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出事了!

 《红卫兵档案》

  地火地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十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主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 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 “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奖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 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泽东一人专用的。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飞机,以备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毛泽东在这里,通过江青的一个个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同毛泽东联系最密切的是林彪,林彪住在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别墅里,频频前来拜访。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这么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事情大体上如此。毛泽东要向“一线”进攻,手中不能不抓紧军队。

  歇息的时候,毛泽东换上游泳裤,活动几下筋骨,下到西湖里去游泳。毛泽东对游泳有着特殊的爱好,万顷碧波中,他一会儿拍打水面,一会儿仰泳——躺在水上看蓝天上的白云,心中充满豪情与遐想。

  毛泽东的这种豪情与遐想却是一次迷误。他的乌托邦理想是,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特权、“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来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军队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作为一个平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是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写了致林彪的信,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五·七指示》。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顾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报》在发表《五·七指示》时编配了一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如此构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他向往、憧憬这样一个社会,他为自己所勾勒的这幅乌托邦图景而激动不已。

  问题是要立首先得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思考,他现在又感到精力一点点重新回一邓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觉得可以向“一线”动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宾馆里,他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建议刘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几天,领略一下祖国的边疆风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到杭州开会。

  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和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宾馆前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心情不安地猜测:这样紧急,莫非是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他们知道,这几年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专机直飞上海,然后由专车接到杭州,走进会场,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态度很严厉。他明确地指出: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到激动处,毛泽东站起来,手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往下一劈:“要向中央进攻!”

  刘少奇、陈毅等人无不骇然。

  实际上是在演戏。这场戏是演给刘少奇看的。趁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之机,毛泽东已作好部署,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风风火火起草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决彭真问题,只是运动“揭盖子”的开端。

  摆在刘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于挨批而瘫痪,打倒彭真只是迟早的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通过康生对会议进行遥控指挥。

  这次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主持者刘少奇却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

  头两天,由康生作了长达八小时的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康生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起讲到1966年,重点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

  5月7日上午,陈伯达讲话。他用“新帐老帐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这种办法特别恶劣。按照这种办法,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则过错越多;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辩,很容易把人搞臭。

  这三天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些讲话给了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使与会者震惊。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为了加强火药味,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由林彪讲话。林彪的这次“五·一八讲话” 大谈政变经,曾经是很有名的。

  林彪对读书并无多大嗜好。这个孤癖阴冷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时候也爱在宣纸上涂抹几笔。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他躲在阴森森的房间里苦心孤诣地研究起政变术来了。他翻阅古今中外书藉,研究历代的宫庭政变,特别是研究古今中外开国皇帝的传记及获得政权的历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还写了不少笔记,其中有的相当晦涩,如“烛影斧声,千古之迷”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举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天下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率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爱吃熊掌,请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政权。晋献公、齐恒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除了砍杀夺取政权者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政变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王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秦始皇统治初期,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吕不韦的手上。

  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作当傀儡的 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接着他顺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 “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的夫人严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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