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老红卫兵失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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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 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 “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 “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 “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们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 “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联动” 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我继续往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我从台上摔下去。我一点也不惊慌,这是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了。

  我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抢先冲上台来,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我围在中间,保护着我继续讲演。

  我当时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是接到“联动”大会的通知以后来参加会议的,但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尽力阻止过激行为,以防止老红卫兵全军覆没。也许我的发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浇向大会的一盆冷水。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以切身体验,以直觉感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错误,这些人正是后来的四人帮。但是,我却是最早地预感到了危险性,我是从这伙人的淫威中预感到的。我不忍心看着同伴们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我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我讲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我弟弟是35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红卫兵发生口角,被抓了起来。谢富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大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

  接着我又谈到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我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1937 年就参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现在他们统统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兄弟几个,每天轮流给他们做饭送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我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绪慢慢勾通了,我的话才慢慢进入他们的心灵。

  当时,大会上所表现出的分岐,实际上代表红卫兵末期的两个流派,一种中鱼死网破,决一死战;另一种是想力挽狂澜,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退一步,进两步,希望把红卫兵运动延续下去。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老红卫兵衰落的命运。中央文革的意图十分明确,老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现在可以退场了。

  12月26日的大会上,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高呼口号,于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在公安部的墙壁上,他们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一冲:1966年12月2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到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北航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说,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收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本。这样,他们终于做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966年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室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碎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伙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多个暴徒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三四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病人才被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商务砸了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尖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 “抢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话,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狗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押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的头上。30日,革命工人、学生前来支援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溜走了。

  三冲:事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近百名暴徒,再次冲击公安部接待室,强占了两间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析人,当场推倒一名女同志,踢伤一名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1月1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967年1月6日上午11时左右,“联动”纠集100多名暴徒第四次冲击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于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燃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转而进食堂,把食堂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仓惶遁去。其实,电话早被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和个战士受伤。

  六冲:1967年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没有冲成,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 “刘少奇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以上这份材料出自红卫兵小报,而且出自“联动”对立派的“井冈山兵团”之手,其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是它所记载下来的事件经过,据参加过冲击公安部的“联动”红卫兵回忆,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联动”六冲公安部,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岁月沧桑,流走了多少时间,但那一段记忆却始终被保存在心灵的深处。现在回忆起来,他们对自己年轻狂热的过去,有一种不敢辨认的感觉。

  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这是一种撕裂自己伤口的作法。这种作法的结果不但不能止痛,还会带来更剧烈的惨痛。

  就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失宠的老红卫兵迎来1967年。

  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困兽犹斗,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通告》中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挥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 ‘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 “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 “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 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 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 “‘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时,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 “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 “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午夜时分,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老红卫兵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痛苦的涅磐

  4月22日,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又一次刺激了“联动”的狂热性。既然放人了,就说明当初中央文革抓人是错误的,至少,是中央文革的失策。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中间少部分人更加大胆、也更加顽强地以各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当时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派性斗争。5月初,“联动”部分成员串连在一起,与北京28中的“四·三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28中达3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对立派观点的人。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这时的“联动”,不可能把矛头再次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开刀。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这些狗崽子!”

  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能使他们加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只能在群众中煽起对老红卫兵更大的反感、更深的憎恨。

  更多的“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

  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

  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联动”老红卫兵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多),练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老红卫兵是在“颓废”中积蓄力量,在“沉沦”中汲取养分,等待着在下一轮角逐中再展露头角。但是在当时,他们被人们普遍认为已经“跨掉了”。

  他们在“跨掉”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跨掉”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蒲宁、叶赛宁、艾特玛托夫、叶甫图申科以及萨特、加谬、赛林格等等一批人类的天才和疯子,他们在“跨掉”中体验到了幸福,享受到了乐趣,也为重新崛起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的“跨掉”为人不耻,不被人接受,即使是在其他“联动” 老红卫兵中,也难为“革命战友”理解。

  有一部当时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后记》中作者写道:“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为了教育那些由于犯了错误而失去信心、希望、醉死梦生的老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的回顾呵!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不羞愧吗?”

  在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老红卫兵徐雅雅是创作的核心。

  徐雅雅,这位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尖子学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她有七次在场。有一次,她还被指定领喊口号。她属于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拨老红卫兵之一,运动初期,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享有好名声。

  1966年国庆节,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与北京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徐雅雅在剧中饰李铁梅。剧本经过修改,采用了跨越时空的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唱起了《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的打击乐的伴奏声中,一名红卫兵扛着红卫兵战旗上场,作“龙摆尾”的 “急急风”,在台上挥舞大旗。锣鼓猛地一停,红卫兵战旗收住,走上高台,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在磨刀人的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谢幕。

  这出《红灯记》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的小礼堂里。康生、江青、陈毅等人到场观看。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演出过程中,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这句台词念过,全场老红卫兵热烈鼓掌喝彩。

  1966年12月26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老红卫兵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她和另外两个男红卫兵,“苟延残喘”般成立了一个“五敢纵队”。

  可是,“五敢纵队”在学校内外完全呈孤立之势。

  广播里经常喊道:“徐雅雅,到‘爱霜雪’战斗队来!”来干什么?接受战斗队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有时候一天就得经受七八次之多。

  当时的徐雅雅,诚心诚意觉得自己有错误。在“联动”被宣判为反革命组织的当天晚上,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以“党之子”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

  1967年4月初,北京外语学院附中一位老红卫兵慕名而来,找到徐雅雅,请她为该校写一出歌颂红卫兵英雄业绩的话剧。

  几天后,徐雅雅拿出了初稿。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在剧中,她还饰演了校党支部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话剧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1966年清华附中高三·二班几名同学罢考,到校外荒郊圆明园遗址处秘密组建红卫兵,再到与工作组作斗争、挨整、毛泽东“八· 一八”接见。实际上集中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几所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剧情以老红卫兵彭路生等人撕毁考卷罢考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整红卫兵,将戏推向高潮。最后,校党支部副书记洪松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发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上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革命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前来支援,并带来毛泽东将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

  这出话剧中,还真实记录了红卫兵诞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参加红卫兵秘密会议,半夜从下水道钻回,被洞口带刺的铁丝挂伤,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第二场《荒郊》:怒云蔽空,古柏耸立,20多个红卫兵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宣誓声中,音乐伴奏,还伴有旁诵,从1927年大革命被镇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旁诵声接近尾声时,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 “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台上演出的红卫兵和台下观看的红卫兵一同加入到歌声之中,场面蔚为壮观。

  整出话剧的演出从始到终,都充满革命的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油印剧本(后记)中,徐雅雅饱含深情地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着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这出话剧,原来计划在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的,可是5月 29日那天未能演成。剧组在北京长安剧院、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剧场等处演出了几场,反响很好。

  若干年后,徐雅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悲愤地说:“我们准备了一台诗歌朗诵和一台话剧,准备分别在5月29日和8月18日的纪念会上演出,可是后来5月29日的那个会没有开成就夭折了。大家觉得很丧气。这件事搞不成,就等于我们红卫兵已经死了。5月2 9日这个会的夭折,等于又往棺材上再钉上了一颗钉子,钉得更加死了。”

  殊不知,老红卫兵的失宠,仅仅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悲剧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