活动,蒙古和平友好委员会和蒙中友协,为我国庆举办了电影酒会,而这类活动已停办了好几年。此外,蒙中友协还恢复惯例,向中蒙友协专致贺电。

  9月29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次日这条消息在蒙古《真理报》第四版不太显著的位置刊出。消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111°15′,北纬47°42′,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的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去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消息发布前,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曾于9月29日下午3时30分,约见许大使打了招呼,表示:关于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的问题,人民群众中间已产生了正确和不正确的各种传说。因此有关这架飞机的真实情况,需要简单地告诉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将公布这件事情的简况。策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般的报纸消息。”最后他又讲:“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飞机越境进入我国领空,我们感到很遗憾。”

  蒙方发布消息以后,其外交部刚提升为第一副部长的云登,在9月30日傍晚参加我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时,主动问许大使是否读了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那架飞机的消息。许大使表示:已经读过,有些内容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对蒙方单方面发布消息感到遗憾。云登听后未做什么反应,只说西方电台的报道经常造谣歪曲,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发消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澄清一下各种不正确的传说。在蒙方出席招待会的客人中,有位国防部的外事处长,此人对我国一贯比较友好,他私下里“咬着耳朵”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小王根据国内指示的口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段插曲说明,蒙方从国际上各方面的传闻和揣测中,似已在猜想失事飞机的死者里面有林彪。

  蒙方不肯交还尸体,但也没有大做什么文章。中蒙之间关于索要尸体这段公案不了了之。在我国国庆节以后,双方谁也没有再提及失事飞机之事,交还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蒙方继续安排许大使的到任拜会,并从11月底开始同我方进行关于结束陷于停顿的中国援蒙工程的谈判。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

  9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有增无减。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消息报道:“9月13日凌晨,中国武装部队一架喷气飞机在蒙古上空坠毁,有九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门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据蒙古通讯社称,蒙古政府抗议中国飞机侵犯其领空,并就此事要求北京做出正式解释”。

  英国《卫报》10月1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9月30日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内称: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9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关于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6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的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11月中旬,驻蒙古使馆从一位蒙古朋友处得知,有个汽车司机去贝尔赫矿区,从苏布拉嘎盆地旁边经过,看到失事飞机的中国人的坟已被挖开,有些坑已经空了。

  12月14日,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一名苏联外交官向一经常同他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讲,苏联当局已把九人尸体派人挖出,进行了详密的生物化验,证明其中一具尸体的特征与林彪一样,并且与林1956年留医莫斯科的病情记录对照,发现尸体上腭少了三颗牙齿,也与病历相符。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九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人向林彪开枪,导致飞机坠毁。

  那么,这架“三叉戟256号”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飞机上是否发生过搏斗?

  《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逐级向下传达的同时,1971年10月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周总理亲自负责的中央关于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成立,并从1972年1月起,在党内陆续发布了三批“林彪集团的罪证材料”。同时,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中央专案组成立之初,就责成空军对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做一详尽分析。

  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的正式结论,是由空司一批专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当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抗美援朝时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若干年后接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同志。吴法宪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以前,周总理曾找他和空司参谋长梁璞去辨认坠机现场的尸体照片,并让他们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细的研究。吴和梁让王海牵头,组织一个专家班子,完成此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除为首的王海部长外,成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涛及王季南、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及金华。

  专家组成立以后,中央专案组1972年5月9日派公安部的汪顺森,到外交部借来现场拍摄的胶卷及步测示意图等,加以复制放大。专家组把放大成一面墙的坠机现场示意图挂起,按残骸分布位置,贴上有关照片,详尽地进行讨论。其间,他们还到西郊机场看了同型的三叉戟飞机,边看边研究。最后于1972年5月19日,写出了研究报告:《对林彪叛国外逃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原因的分析》,经中央专案组上报中央。之后,还由王涛代表空军专家组,在京西宾馆的西大厅,挂起了飞机坠毁现场的放大示意图,贴上了关键性残骸和尸体的扩印照片,向以朱德委员长为首的五十多位高级领导人,做了飞机坠毁原因及尸体情况的汇报。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

  “三叉戟256号”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依据是,第一,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现场全貌照片表明,着陆场正前方是山丘地带,着陆方向的左侧是山区,而着陆场是一片草地,降落条件比较好;着陆方向由北而南,而其逃窜的飞行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说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对着陆地点和着陆方向进行了选择。第二,飞行员做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从机翼残骸照片上清楚看出打开了前开缝翼(按:在机翼前缘呈长条形,可向前推开),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摔打撞碰都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第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说明没有放起落架,这是野外有操纵地降落的一个特点。第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现场地面滑痕是飞机尾部接地时的痕迹(按:在视察飞机坠毁现场时,双方都认为那是飞机肚皮擦地的滑痕,滑痕右边的浅沟,是右翼撞地造成的;后来,我仔细检查了残骸照片发现,带有“中国”二字的右翼尖并无卷曲,而机尾右水平舵尖有明显卷曲);机上先掉下的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也说明尾部先着地。地面仅有滑痕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为什么降落没有成功?首先,降落的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大。减速板(按:在机翼表面后缘横排两块,飞机减速时,底下有支架将板面从后向前撑起)没打开,减小速度的反推力装置(按:在发动机内腔)也没有使用,造成飞机接地速度过大。打开减速板和使用反推力装置,在正常情况下降落,应是副驾驶员做的,而这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员。其次,从照片和现场步测示意图上看,飞机残骸散布面积为750米×80米的狭长形状,飞机破坏严重。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再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不利于野外降落。由于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因而在不放起落架着陆时,形成机腹和机翼同时接地,极易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从残骸照片和示意图看,左翼尖(按:有“56”字样的残翼)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地处仅二百米,就是说整个左翼是在落地后一百八十米范围内就已折断。降落场地虽是草原,地面仍然是不平坦的,这也是造成飞机撞击,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为什么要野外降落?一是油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不得已降落的可能性极大。从山海关起飞时,油箱存油十二点五吨。从山海关至坠毁地点,共飞行约一百一十八分钟,飞行高度从二千五百米到六千五百米,航程约一千零八十公里。根据飞行实践经验,在三千至四千米高度飞行,每小时耗油量为五吨左右。从“256号”的飞行高度和全航程估算,耗油量要九点五吨至十吨。因此,飞机到坠毁地点时,存油量只有二点五吨左右,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所以,这架飞机要在低空继续飞行,最多只能飞二十多分钟。这可能是急于野外着陆的主要原因。二是飞行员在空中没有掌握飞机的精确位置。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明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该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六十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有一机场,如果驾驶员知道自己的位置,去该机场降落的油是够的。因此,不明自己的精确位置,可能也是促使其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的原因之一。

  这个研究报告做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

  至于飞机是否在空中就起火爆炸?是否被防空导弹击伤?空军专家做了否定的结论。他们认为:

  该机空中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比较集中;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散布面就会呈宽、长、散的状况。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飞机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里。第三,若空中起火,飞机的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积焚烧。

  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从现场照片和残骸分布的情况看,该机开始接地是完整的进行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烧,因此,不可能是被击落的。机翼上那个大洞,是油箱从里面燃烧爆炸形成的。

  空军专家组的分析和结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令人信服的。9月13日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古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似仍处于假日休息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对于那么大的“三叉戟”飞机飞进蒙古竟没有反应,表明他们的雷达或者没有开机,或者开了机也没有认真值班。更有甚者,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飞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小时17分钟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就是说飞机越境进入蒙古,他们的边防系统在17个小时57分钟(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驻蒙古苏军的防空系统看来也漏洞不小。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曾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

  我曾经想过,幸亏苏联和蒙古的情报不大灵,否则肯定要对这架飞机采取措施的。而且,坠毁的飞机上是否有林彪,他们也只能在事隔两个月以后“补课”。假若他们在9月13、14日派人去检查坠机现场时,就能发现是林彪,而把消息封锁起来,让蒙方既不讲飞机是否坠毁,也不讲人员死了还是活着,那就会对我国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使我们“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好对付。

  机组人员有问题吗?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报应”,还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洪福齐天”……难道真是上帝或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的安排吗?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条原理:“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就是说,贯穿于所有种种偶然因素之中有一条主线,即是事物的必然性。林彪阴谋搞武装政变、暗害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就迫使他们除了出逃别无选择。而在谋划出逃时,偏偏他自己的女儿林立衡认为叶群和林立果可能“劫持”林彪远走高飞,向8341部队做了报告,他们在8341部队派车追赶下,狼奔豕突,一切事前拨打的如意算盘,都吓得丢到九霄云外,于是,一系列的偶然性随之而生。他们在众多偶然因素的胡同里冲撞挣扎,沿着必然性的主线滑到了绝路——机毁人亡。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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