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档案》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 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 “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束文化大革命。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会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他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希特勒。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决不后退。红卫兵呼叫着呐喊着,一个个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流出满地鲜血……。

  这时候,离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祭。

  在清华园里,形势正一天天趋向严峻。

  到了1968年春天,两派红卫兵终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开战之初,还比较文明,仅用拳头和脚,不久就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大刀,肉搏战升级为攻坚战。

  4月23日,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红卫兵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月29日之后,武斗升级到动枪动炮了。在学校实验工厂里,双方都在加紧研制各种手枪、手榴弹、燃烧弹……。当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琥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次日凌晨三点钟攻打“四·一四”派控制的东区浴室大楼。

  5月30日凌晨三点,蒯大富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全校断电。信号发出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迅速搭起云梯,意欲冲上楼顶,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因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十多名红卫兵个个勇敢善战,砖头、石块如大雨泼出,攻坚的井冈山兵团只好撤下来。

  于是改为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火攻。

  攻势猛烈,固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眼看顶不住了,急救援兵。不久,从中央主楼及“四·一四”派其他据点里,援兵们手持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而来。

  井冈山兵团急调自制的坦克助战。由于退却不及时,“四·一四”派的一名红卫兵当场被辗死。

  愤怒的“四·一四”派奋力反击,将井冈山兵团一名红卫兵用长矛活活刺死。

  这一下又轮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愤怒了。他们加强攻势,火攻加上烟熏,各浴室楼发起新一轮冲锋。“四·一四”派渐渐不支,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四·一四”派进入科学馆的红卫兵整整100人。首先,构筑工事,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已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起了枪支,日夜观察敌情有什么变化。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四·一四”派100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四·一四”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兵团严密的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四·一四”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装,抓住一切机会接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再送进去了。

  科学馆内,大米、蔬菜早已吃光,靠仅有的一点面粉,红卫兵度日如年。为了节约,他们改一日三餐为两餐,馒头就着盐水,勉强咽下。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困兽犹斗” 一词的滋味了。

  进入7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声称“有出进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设在科学馆四周的高音喇叭不断展开心理攻势,各种耸人听闻的口号和消息,如蝗虫般漫天飞舞。

  从5月底被围困以来已有两个月了,“四·一四”派红卫兵弹尽粮绝,处境危险。而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炸掉整个科学馆大楼。

  一股求生的欲望在“四·一四”派红卫兵中漫延。

  当然,不能投降。打出白旗,不仅是耻辱,也会贻笑后人,成为历史舞台上让人嘲笑的白脸人物。

  他们的求生途径是挖地道。

  近百名红卫兵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没几天便将科学馆与二教间的地道挖通了。可他们暂时还不敢太高兴,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儿驻防着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若想逃命,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四·一四”派红卫兵继续掘进,穿过一教,往东,约20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那里是“四·一四”派的势力范围,只有将地道挖到此处,他们求生才有希望。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又飞来横祸。

  井冈山兵团得知对方在挖地道后,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要同“四·一四”派红卫兵打一场现代地道战。

  结果,井冈山兵团的地道将“四·一四”派的地道拦腰截断,他们在地道里塞满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将“四·一四”派红卫兵逃生的希望炸了个粉碎。

  “四·一四”派红卫兵被断了最后一条路,98名红卫兵围着两名战友的棺材,一个个黯然神伤。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1500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工宣队的到来,使清华园中的红卫兵两派暂时停止了厮杀,调转枪口,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工宣队。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甚至连一直同中央文革保持热线联系的蒯大富,这次也没任何人同他打声招呼。

  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中央文革自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捕后,锐气大减,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兴趣也没以前那么浓了。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此刻都在力保自身,对毛泽东要派工宣队进驻,他们不敢反对,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说出半个不字。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要收回小鬼的态度很坚决,红卫兵必须“复课闹革命”,是毛泽东多次强调了的,对此,谁也不敢违抗。

  但是,工宣队的进驻,同文革初期工作组的进驻,太相像了。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

  工宣队则针锋相对:“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派工宣队一说,蒯大富根本不相信。他从毛泽东的许多言论中体会到,毛泽东是善于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说教。因此,蒯大富迅速召集了几千名红卫兵,团团围住工宣队,要进行说理斗争。

  工宣队人数上处于劣势,在红卫兵的包围下,他们只好紧紧将红宝书像护身符似的护在胸前,大声呼喊一些温和的口号,企图让红卫兵理解。

  但是仍然有工宣队员被红卫兵推搡和扭打。红卫兵聚集起来,将工宣队员揪到自己这边,然后蜂涌而上,一阵雨点般的拳头,伴之于潮水般的辱骂,工宣队员被打得晕头转向。

  打过之后仍没有完,工宣队员被拖回到红卫兵营垒里,扣作人质。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场。我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工宣队不撤出清华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工宣队的几位负责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悻悻地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讨教对策。

  得到的答复是:暂时撤回。

  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第一次交锋,大获全胜。他们欢呼雀跃——为自己的胜利,也为红卫兵的前途。

  好景不长。5个小时后,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士兵分七路向清华园挺进。清华大学红卫兵所组建的条条封锁线,顷刻间化为乌有。

  大军压境,红卫兵只好撤退。他们退守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座最牢固的堡垒里,准备作最后的防守。

  工宣队潮水般涌进了校园。

  紧接着,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四·一四”派红卫兵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走两派大联合之路。

  科学馆内,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四·一四”派98名红卫兵拖着两具棺材,低着头走出大楼。在工宣队的护送下,他们终于到了安全区域。

  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却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负隅抵抗”。红卫兵不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一场暴风雨忽至,在倾盆大雨中,工宣队和解放军手挽着手,高声齐朗毛泽东语录,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

  井冈山兵团组织起长矛队,迎着暴风骤雨,冲向工宣队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连续三次冲锋,都被人墙逼退回去了。

  退回到营垒里,红卫兵继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大雨中,5名工宣队员倒下了。鲜血在雨水中飘动,像一朵朵梅花。

  工宣队和解放军决定先拿下旧电机馆这个据点,以示最后的警告。

  他们搬来一张张课桌,用头顶着,猫着腰,向旧电机馆进攻。乱石如雨点般打来,落在桌面上,咚咚作响。工宣队和解放军没有退缩,依然向前进攻。

  黄昏时分,电机馆终于拿下来了。困在另一个据点大礼堂里的红卫兵见势不妙,赶紧武装突围。他们从大礼堂后门杀开一条血路,保护蒯大富等红卫兵核心人物撤退。

  清华园的百日大战,总算草率地划了个句号。

  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毛泽东一锤定音

  蒯大富撤出清华园后,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途中,吉普车翻车,一位女红卫兵被压断双腿,成了终生残废。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到昌平县后,他住进一家招待所里,正同当地红卫兵头头交谈,忽然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召见他。

  几分惶恐,也有几分安慰。在最困难的时候,见一见最高红司令,倾诉一下心中积蓄的委屈,是他此刻的愿望。

  急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毛泽东端坐中央,发福的身体陷在一堆沙发里,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毛泽东的两旁,依次坐着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和新上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王大滨、韩爱晶和谭厚兰已经先到了,他们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开放着一个笔记本。

  蒯大富走进小会议室时,感觉到气氛同以往有些不同。没有人说话,他进来时也没人打声招呼,蒯大富还发现,甚至连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神情严肃。

  蒯大富将目光投向毛泽东。毛泽东仍在抽烟,他的身影,被深深掩埋在烟雾中。 “怎么现在才来?”毛泽东问,口气中显然有一丝不满。

  江青接过话头,冷嘲热讽:“是不是忙着在看军事地图?我听人说,你们在抓派工宣队的黑手?”

  毛泽东说:“我就是那只黑手。”

  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毛泽东继续说:“是我派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中央警卫部队的工人、士兵到清华大学的,我还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制止那儿的武斗。”

  毛泽东这么说,谁也不敢开口说话了。会议还没开始就沉闷下来,几名红卫兵领袖低着头,用眼睛余光瞅着四周,考虑着怎样来应付毛泽东的这次召见。

  康生咳嗽几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随便说说吧,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北大聂元梓首先发了言。在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一套颂词后,她的话渐渐转入正题:“北大的情况也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北大已无藏身之地。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甚至在北大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营垒里,他们也妄想占一席之地。他们纠集一小部分人和一些受蒙蔽的红卫兵,向无产阶级反扑。对此,我们的立场是,除了坚决打垮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进攻外,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将他们批倒批臭……。”

  聂元梓的这些套话,在毛泽东听来,大而不当,有点不着边际。今晚的会议主题是:红卫兵如何对待工宣队问题。对红卫兵向工宣队搞武斗,毛泽东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讲一点具体的嘛。”

  聂元梓停顿一下,面显难色。她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接着说道:“实际上的情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卫兵处境艰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物和势力,向红卫兵发来明枪暗箭,制造种种阻力。现在,《新北大》发刊也困难了。有一些红卫兵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据说,部队也参与了镇压……。”

  有人插话说:“前几天,北大一次武斗打伤了许多人,地下室也关了不少,大约有 300人。”

  聂元梓望了望,说话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女秘书,她似乎在哪儿见过。

  聂元梓的话结束后,蒯大富从座位上站起来,接着发言。他比聂元梓来得直率,开口便说道:“是的,清华大学的形势确实不让人满意。”

  蒯大富再次将目光投向毛泽东,试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我们井冈山兵团5000多名红卫兵,自今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其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我们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声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蒯大富发言之后,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滨、北师大谭厚兰也相继站起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在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发言期间,毛泽东一直静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似乎在观察,又似乎在思考。

  接下来,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先后发言。在发言中,他们都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最后端出了这天召见的目的:校园内的武斗一定要尽快制止,要搞好复课闹革命。

  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现在同学们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他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几位红卫兵领袖一致认为周恩来的讲话“行不通”。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说: “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

  他停了一下,条理清晰地接着往下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

  蒯大富的讲话,受到了几位红卫兵领袖内心里的肯定。

  韩爱晶插话说:“广西韦司令,一次就下令关押了500多名红卫兵。”

  聂元梓说:“有时正是这样,我们才不得不自卫。”

  江青笑了笑,说道:“按诸位的意思,是让我们同意你们继续与解放军干下去?可是你们行吗?别自不量力了吧。”江青看了看蒯大富,指指坐在身边的林彪说:“蒯司令,你能跟他干吗?他身边有四个军,你如果斗得过他,我们倒想看看。”

  林彪在一旁微微笑着,不表示态度。

  毛泽东把话接过来:“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杀。”

  有人在小声嘀咕,话中似藏着轻微的不满。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沉默之中,毛泽东扔掉烟蒂,从座位上站起来,打着手势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就不要怪没事先打招呼。”

  说着说着,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手微微有些发抖:“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语音哽塞,工作人员忙走上去,给他换了杯热开水。毛泽东没去碰那只茶杯,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1968年7月28日,红卫兵的祭日。

  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后,先走出房间,乘车回中南海了。

  灯光下,几个红卫兵领袖默默无语。

  结局太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残酷的事实是:他们作为红卫兵的领袖,马上也将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谢幕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历史常常开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蒯大富的眼眶红润,一颗颗泪珠从眼窝里滚落出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他反复说着这么几个字。

  坐在同一条沙发上的聂元梓和谭厚兰听着蒯大富这些话,更加伤感,心一酸,俩人紧紧抱在一起,轻声抽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把沙发也浸湿了一片。

  林彪走过来,给了红卫兵最后一点安慰:“别哭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命还是要革的。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林彪的话,换来的是一片更响亮的抽泣声。

  召见已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时间不早了,已是深夜。临出门时,周恩来关切地问几位红卫兵领袖:“夜深了,是不是就在这里休息?”

  五个人都摇头谢绝。他们第一次怀着悲凉的心情,离开了夜幕中的人民大会堂。

  外面的暴雨已经住了。但仍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偶尔,一阵夜风吹来,街旁的树木刷刷作响,把那些豆大的雨点摇落下来。几片树叶夹杂在雨点中,随风飘零……。触景生情,几位红卫兵领袖觉得他们的命运就像这雨中的树叶,孤立无援地在雨水中漂流……。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之后,红卫兵运动便偃旗息鼓了。据说,那天晚上,毛泽东还流了眼泪。但是感情替代不了大局的需要,他还是把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召见之后,谢富治与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五人共同整理了这次召见谈话的要点,写出了回校后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要点》中写道: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就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很有分量的。即使在经过“整理”之后,也还是能看出锋芒毕露。

  自此以后,红卫兵运动已成强弩之末。在全国各地,虽然还有零散的红卫兵组织继续活动,但作为一个整体,红卫兵渐渐消亡。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并将原来的单一工人组成改为工人和解放军共同组成。

  8月26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随后,全国大、中、小学纷纷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军事院校也进驻了工人和军管人员。

  红卫兵运动的浪潮从此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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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前线趣闻 - 来自《共和国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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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自由主义以前 - 来自《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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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瓶颈口——国有企业改革 - 来自《十字路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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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鲁晓夫冲击波 - 来自《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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