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消防队”紧急出动

 《红卫兵档案》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全国有55所高校和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 “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 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 “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 “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 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周小舟立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自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后来与《五·七指示》一道,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献。《五 ·七指示》讲的是“立”,是建立一个人人会做工,会种田,拿起枪来会打仗,提起笔杆能写文章的无产阶级“新世界”;而这封信则主要讲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乘专心列来到武汉,在黄鹤白云的故乡,毛泽东准备再作一次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就是畅游长江。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长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汉市委组织的5000多名游泳健儿外,还有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周围的人回答:“45分钟。”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他继续向东游去。

  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开,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实再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党和国家掌舵的地步。

  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 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的声音。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派”的冲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标直指 “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红秀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把这一情况说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取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有人走上去给刘少奇递了个字条,刘少奇看过之后,声音又由低沉转为激昂,他热情地大声宣布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望我们大家来了!”

  人民大会堂大厅里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从大会堂的台后走上来,在台口转了一圈,既没同刘少奇握手,也没有同他打一声招呼,只是向欢呼的红卫兵挥挥手,显示了一下最高统帅的风度。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冷淡,连台下不知中央内幕的红卫兵都看出来了。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着天壤之别吧。

  刘少奇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悲凉的心境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又将全付精力扑到了工作上。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加猛烈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恰好在这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大字报底稿由江青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过后觉得颇对味口,应该抓住这件事做点文章。尤其是红卫兵在大字报中引用他昔日那句“造反有理”的语录,更使他感到高兴。8月1日,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信的下款,签名的“毛泽东”三个字,龙飞凤舞。

  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三个红卫兵代表召到中南海钓鱼台,向他们展示了毛泽东这封信,红卫兵惊喜万分。当即,他们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将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给红卫兵战友们。

  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一份红卫兵战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特大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巨大的暖流激起心头的热浪,引下了满眶的泪水。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这是亲切的教诲,深情的嘱托,热烈的支持,语重心长的叮咛。毛主席的话,像催征的战鼓,敲击着红卫兵战士灼热的胸膛;毛主席的信,像春天的雨露,滋润着革命青少年坦荡的心田……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它阐明了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毛主席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战士继续革命的方向盘。它提出了对红卫兵的革命要求,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和‘解放全人类’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憾了全世界!”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稳住红卫兵的阵脚,鼓动他们更加大胆地起来造反。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径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称号,各大学校的学生组织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纷纷改成了“红卫兵”。至此,红卫兵运动开始蔓延全国。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会上,谢富治首先发难。显然是毛泽东事前给这位公安部长交了度,不然谢富治炮轰起刘少奇来,就不会如此有恃无恐。

  接下来文革小组那几个头面人物发言,会场气氛沉闷压抑,人人紧张自危。

  突然,江青开口了。她走到刘少奇对面,手指着他的鼻子:“刘少奇,你派工作组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必须亲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说着,她看一眼会议桌两边的其他人,尖着嗓子喊道:“我认为,刘少奇必须到北大、清华去检讨,必须到北大清华听取革命小将的控诉和批判!我强烈要求主席批准这个革命要求!”

  会场哑雀无声,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震惊了,不知这里究竟是党的高层会议,还是红卫兵小将的斗争会场。

  沉默中,刘少奇叹了一口气,歉意地开口了:“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毛泽东冷笑一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天生一副好斗的性格。有一次,西方一位记者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用“温和”二字概括,毛泽东当场反驳:“不,中国人是好斗性格。”停了一会他又补了一句: “我就是好斗的。”

  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开始讲话了:“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文革小组。”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讲话略微深奥了些,但是其中有内涵有深意,并且直接关系到在场许多人的命运,不能不仔细听。“中央许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毛泽东说着把话题一转,谈到了工作组: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说。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点燃一支烟,站了起来,一只手叉在腰眼上:“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律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的大声指责,使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叶剑英打破沉默,说了句为双方开脱的话:“中国有这么大的地盘,还有几百万军队,我们不用怕牛鬼蛇神。”

  毛泽东回头看叶剑英一眼,坚决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

  为了增加对刘少奇等人的威慑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抓了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抓笔杆子:8月5日,毛泽东亲自动笔,在一张《北京日报》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件事是抓枪杆子:8月6日晚,毛泽东要他的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彪在吴法宪的陪同下,乘专列返京,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军队。

  下面就这两件事分别叙述一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铅印后,发给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附有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以这张大字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表为开端,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为了表示军队对毛泽东的“紧跟”,会上由林彪作了重点发言。林彪谦卑地说: “没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然后林彪把所谓考察干部的标准归纳为三条: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林彪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带头向刘少奇开炮,刘少奇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了。即使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也难于平复。在饭桌上吃饭,儿女们谁也不说话,他们隐约听说父亲犯了错误,不知该怎么办。刘少奇看着孩子们忧郁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心事,微微笑着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完他脸上依然微微笑着,孩子们却潸然泪下。

  一位跟随刘少奇多年的老工作人员走过来,迟疑了一下开口说道:“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说着老工作人员声音哽咽了,“我们盼着你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刘少奇默默听着,沉思着。一连几个小时,他不停地抽烟。最后刘少奇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出乎到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林彪的名字紧排在毛泽东之后,居第二位;而刘少奇的名字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此,毛泽东把中央的权力牢牢掌握到了他个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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