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下)

 《我们仨》

  (九)

  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

  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十)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钟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我想愈懒,我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她能自己学吗,她说能。过几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难趁早说,否则我真会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说,她自己会。我就加买一套课本,让她参考。

  瑗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她就进城住校。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里剩下我一人,只在周末家人团聚。这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不参加系里的会。我说是怕不够资格。此后我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或“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运动。

  钟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后只留下钟书和助手七八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进城代他请了两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现“洗澡”。

  钟书就像阿瑗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接下是“忠诚老实运动”,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我很忠诚老实,不管成不成问题,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于是,有一天钟书、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由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

  经过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研所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搬家的时候,钟书和阿瑗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钟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

  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钟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钟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十一)

  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我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我们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偷出去玩,因为周末女儿回家,而假日公园的游客多。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我们和一棵棵松树都认识了。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地跑。熊很聪明,喝水用爪子掬水喝,近似人的喝法。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犀牛厌游客,会向游客射尿,尿很臭而且射得很远,游客只好回避。河马最丑,半天也不肯浮出水面。孔雀在春天常肯开屏。钟书“格物致知”,发现孔雀开屏并不是炫耀它那金碧辉煌的彩屏,不过是掀起尾巴,向雌孔雀露出后部。看来最可怜的是囚在鸟笼内不能展翅的大鸟。大熊猫显然最舒服,住的房子也最讲究,门前最拥挤。我们并不羡慕大熊猫。猴子最快乐,可是我们对猴子兴趣不大。

  看动物吃东西很有趣。狮子喂肉之前,得把同笼的分开,因为狮子见了肉就不顾夫妻情分。猪类动物吃花生,连皮带壳;熊吐出壳儿带皮吃;猴子剥了壳还捻去皮。可是大象食肠粗,饲养员喂大象,大团的粮食、整只的苹果、整条的萝卜、连皮的香蕉,都一口吞之。可是它自己进食却很精细,吃稻草,先从大捆稻草中拈出一小束,拍打干净,筑筑整齐,才送入口中。我们断不定最聪明的是灵活的猴子还是笨重的大象。我们爱大象。

  有时候我们带阿瑗一同出游,但是她身体弱,不如我们走路轻健。游山或游动物园都得走很多路,来回乘车要排队,要挤,都费劲。她到了颐和园高处,从后山下来,觉得步步艰险,都不敢跨步。我觉得钟书游园是受了我的鼓动,他陪同玩,练出了脚劲。阿瑗体力无多,我舍不得勉强她。

  阿瑗每周末回家,从不肯把脏衣服和被单子带回家让阿姨洗,她学着自己洗。同学都说她不像独养女儿。这种乖孩子,当然会评上“三好学生”,老师就叫她回家和妈妈谈谈感想。我问:“哪三好?”因为她身体明明不好。她笑着说:“荣誉是党给的。”果然,她的身体毕竟不好,读了三个学期,大有旧病复发之嫌。幸亏她非常听话,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从一九五三年春季休养到一九五四年春季。钟书一九五四年底才由城里回北大。阿瑗休学只和妈妈作伴。

  她在新北大(即旧燕京)到处寻找相当于清华灰楼的音乐室。她问校内的工人,答“说不好”。她央求说:“不用说得好,随便说就行。”工人们听了大笑,干脆告诉她“没有”。她很失望。

  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

  檐葡海棠等花和草。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生活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出版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阿瑗常陪我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又帮我裁书。因为那时许多书是老式装订,整张大纸折叠着订,书页不裁开;有些书虽经借阅,往往只裁开了一部分。

  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但燕京没有音乐室。我后来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没工夫弹琴了。她当时只好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所以她改习俄语后,英语没有忘记。

  一九五四年春阿瑗复学。她休学一年,就相当于留一级。她原先的一级,外语学英语;下面的一级,从初中一年起,外语学俄语。阿瑗欠修四年半的俄语。我当初没意识到这点麻烦。

  清华有一位白俄教授,中国名字称葛邦福,院系调整后归属新北大。我于阿瑗开学前四个月,聘请他的夫人教阿瑗俄语。阿瑗每天到她家上课。葛夫人对这个学生喜欢得逢人必夸,阿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记的《我的俄语教师》一文。文章是经钟书改过的,没找到草稿。但所记是实情,很生动。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

  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十四)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

  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

  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

  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十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 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十六)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workedme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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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附录 - 来自《一九八四》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的发明是为了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在一九八四年,无论口头还是书面,还没有人能够把新话作为他惟一的交流工具。虽然《泰晤士报》上的社论都是用新话写成,但这种技艺只有专家才能掌握。预计到二○五○年,新话会最终取代老话,也就是我们说的标准英语。与此同时,它稳步发展,全部的党员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单词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在《新话词典》第九和第十版中找到,它只是一个临时版本,里面的许多多余的词汇和过时的结构……去看看 

涉足人世(下) - 来自《潘汉年传奇》

"小伙计"   就在潘汉年走出家门,步入文路,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之际,一件令他极不满意、极不心甘情愿的事情发生了。 1924年冬,父亲潘莘华给他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信 上说他身患重病,要他立即回去。潘汉年接信后火急返回宜 兴,可一到家方知父亲生病是假,要他完婚是真。父母为他 物色的对象名叫许玉文,是本县一字圩人。因许父许祝轩与 潘父潘萃华同是一介书生,都在私塾执教,两老意气相投,感 情甚笃。经双方父母作主,撮合了这门婚事。   一方面出于突然,另一方面也出于内心深处的感情,潘 汉年对自己的这桩婚姻大事,表示坚决反对。……去看看 

70 国家公诉 - 来自《国家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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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 来自《灵山》

我路过上海,在火车站排着龙蛇长阵的售票处截到了一张去北京的特快车的退票,一个多小时之后便坐上了火车,十分庆幸。这庞大而拥挤的千万人的都市对我已没有什么意思,我想看的我那位远房伯父比我父亲死得更早,他们都没能活到光荣告老。  那条穿过市区乌黑的吴淞江成天散发恶臭,鱼鳖都死绝了,真不明白这城市里的人怎么活得下去?连日常饮用的处理过的自来水总是浑黄的且不说,还一股消毒药品氯气味,看来这人比鱼虾更有耐性。  长江口我以前去过,除了浩荡浑黄的波涛上浮游的不怕生锈的钢铁货轮,就是被浊浪冲刷的长满芦苇的泥岸。水里……去看看 

第二章 Les philosophes:原型与乌托邦 - 来自《立法者与阐释者》

“知识分子”这个集体性名词的诞生离我们并不十分久远。人们有时候把这个词的诞生归功于克列孟梭,有时候又归功于德雷福斯案件中公众所签署的抗议书,不管怎样,这个词诞生的时间,决不会早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起初,这一个新术语试图重新唤起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地位中的男人与女人的广泛联合,若不是这样,那些科学家、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律师、建筑师和高级工程师依然只是各自去追求他们自己的职业目标,是不可能走到一起并互相合作的。在这个新术语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所有的这些职业当中,知识起着核心作用,这……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