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

 《中国黄河调查》

  前任厂长将企业的小礼堂出卖给私人做房产生意,遭到了员工的强烈抵制,他们围在工地上阻止工程队施工并打出了不许贪官卖地等标语。

  “这标语我们已经守了半年,可你一来就拿下,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员工已经拿不到工资,生活非常危困,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待。”这是宁夏亚麻印染厂工人对刚上任的石厂长发出的质问…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1)
 
  “这标语我们已经守了半年,可你一来就拿下,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员工已经拿不到工资,生活非常危困,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待。”这是宁夏亚麻印染厂工人对刚上任的石厂长发出的质问。

  前任厂长将企业的小礼堂出卖给私人做房产生意,遭到了员工的强烈抵制,他们围在工地上阻止工程队施工并打出了不许贪官卖地等标语。

  上任第二天,石厂长就叫人把标语拿掉。这一下,激怒了那些拿不到退休费及工资的员工,他们满脸怒气地冲到石厂长的办公室。厂长请他们坐下来商谈,可他们坚持不坐并向厂长发出严厉的责问。

  从1994年就开始走下坡路的宁夏亚麻印染厂,2002年不得不停产,此时它负债达1亿多元,1000多名员工每月只拿政府发给的失业救济金195元。前几任厂长不但没有给工人带来实惠,而且使企业进一步资不抵债。拿不到退休费和取暖费,忍受着寒冷的员工对新来的石厂长自然充满了敌意。

  当石厂长到来时发现企业账户上几乎没有资金,仓库里也没有原料。最多时有100多名工人找他。他清楚地意识到,要重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就必须要给员工以利益。

  石厂长只好寻求合作,他将一大部分车间租给了私人经营,一年收取70万元的租赁费。私人资本的投入重新启动了停止运转的机器,生产效率之高是原亚麻厂从来没有见过的。通过拍卖,厂里的土地卖给了私人开发房产,亚麻印染厂获得了1000多万元的资金。

  但在把车间租给私人经营的问题上,员工们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等于把自己赶出了工厂,让私人抢占了他们的财产。石厂长给他们的陈述是,眼下厂里已经没有资金启动生产,只有通过私人资本恢复生产,才能给失业员工以收入。

  紧张的对话后,石厂长答应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被停止开发的房地产继续开发,收回的租金和卖地的收入给员工报销医疗费,发放退休费和工资。交了四年房改钱没有拿到产权证的员工也拿到了房产证。

  石厂长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让员工拿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医疗费、退休费等,同时还提高了工人们渴望已久的工资。随着这些困难的解决,对石厂长的信任危机也开始消失,他们甚至感激地说,石厂长来得太晚了。

  新厂长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得到了什么?石厂长说,他的收入远在高收入者之下,与拿着微薄工资或拿不到退休费的工人相比他又要好一些。他感到自责与忏悔的是,那些干了几十年的工人,最终仅靠几百元的收入勉强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令他有些伤感的是,自己在国有体制中干了30多年没有什么成就。

  租赁亚麻厂经营的私人公司,给现在聘用的员工发计件工资。这些员工过去在国企工作,享受法定休息日,现在已无休假日可言。

  企业倒闭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员工明显地感到自己在被资方的聘用中几乎没有什么谈判的优势,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用工条件。而亚麻厂领导者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通过私营资本投入来发放员工退休费的情况下,也难以为工人主持公正。

  我去亚麻厂采访时,正是星期日,可女工们还是在轰鸣的纺织机前不停地工作着,干一天她们得16.5元。她们还不能适应私人资本对她们劳动的要求,感到国有企业比现在要好。

  她们抱怨说,给私人资本家打工一旦休息就没有工资。收入的低下,没有法定休息日,劳动强度的加大使她们感到为私人企业打工不划算,还不如回家拿失业救济金。

  她们曾是纺织厂的主力军,为工厂奉献了她们的青春。当企业倒闭她们以失业的身份离开企业时,既没有青春的资本来开拓新生活,又没有什么技术打开新的就业之门,留给她们的是额头上的皱纹与失业的沉重与悲伤。

  一位女车间主任说,尽管工资微薄,但她们已经在亚麻厂干了20多年,现在已是40多岁,青春已经被纺织机器吞吃了,一旦离开了国有企业她们还能在哪里找到生存的机会。

  年复一年,她在一个狭窄的车间里活动,在纺织机前来回走动。与几个熟悉的纺织女工交往,又不是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也没有更多的压力要她去思考国有企业走向何处这样的生存问题。因此,她对国有企业的危机看得并不清楚,她更多的是服从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每月能按时发工资,亚麻厂能维持到她退休这是她目前最现实的梦想。

  现实的困境,使她们寄托于有一个好的领导能把企业维持下去,能够给她们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纺织业曾经创造的辉煌使她们感到自豪,但这种辉煌如同夕阳西下,远远地离去了。

  她们念念不忘在计划经济时代亚麻厂给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而进入市场竞争时代后,她们仿佛感到自己被抛弃,获得的回报愈来愈少,甚至已经供不起孩子上学或者让自己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干了30多年已是宁夏亚麻厂企业管理科长的杨先生,收入一直没有超过1000元,目前每月只有700多元的收入。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变革上升,而随时有可能下降。他靠着过去“工人是国有企业主人”的传统理念来支撑着实现的落差,或者沉浸在对过去国有企业美好的回忆中,来忘却低收入带给他的现实困境。

  他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人维持生计,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家里的装修,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压力,使他的内心时刻涌动增加收入的强烈渴望。但身处一个亏损的企业,他不得不把这种欲望压抑在心中。

  爱人买断工龄获得的3万元,他只能存在银行里当做全家人的活命钱,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14000元开销。他是在过去孩子还没有长大时节衣缩食积蓄了一点钱,一旦他失业,整个家庭将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慌中。

  受计划经济培养的杨科长,强调自己过去为国有企业的成长作出了牺牲,他的业绩印在了与他相伴了几十年的机器上。他坦诚地表示,要让他现在认可搞私有化,要把他干了30多年为国有企业积累的资产推向私有化,他很难接受。

  生是国有企业的人,死是国有企业的鬼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做了国有企业改制的试验品,而有些人利用政策变革出现的空档,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搞个人的私营化,他表示坚决反对。

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2)
 
  “我们的能力并不比私营老板差,只是我们受到一种体制的束缚,这种体制根本没有给我们去施展才能的机遇,要把我们创造的企业财富,通过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流到私营企业手中,这是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剥削与掠夺。对此,我们不能赞同,但我们对靠自己拼出来的私营企业表示赞赏。”杨科长情绪高昂,表达了把国有资产转到个人手里的不满。

  他指出,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过去在国有企业的体制中,他没有感到受着剥削。现在改制把他们几十年,整整一代人创造的国有企业,以廉价或以假破产的方式让私营企业来占有,他感到这种剥削的力量,已经愈来愈快地向他们这些弱势的工人阶层逼近了。

  他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公务员未必比工人作出的贡献大,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他们的好几倍,这对工人是很不公平的。

  过去,他们已经多年默默地承受了低收入带来的损失,从没有过分地表达过不满。但是,如果现在还要让他们继续承受变革带来的损失,他们将不愿意为此再作出牺牲。

  老伴和儿子都从亚麻厂失业以后,王师傅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打破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他本人在亚麻厂干了27年,三个人每月加起来的收入不过800元,一家4口人每月的生活最低得700元维持。

  生活的压力把他推向街头摆起了地摊,所获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有病的母亲如果不是几个兄弟分担,靠他一个人几乎是力不能支。

  在王师傅家里我发现,虽然改革已经20多年了,可家具还都是他结婚时购置的,一台旧彩电是岳母去世时分给他的遗产。陈旧的房子多年没有装修,使人感到这个家没有一点时代色彩。厨房里那个烧得发黑,换了三次底的水壶已经用了15年。这把壶聚集了他几十年的俭朴节约精神,同时也告诉我,计划经济给他的微薄收入,使他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资金用于消费。

  挤在50多平方米的家里拿着可怜的失业金,王师傅感到过去曾让他为之欢呼、寄托着他作为一个工人阶层的梦想、无限光荣的国有企业,已经在他心中化作了一种长长的伤感。几十年了,国有企业在他心中已成为不能割舍的情感。

  当他们把30多年的时光或者更长的岁月交给亚麻厂后,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回想进厂时每月只拿30多元,直到退休前他还只是300元的工资。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有时用一种无意识来麻木自己的失落,即别人与我一样没有积累到更多的财富,我为什么要去悲哀呢?

  与周围人巨大的经济差距,使王师傅怀念起过去国有企业带给他的好处。那时,大家贫富差距没有拉大,工人与官员都是一样拿工资吃饭,心中没有什么不平衡。而现在有一个疑问在心中总是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现在却生活在最底层?改革还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吗?退休有保障吗?谁来弥补我们的损失?

  最低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后生活有保障。生活有保障就很满足了,如果这一点愿望也不能实现,那就是对我们30多年付出的贡献的一个巨大否定。因此,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维持国有企业不走向破产,不因剧烈的震荡彻底击碎他们最后的梦想。

  很多退休或者失业的工人,在他们还没有得到生活的享受,没有摆脱贫困与失业带来的创伤时,就要面对已经成年的孩子。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仍要咬紧牙关将那一点退休费节约下来用在孩子的上学或结婚上,期望孩子们能脱离自己深陷其中的暗淡的生活。

  长期受国有企业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整个精神、人格和思维方式已经打上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烙印。要让他们把几十年在国有企业接受的价值抛弃,突然接受私营企业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既陌生又残酷的。面对挟带着巨额资本的私营企业,他们怀有畏缩、观望的心态,害怕私营企业兼并他们多年创造的国有企业,切断了他们原来享有的福利,他们幻想着在这种国有企业中维持到退休。

  几十年来奉行着传统国有企业输灌给他们的奉献理念,不计报酬地尽职尽力给企业多作贡献,但这种扭曲人性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成全不了现代工业文明。大部分亏损、破产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证明仅凭个人的热情就能救活一个企业。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下级都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事,无所谓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到亚麻厂之前,石厂长曾经被上级派到其他几个企业去安置破产企业的员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到一个企业有时只是去充当一个维持稳定的角色,真正留给他去改变企业命运、给工人带来财富的机会已经几乎没有。

  在行政主导下的企业里,工人很少有机会去选择能给他们带来命运转折的企业家。选择权不在工人手里,他们不能改变企业的命运。留给他们的往往是,在企业陷入亏损或破产时,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同时,渴望改变企业命运的人由于没有选择机会,也不能去经营一个被政府控制的企业。这是造成中国大量的资源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浪费而不能创造财富的可悲命运的根本所在。

  没有给企业带来希望或者给工人带来更多收入的厂长,工人们不可能与他们建立一种契约信任关系。这些厂长继续留下来只会与工人产生更大的矛盾与冲突,当他们再也不能拯救处于将要破产的企业时,政府往往一纸调令将他们换到另一个部门。亚麻厂的几任厂长就是在这种现状中来回更换。

  有些国有企业随着改制,权力进一步地向管理层集中,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信息更加不对称。工人无法知道企业的决策对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的损害,管理者会为了取得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置工人于更加不利的处境中。

  工人要从改制中看到自己收入增加,改善狭窄拥挤的住房状况,过上更好的生活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三四十年,他们像机器一样每天在运转。没有谁能告诉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留给他们的还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旧的福利制度已经结束
 
  经过了几年艰难的尝试与各方利益的碰撞、妥协,包头29家国有工业企业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落入新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尤其是那些上市公司,其优质资产释放出来的财富成为私营资本最激烈争夺的对象。

  当那些告别倒闭破产、在国有企业干了二三十年头发已经苍白的工人,拿到几千元或上万元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与伤感如巨浪般向他们袭击而来。

  在工人置换身份时适当地补偿一些国有资产,也是将变革推动下去的一个手段。同时,通过工人持股,使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结束、走完他们在国有企业最后的岁月时,能给他们一次权利的选择与利益上的实现。

  包头的钢铁、机械、纺织等行业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因担心持股过于集中,包头的国企改制实施人人持股的做法。尽管获得的股份和置换身份得到的收益比较少,但也能给把青春消耗在亏损的国有企业,几十年拿着只够吃饭的收入的他们心中带来一丝安慰。

  即使经过了改制持有了公司股份,由于企业资产质量差一时也不可能卖出去,工人们仍要与新的大股东也就是资本所有者重新签订合同并维持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受技能所限,大多数人仍要在改制的企业中就业。

  巨额的银行债务在政策性破产给予的优惠下被一笔勾销。对破产企业进行重组后,原来企业与工人之间的福利制度随着新的资方的进入结束了。大量的工人需要重新安置,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些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

  企业破产后不再替工人交纳电费、水费、暖气费等,这是摆在失业工人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过去,工人在企业的小社会里安稳地享受着这些福利,破产切断了这种福利体系。新的资方受制于财力不愿支付或认为自己没有承担的义务。

  考虑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把失业工人推向绝路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政府官员不得不从中调和。收费部门只得对破产企业妥协,将所欠债务打折。

  包头的兴起与包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包头2002年财政收入35亿元,包钢贡献了三分之一。没有高附加值产业的包头只能发挥它的矿产资源优势,矿产资源仍是包头的支柱产业,如钢铁、稀土等。在丰富的煤炭资源带动下,火力发电得到发展,使包头的资源向高价值转化。

  通过改制及对资源的整合,使包头的工业正在向大集团聚集。在矿产型的城市,只有建立资本实力强大的公司,才能更好地将矿产中包含的财富效益释放出来。

  一位将包头国有粮油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的命运现在真正与企业联在一起了。他现在真实地感到自己创造财富的空间突然扩大了,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得到多少回报。有产者的时代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他希望将销售收入做到原国有企业从来没有达到的水平。

  改制企业的管理者,一方面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另一方面又害怕收入差距拉大引起工人的不满。

  分流对包钢一些工人来说充满了阵痛,他们原来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差别。而从钢铁主业分离到子公司后,收入减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保障。到不景气的子公司工作不但没有希望,而且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庞大的包钢实际上从事钢铁生产的只有4万多人,更多的是配套企业。内退使2万人离开了包钢,最终可能还要分流2万人,大量被分流的人安排到辅业上去。辅业上的收入和待遇与主业相比,差距很大。

  包钢主业的人员年平均收入达到15000—20000元,一份提高管理层收入的方案经过多次讨论已在包钢集团出台,有些管理层的年收入由现在的几万元可能上升到10多万。

  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包钢集团高层领导的态度。他们管理的资产并不属于他们所有,资本与他们的管理是相分离的,利润的增长并没有在他们的报酬中得到体现,他们缺乏推动国有企业打破传统利益分配格局的动力。

  一位在包钢从事企业文化工作的员工表示,他希望工资增加,但收入的增加不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它涉及到一种机制。收入向什么人倾斜,背后体现的是分配理念。

  大型国有企业靠行政力量生存,给工人更多的回报不是第一个考虑。先建设、先生产、后生活,这个理念一直在影响着包钢这些国有企业对利益的分配。

  大统一的包钢利益分配格局随着市场竞争与内部机制的变革正在出现分化,虽然决定利益分配的权力仍掌握在公司高层领导手中,但阻止利益分配的变革或者领导人仍坚持旧的分配观念,都可能挫伤员工对利益的期望。

  不可否认,在市场竞争大潮中包钢也需要对那些业绩突出,给公司带来更多利润的人给予更高的回报。科技人员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有时比那些干累、险、脏活的人要高,过去的平均分配机制使他们的价值没有在个人利益上得到体现。

  这位在包钢搞企业文化工作的员工说,包钢也需要高级人才,但不会像私营企业那样一下子就给他高出员工许多倍的收入。人尽其用、人有所值是受传统平均分配影响的国有企业难以做到的。传统、成熟的钢铁产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也不是很强烈。

  如果说美国硅谷培养的是更多创新精神、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年轻人,那么像包钢这样大型的传统国有企业,培养的是服从集团组织的群体,个人的英雄主义在庞大的机器面前少有用武之地,个性被淹没在集体主义的价值中。

  袁师傅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与包钢紧紧地联在一起,他干了35年每月只拿到1200元。20世纪60年代进包钢时他想的只是如何把活干好,那时每月收入只有18元。他过去都是执行上级的安排,几乎没有个人的表现。

  他把自己在包钢形成的价值观传给儿子,儿子依照父亲的教诲在机器旁边继续从事着简单而没有创新的操作。由父亲、母亲、儿女、孙子几代人就业形成的包钢,使包钢被一种传统的家庭文化包围。这种单一、僵化、缺乏创新的文化妨碍包钢内在变革力量的成长,以至于搞了10多年市场变革却仍然没有在利益分配上走出传统集体价值观的笼罩。在私营资本进入之前,它还会维持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

  低收入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曾促使包钢在一个荒原上耸立起了冒着滚滚浓烟的庞大厂房,第一代工人靠的是为民族摆脱贫困的无私奉献精神。受市场经济熏陶,这种精神在青年产业工人心中已经显得很苍白,难以唤起同样的理想,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他们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工人对领导下饭店、坐高级轿车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在浪费他们创造的国有资产。现在,他们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希望领导的收入拿得更多,这样自己的收入也能跟着上升。他们把收入增加的愿望寄托在领导身上。

  青年产业工人对包钢变革的看法很现实,他们更多的是对利益的诉求。对收入的增长比以前更敏感,对收入的上升有着更强的预期。他们不仅寄希望于领导,而且也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只要自己干得多、做得好、产品卖得多增加了收益,自己的收入就应该提高。

  我在包钢的一个车间里与干活的工人交谈,工人说,由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工人对企业的走向更加敏感,他们会思索这种变动会对自己的利益带来什么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从来不思考这些问题,他们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中,反倒认为企业垮了自己可以回家休息。

  变革使管理者和工人被计划经济压抑了很久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比什么时候都强烈地关注企业能给自己的付出带来多少回报。利益分配的绳子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任务分到每个车间或每一个职位上,他们将在这个职位上拿到他们自己的那份回报。

  包钢集团有两家上市公司,因吸收了集团的资源成长,在利益分配上仍脱离不了集团对它的牵制与影响。上市公司的领导仍由集团领导担任,集团不可能看着自己支持的上市公司,拿着比自己更高的收入。

  包钢树立了一些新的模范。这种模范的价值与选择对象与过去的奉献精神有所区别,把有创新的科技、管理人员推到前排,希望用鲜艳富有人性的价值,来代替过去单一苍白的宣传。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1)
 
  “自你们重组破产的棉纺织厂以后,房子被拆除,地已出卖,这谁干的?为什么不交养老金并偿还我们的集资款?必须给我们以医疗保障!”

  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包头棉纺织厂工人不得不与资方展开谈判。工人早晨8点多钟就到了厂礼堂,可资方到10点半才到现场。资方见工人气势高涨、群情激愤想溜走但被工人挡住。工人围住资方后闻讯而来的警察问明情况后走了,剩下的只是厂保卫人员与资方站在一起。

  一阵激烈的交锋后,资方承认拆除房子出卖土地是自己所为,工人紧跟着追问:钱到哪里去了?一谈到钱资方就沉默不语。艰难的谈判进行到下午3点多,也许是迫于工人的压力,资方只得口头承诺给工人解决医疗保险问题。

  第二天给工人办医疗保险的布告贴出来了,可再过一天工人看到的是原来的布告被新布告盖住,上面写的是:不交暖气费的人不给办理医保。这一下工人被激怒了,他们感到自己被资方骗了。

  愤怒的工人将这个带有威胁的布告撕了,他们自发组织的包头棉纺织厂国有资产护卫队,不但不让资方继续拆厂里的房子,而且阻止资方兴建为己所用的房子。他们的力量暂时挡住了资方拆除房子的行动。

  资方还将没有用过的机器零件拆下来当废品晚上拿出去卖,被工人发觉后,他们将卖零件的人交到了公安局。经过查问,工人才知道资方将厂里原来几万元的机器以低价卖给他人从中牟利。

  尖锐的矛盾始自2002年法院的一纸宣告,使不堪重负的包头棉纺织厂走向了破产。破产工作组调查发现,包棉欠债达6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617万元,欠工人集资款900万元,住房公积金584万元,养老统筹金1135万元,住房集资款485万元,医疗费80万元等。

  工人们还发现,棉纺织厂下属的10多个子公司,都是由包棉出资成立的,它们不但没有赚钱而且处于亏损,至于资产流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亏损,由谁来负责工人们并不清楚。他们与厂方之间信息极不对称。

  破产之前大约有7000人每月拿到的收入只有400—500元,1999年停产时他们每月的收入降到了218元。

  按破产协议,破产资产要先支付退休费、在岗员工的工资、养老费等,可破产后员工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让退休员工更为忧虑的是,由于企业欠社保局养老金,他们的退休手续至今没有进入社保局,目前的退休费由政府暂时代发。

  破产时协议评估每个员工补偿3.5万元,并将这笔资金打入社保局作为退休员工的退休金,可破产后资方只给了离开企业的员工2500元的补偿。对破产补偿感到不满意的员工找到了政府,官员也认为这个补偿太少,但员工没有得到最终的解答,他们对补偿标准几乎没有机会与资方进行谈判。

  重组的资本方也答应按协议履行,但后来却以企业没有资金为由没有履行。一位姓刘的工人告诉我,过去工人交的医疗费、上岗费、住房公积金等都被新来的资方掌握。因此工人们认为资方不履行破产协议,他们与破产的棉纺织厂就没有脱离关系。只有在新的资本方彻底把拖欠的养老金交到了社保局后,工人的养老保险才能进入社保局。

  退休工人去法院申请对新来的资方实施强制执行,以促使企业将资金打入社保局,但法院表示无能为力。

  分流出来的工人本应得到9000元的补偿金,资方需要用工时再与工人签订合同,可新来的资本方却没有这样做。他以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聘用工人在企业干活,忍受不了资方剥削的工人只得走人。而工人如果不干了,只能得到2500元的补偿金。

  很显然,在资方与工人之间,资方处在优势地位,而工人却处于弱势无助之中。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资方的条件,仅从补偿金的扣除中资方就又能够赚上一笔。

  资方既要有熟练的工人来给他干活,又不想支付相应的成本。以低工资使那些处于危困之中的工人不得不接受他制定的工资标准,以便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取更多的利润。

  休产假的妇女本应享受发工资的待遇,可资方一分钱也不付。刘师傅让自己的女儿继续到棉纺织厂上班,是想与资方斗争到底,把自己的补偿金夺回来。

  记者走进棉纺织厂看见地上飘满了落叶,原来寄托着工人梦想的澡堂、托儿所、锅炉等建筑已经被拆除,很难想像这片废弃场地曾经是系着白围裙、脸上充满朝气和灿烂笑容的成群的纺织姑娘每天要经过的地方,她们为这个纺织厂献出了青春。

  如今这一切随着新资本方的进入,成为了工人们遥远的回忆。一位老工人用手指着一栋被拆除的房了对我说,这上面曾是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锅炉,它旁边高大烟囱冒出的烟雾曾显示纺织厂的机器在将布料源源不断地织出来。

  可现在锅炉已经被拆除,房子被夷为平地,一段被烟熏黑还没有拆除的墙壁和披上了一层灰尘独自耸立的烟囱,仿佛是在悲哀地回忆它过去辉煌的岁月。

  不履行协议的资方还将原来住宅区铭刻了老工人情感的电影院、食堂、单身宿舍和给女工带来方便的托儿所等,出租给别人变成娱乐场所,有的被拆除搞房产开发,资方还将原来那些凝聚工人劳动成果的纺织机器悄悄变卖。至于卖了多少钱,卖给了谁,工人一无所知。

  很明显,资方要在由几代工人创造的财富以及计划体制留下的破落厂房里,以重组的方式或搞活企业的手段来获取最后的利润,而工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推土机在资方的指挥下,将他们以低收入甚至义务劳动建立起来的这些设施推倒并无情地击碎他们寄托在国有企业身上的美好梦想。

  退休费得不到保障,资方又以企业还处于亏损为由迟迟不将他们的养老金打入社保局。老工人们忍无可忍,只得挺身而出,他们愤怒地指责资方拆除厂内工人休息的设施,是发个人横财而置工人利益于不顾。

  退休的杨师傅对我说,新来的管理者以企业亏损为由,向政府提出了要求。目的是使政府让步,不要让工人向他们施加压力,以图达到占有企业财产拖延向工人支付养老金的目的。

  面对如此现状,杨师傅痛心地说,她们这些老工人大多在厂里干了三四十多年。当初进厂干活头脑非常单纯,一心只想着把事办好为企业多作贡献。没有想到的是,退休后竟要为退休费能否得到保障来回奔波。

  她们悲哀地看到,由于棉纺织厂破产,企业被新的老板收购后,自己的孩子还是在这棉纺织厂上班,拿到的工资只有300多元,竟然还比不上她们过去拿的收入。她们的孩子在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中,已经没有什么劳保、法定休息日,生活的艰难比她们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严峻。

难道再也得不到保障(2)
 
  如果说因生活所迫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方提出的条件而使自己处于恶劣的劳动环境中,那么,为包头棉纺厂奉献了自己大半辈子时光病倒在家里的工人,她们的生活则陷入了极度危困之中。

  我走进一个工人家里时发现,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两张床,床头边立着一个生火的炉子,一把生锈被烟熏得漆黑的铝壶放在上面;铁锅里放着半块发黄的馒头,看样子是没吃完放了好几天。一个碗里放着几个红薯,早晨没吃完留作午饭吃。

  床上的被子已被炉内的烟熏得发黑,一些衣服杂乱地堆在一起。一口缸内用石头压着的白菜散发出一阵霉味,房内堆放着几块煤与木头,没有发现家里有油、米。

  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墙壁上的石灰已经脱落,整个房间让人感到压抑。在这间让人感到窒息、气味难闻的房子内住着在包头棉纺织厂干了20多年的王师傅,还有他的老伴和一个女儿。他拄着拐杖浑身哆嗦地站在房子内,病痛正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那发黑布满皱纹的脸上已看不到一丝活力。

  很难想像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王师傅以每月330元的退休费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在他那无神的目光里看不到生活的欢乐,也似乎是在诉说一个没有让他积累财富却消耗了他青春的时代,留给他的只是被病痛包围的晚年,并一次次去追问那个时代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

  不一会,他老伴回来了,我看见她发白的头发如同寒冷的冬天里被霜冻结的几根树枝。一身灰色的布衣似乎是洗了又洗,那苍白的色调使人感觉到她仿佛还活在那个物质极为短缺、没有鲜艳色彩的时代。

  她淡漠地对我说,上午到一家去要了一点饭吃,将剩下的饭带回让老伴吃。家里很少做饭,只是到外面乞求别人给一点。老伴那点退休费看病以后就没有多少钱用于生活,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没有看见她家里有大米、面粉、食油等食品。

  说完话后,她神情显得消沉,变得茫然若失。不一会,她又带着悲伤的语调向我诉说她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她绝望的眼神使我感到生活的艰难犹如一股巨浪把她卷到了一个无人援助的荒凉岛屿上,仿佛她再也没有力量能与这个社会融到一起。

  她面容憔悴、神情忧郁、眼光呆滞,好像这个都市中的高楼,吃不完的宴席,穿不尽的名贵时装,奔驰的轿车与她一家没有缘份!有谁能体验到她在寒冷中挣扎的悲凉?难道这个世界上的光明与温暖已经离她远去?

  楼里还有一位与王师傅一样在病痛折磨中挣扎的董师傅,他因病已做了三次手术,但仍没摆脱病痛的阴影。因身体原因53岁就退休了,那时他已在棉纺织厂干了32年。32年的贡献除了得到每月470元的退休费以外,命运带给他的疾病使他再也不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三次手术他已经耗费了17000元,多方筹齐了资金后才使他走上手术台。前两次做手术医疗费厂里给他报了,第三次厂里说没有资金给他报销,原因是他的医疗开支超过了5000元。尽管没有钱但渴望摆脱病痛走向新生活的董师傅仍幻想做第四次手术。

  董师傅撩起上衣向记者展示他肚子上鼓起来的一个肿瘤,就是这个肿瘤耗费了他一生的积蓄,将他推倒在床上失去了创造新生活的机会,也就是这个肿瘤使窗外明媚的阳光、奔腾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化为长长的悲哀与叹息。

  他老伴曾在一家毛毯厂工作,破产后拿了几次失业救济金,后来就没有了。老伴一次性向社保局交了5000元养老金,要等到2005才能领取养老费,现在家里的生活只能靠他的退休费维持。

  没有钱买棉纺织厂的福利房,董师傅现在住的一间房还是向厂里交了3100元以后才住进来的。这种结局是他当初进厂拿着几十元工资,将一腔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棉纺厂时怎么也想不到的。

  回首对棉纺织厂32年兢兢业业的奉献,他不禁发出了悲愤的疑问: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最终忍受着病痛,挤在一间17平方米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听窗外呼啸的北风而独自发出沉重的叹息?难道寄托着自己奋斗理想、充满真诚情感的棉纺织厂,已经再也不可能给自己一点回报而是无情地地将自己抛弃?

美好的幻想被彻底粉碎
 
  比起董师傅的不幸遭遇,包头棉纺织厂那些退休的工人也在为收入维持不了一家人生活而叹息。住在一个楼里的王女士已是51岁,她在棉纺织厂的食堂干了28年,换来的是每月440元退休费。她与丈夫已离婚多年,带着一个女儿住在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的艰难使她在家里做面条拿出去卖,每斤卖1.2元,每天大约卖6斤赚2元。

  她拿的退休费只够她和女儿生活,可女儿上中学一年得1000元。无奈,她只能借1万元,她不知这笔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有时几个月她都不上街买肉,每天吃白菜、土豆。女儿已经吃得厌烦了,要求她买一斤肉包饺子吃,可她算计着一斤肉得5元钱,这相当于一家人两天的生活费。

  她只得告诉女儿拿不出钱买肉,不幸的家庭使女儿总是对她发出抱怨并不断发脾气,也许受不了这种压抑女儿离开了学校。她悲哀地看到自己干了20多年,竟然不能给孩子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她曾到外面谋求职业,因为工作有时晚上不能回家,女儿见母亲不在家也到别人家里玩,甚至一个晚上也不回家。

  她担心自己不在家万一女儿发生什么意外,那意味着一切希望都将破灭。一种害怕失去女儿的惶惶不安使她不得不辞退了工作。回到家里,这种沉闷、无奈的生活对她来说只是过一天混一天。

  王女士住的楼是棉纺织厂过去给单身职工住的。现在,墙壁已破损不堪,地上扔满了各种垃圾。住在这里的人有的家庭破裂,有的是夫妻一方失业,有的是一家三口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房里。他们在一种破裂、充满创伤、灰冷的生活中勉强度日熬月挨年。

  一位老工人对我说,棉纺织厂一位前任领导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第二年,企业就走向了破产。工人们不解的是:这奖章是靠什么获得?是否掩盖了企业的危机?为什么领导取得个人政治荣誉时工人们却在为最低生活费苦苦挣扎?

  棉纺织厂破产两个月后工人就陷入拿不到工资无人管理的状态,新的资方也回避他们提出的退休养老金等问题。为生活所迫,工人不得不走上了包头一条主要道路,他们堵在路上神情愤怒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查清破产原因,严惩贪官污吏,恢复包棉生产,解决职工生活。

  他说工人极不情愿这样做,只是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获得退休费与养老金。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企业陷入破产,厂里的工会在为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时,没有给予什么帮助,相反工会还站在资方一边,工人们对工会这种麻木状态深感失望。

  刘师傅与老伴曾都在棉纺织厂工作,退休前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过400元。就是这点工资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吃饭及一家人其他开支,在那30年艰难的岁月里,他根本无法存款,一直维持着惨淡的生活。

  家里没有装修,向别人买了一台旧彩电,没有冰箱,一家三口人挤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样艰难的生活刘师傅还是很乐观。当初他幻想退休后企业能让自己过上安稳的日子,直到退休后企业破产了、养老进不了社保局、靠政府发放400元退休费时,他才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危机向自己扑来。

  破产后,厂里医院已经没什么药能治病,看一次病最多开5元钱的药也得付挂号费,刘师傅只好到外面医院看病。

  我还发现刘师傅家门前有两口大水缸,刘师傅说缸里压的白菜以备冬天吃。冬天里新鲜菜供不上时,白菜在市场上每斤涨到1元,对于退休费不够维持生活的他来说,只好在便宜时以每斤2角买下200斤菜卤在缸里,他家就吃这缸里的白菜过一个冬天。

  从进厂到退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厂子的杨师傅,在棉纺织厂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他忠心耿耿地维护着企业的财产。

  他的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干了10多年,企业破产后只拿到了可怜2000元的补偿费,最悲哀的是妻子每年还要拿1000元交到社保局,交五年后才能享受养老保险。为交妻子的养老金杨师傅不得不四处筹钱。

  他自己也有病,一个疗程就得800多元。一年需要2400元的药费使他每月400元的退休费根本不够开销,有时不得向亲戚求助。家里的彩电还是10多年前他哥哥送的,冰箱至今买不起。如果他80岁的父母不是住在他妹妹家里,他那点微薄的退休费是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父母的。

  每想到这件事他就感到很惭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干了30多年的保管员,等来的竟是企业的破产,医药无法报销,退休费不知何时才能彻底解决的结局。而当他走过自己熟悉的厂房,看到企业被新来的资方吞并,里面的房子被拆除,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涌上他的心头,他感到近在眼前倾注了无限热爱的棉纺织厂已离他愈来愈遥远。

  他不相信这会变成事实:一个曾经给国家提供过巨大的财政收入,创造过辉煌的棉纺织厂,竟然就政策性破产被别人占有了。

  当我登上去贾师傅家的楼梯时,已是夜晚楼道却不见灯亮。贾师傅说原来这里都有电灯,可资方来了以后将楼道里的公用电灯掐断了,目的是节约开支。过去几十年照明都是由企业提供,现在每天晚上却是摸着楼梯在黑暗中回家。

  楼梯下面黄叶飘满了一地,杂物及其他垃圾随处可见,楼道内的废物也是扔得满地,墙壁破损,一片衰败的景象笼罩着老工人们的房子。贾师傅说以前这里的卫生有人打扫,可现在资方不承担这里清扫的义务。资方对他们的承诺不兑现,使工人们情绪极为低落,卫生也就无人打扫。

  贾师傅说,他20世纪60年代从太原调入包头棉纺织厂,每月只拿40元,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到退休之前他每月才拿500元。这样低的收入使他至今既没有资金去装修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无力更换家里显得很陈旧的生活设施。

  70岁的贾师傅与他的五个孩子曾经都在棉纺织厂上班。企业破产后,还有三个孩子不得不回到改制的棉纺织厂上班。他女儿说有活干她们才能拿到收入,固定工资对她们来说已是过去国有企业的专属品。不稳定的收入不知要伴随她们多久,她的心感到非常压抑。

  她在棉纺织厂已干了20多年,最美好的青春已经献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现实中,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供她选择,回到改制后的棉纺织厂忍受不稳定的收入实属无奈。

  贾师傅曾经只想着让孩子快点到棉纺织厂接他的班,为了孩子能到国有企业他感到很高兴。这种想法使他没有去培养孩子上大学,他教导孩子们要在厂里老实干活,却没有教给孩子们去开创一种不同于他的生活道路,以至五个孩子走上了与他同样低收入的道路。

  当初美好的期望随着棉纺织厂的破产被彻底地粉碎,他没有料想到自己用心良苦给孩子作出的安排,竟然让孩子得到的是不如他的结局,要在比他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劳动环境中承受漫长难以看到希望的生活。一种悔恨如一杯苦酒在他心中漫漫地流过。

  他两眼无神地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那花白的头发和苍黄的脸色,显示着岁月不尽的沧桑和人生的不测和无助。

  他曾经为棉纺织厂的生产而欢呼,为它的繁荣投入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哪怕是用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五个孩子,他也义无反顾地为这个厂坚守了30多年,可现在自己的命运还能交给谁呢?他一生的时光就这样消失在这狭窄的空间中吗?

  面对孩子的失业以及随着孙子的上学,再加上住房市场化,贾师傅不得不把自己只够生活的退休费,挤出一点来救济孩子的生活。

  如贾师傅这种处境的退休工人在棉纺厂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突然陷入了不可测的黑夜中。他们的孩子在棉纺厂失业后,往往需要他们拿出退休费来支持,甚至还要支付给孙子的教育费。有限的收入与众多的支出使这些工人的家庭不但多年无法积累财富,也使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脆弱。

  因为失业与贫困带来的阴影与震荡,使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和痛苦的家庭,不得不走向离婚,极端的人以自杀来结束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家庭破裂带来的伤痕又往往造成了孩子的不幸。

  这些现代都市中的贫民,不仅难以找到一个新的生存资源,更重要的是,贫困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压抑。这些贫民的出路在那里?他们心中还存有幻想吗?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

拥挤在阴暗的窑洞里
 
  如包头棉纺织厂工人陷入医疗、养老困境的情形,我在延安丝绸厂采访时也看到了。已是66岁的刘俊杰,1971年就进入了丝绸厂做木工。那时他头脑想得很简单,把活做好到年底评个先进,获得个奖状心里就感到很满足了。

  他拿出了1976的粮食供应证给我看,上面写的小米、玉米、面粉都是1角多钱一斤。那时他用每月供应的30斤粮食养着4个孩子,生活虽然清淡但他没感到有什么忧虑。

  后来他被调去看工厂大门,他目睹丝绸厂一天不如一天,他一个工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等到1994年退休时他拿到的退休费每月才110元,现在涨到了每月426元。

  脸上患有神经麻痹症的刘师傅一遇到下雨天就感到脸上很麻木。看一次病就得200多元,这花去了他一半的退休费。既要生活又要看病,他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到医院看病了。

  他从1992年积压到现在的医疗费大约有4000多元,按规定可以报销80%,可丝绸厂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报销。

  他在窑洞内住了30多年,房改时他把28平方米的窑洞以5934元买下,算上前院与窑洞加起来面积也只有56个平方米。可他与老伴的工龄加起来有67年,如今他和老伴只能住在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的窑洞里,一天天地为医疗费发愁。

  比起刘俊杰,67岁的刘正才的家庭还要困难。他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他住的一间窑洞摆着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四个孙子睡在一起。房子内有一股难闻的油烟味。房内一片昏暗,刘师傅说房内本有两盏电灯,想节约用电就将其中一个灯关了。

  借着这个灯发出的微弱光亮,我发现刘师傅的家具都很陈旧。一个旧彩电还是别人送的,里面两口缸压的白菜供冬天吃。由于洞内摆了两张床,再加上其他杂物,房内显得非常拥挤。

  就是在这20多平方米拥挤的窑洞内,刘师傅用他微薄的收入养育了6个孩子。虽然国有企业给他的收入很少,可他感到过去国有企业对他的生活有保障,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压力。

  现在他整天在这窑洞内忧虑的就是每袋面粉怎么从8元一下子涨到了50元?医疗费何时能去报销?付煤气费的钱在哪?越忧虑他越不敢上医院看病,越不想把电灯打开,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总被一种惶惑不安笼罩着。

  他的三个儿子与他在窑洞同住。因房子紧张,有两个儿子因为结婚,将一个窑洞隔开,各住一半。

  住在他隔壁窑洞的是张艳梅,她与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虽说两个孩子都已20多岁,可他们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独立生活。张女士以她180元的生活费和给别人带孩子赚的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孩子们不但不体谅她的艰难,还抱怨她无能没能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为此,她不断与孩子们发生争吵,家庭笼罩着极不和谐的气氛,经常处在一种对立的冲突中。她的精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

  老伴本来也在丝绸厂工作,企业倒闭失业后,也许是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竟然离家出走了好几年,留下她带着两个孩子度日如年地活着。生活对她来说就像这阴暗的窑洞,不知阳光什么时候能照射到她忧伤的心中。

  沉重而又艰难的生活使她瘦得像把骨头,仿佛一阵风吹来她就会倒下去。为节省开支,她一个月用10度电花5元电费。

  严重的入不付出使她在恐慌中本能地抗拒着面粉、食油、煤气、电等的涨价,并为每天到来的开支忧心。白菜与面粉或小米混在一起煮熟了就是一家人的晚饭,至于吃肉那已成了长时间的念想。

  57岁因车祸残废在家里的白登瑞, 1993年他拿着厂里给他充抵工资的绸缎去卖时,走在路上被一辆吉普车撞倒在地,经医院诊治为重度脑损伤,对方赔了他三万多元就与他了结了此事。

  出院后他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请求丝绸厂给他认定为工伤,因他工龄达不到退休年限。按工伤他能拿100%的退休费,可厂领导无情地拒绝他的请求。现在他只拿90%的退休费。几年以来,他为了获得工伤的待遇,来回奔波在延安民政局、信访局、残联、政府等部门。可艰难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依然带着受伤的心在苦苦地请求政府能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

  退休前白登瑞每月拿107元的工资,妻子由于来自农村,转为城市户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加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他这点工资生活,仅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一年就得8000元。

  不得已,他向亲戚借了1万元,目前他累计欠下债务1.4万元。受伤后,他作为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却不能正常地工作,以至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一般一天他们只吃两次饭,早晨喝碗小米稀饭,晚上将白菜、土豆、面粉混在一起煮熟吃,他妻子说这样是为了节省油。

  没有洗澡设施的窑洞,他们一家人几个月不洗澡。他说到外面洗澡一次得3元,按这样计算四口人每月洗澡的费用就得46元,这相当于买一袋面粉。因此,全家人从不外出洗澡。

  面对受伤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他悲哀地感到自己为丝绸厂干了30年,如今却得不到企业的一点温暖。他感到自己有满腔悲愤却无处诉说,而那个曾经寄托着他美好愿望的丝绸厂,已在他心中彻底地破灭了。

  不公平在他心中激起的愤怒,使他有时绝望地想浇上汽油与那些不给自己工伤待遇的人同归于尽。因为他感到这种不公正、悲哀地活着是一种巨大的耻辱。

  走出窑洞,看着这一排排窑洞住的大部分是为丝绸厂作出了巨大奉献的退休老工人,他们的儿子、孙子又和他们一样在这种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澡、没有独立卧室和厨房的窑洞中走完自己的生命里程,我的心中塞满了沉重,连心底里涌出的叹息声都变得了无生气。

  岁月悠悠,窑洞墙灰有些已经剥落。一层层登上窑洞的台阶不知走过了多少人,而拥挤在阴暗窑洞内的老工人已是白发苍苍。他们拖着有病的身子,还要在这空间狭窄的窑洞内度过最后沧桑的岁月。冬天已经到来,再次望着飘飞的雪花,期待着上帝能给他们的命运有一个回答。

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1)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中,低效的经济体制,已经将延安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耗尽,留下来一堆废铁与沉重的债务。对它们实施改制不但成本高,而且能产生效益的资产很少。没有财政资金的投入,这些企业几乎不可能将过剩人员分流。

  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建的延安丝绸厂,1962投产。1985年它还是延安龙头企业,每年上交利税150万元。

  进入90年代后,它还在利用70年代的陈旧设备运转,不但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也难以保障。迅猛崛起的私营企业也使它的市场被挤占。

  丝绸厂从外地购进原料,运回厂时每吨达到了480元。进行设备更新需要2000万元,丝绸厂自己拿不出资金投入,政府也无力向它伸出援助之手。

  设备无法更新与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丝绸厂的库存越积越多。积压最严重时,厂里的周转资金全部用完。

  1992年丝绸厂走向半停产,1996年终于迎来了关闭的命运。工人从1996年到1997年有17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工人只是到过年时才能得到政府的一点救济。

  到关闭时丝绸厂累计欠下债务1400多万元,这笔债务至今还挂着。几百名工人要生存的问题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安排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退休,另一部分人进入再就业中心每月拿180元的最低生活费。

  丝绸厂结束它最后使命的时候也到来了。据丝绸厂留守厂长刘晓东透露,2001年大约200多台机器以30万元的价格送进了废品站。望着过去自己不断擦拭、加油、操作的机器,就这样在铁锤下化为废品,那些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的工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痛心。他们没有想到30多年以后看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一个留着计划经济长长尾巴的时代在他们的眼前活生生地消失了。

  机器送进废品站后,留守在这里的人将原来6000平方米的厂房,改成了一个建材市场。有40多家私人建材企业进入,出租办公室楼和厂房,丝绸厂一年能有8万元的收入。

  刘晓东感叹地说,丝绸厂最终的出路是破产。沉重的债务在破产时一笔勾销后,新的资本所有者才能进来将最后的资产变为财富。

  与丝绸厂仅一墙之隔的延安毛纺厂,也存有通过破产来改变负债命运的意图。外面看上去一片灰暗的毛纺厂1998年被政府正式关闭,2700多个纱锭被砸烂后,造成800多名工人失业,同时还背上了7000多万元的债务。失业的工人除退休以外,有的进入拿最低生活费的队伍中。

  新任命的厂长刘军民有点沉重地说,毛纺厂曾是延安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从建厂到关闭没有进行过设备更新,关闭时资产只有1000多万元,可负债却达到7000多万元。奋斗了20多年,毛纺厂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财富,反而今天还要政府为它的负债寻找出路,这是多么的荒唐。

  他与留守毛纺厂的员工一起将毛纺厂8000平方米地盘建成了一个家具市场,一年大约收回60万元的租金。

  可他也承认,靠出租厂房办家具市场获得的租金,不可能使毛纺厂还清债务,给工人带来真正的希望。他正设想通过引进私人资本将毛纺厂的地用于房产开发,实现彻底的转变。

  但他还是感到这样做有些风险,他是被计划经济培养起来的。国有企业给他的平台使他既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又受这种体制制约。毛纺厂的资产不属于他个人,一旦将毛纺厂剩下的资产通过新的开发带来了利润,而他有可能被外来的力量取代或被排除在利益之外。那样的话,他觉得自己将是一个受害者。

  多年在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中运转,使他深深地感到国有企业这种体制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它不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企业关闭之前他虽是副厂长可每月只有600元的收入,家里仅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就要1万元,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后,他感到家里的资金已很紧张。

  如果不主动打破封闭起来的围墙,市场经济的浪潮就难以涌进来。可自己现在是这个倒闭企业的看守者,能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曾想推动毛纺厂破产重组,可工人对破产充满了怀疑。他们担心破产后拿到几千元或者几万元的补偿能干一些什么呢?这点钱根本不能补偿他们20多年对企业的付出。

  企业有些领导人也有他们的利益考虑,破产后自己还能到社会上谋求到什么职业?退休费、医疗费能保障吗?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破产后自己的权力、地位会像云雾一样消失,再也不会有机会从国有企业获取利益。

  因此,他们幻想将倒闭还没有正式宣布破产的毛纺厂拖到自己退休为止,以使自己的利益不因破产受到损害,这种想法与疑问是毛纺厂走向破产的潜在阻力。

  刘厂长感到,自己过去以低收入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奉献,企业倒闭后仍在尽最大努力将企业剩余的资产盘活,设法给工人就业的机会,使社会保持一种稳定。那么,政府就应该给像自己这样的企业领导,有个安排或合理的回报。

  否则,等毛纺厂破产被新的资本方收购后,自己将会与那些住在窑洞的工人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他看守着这破落的厂房,是不甘于企业倒闭后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他想在对这剩余资产的经营中使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利益得到补偿。

  延安国有企业改制办公室副主任高占清对我说,延安要改制的110家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处于负债状态,能盈利的企业很少。它们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支援延安建成的企业,给改制带来的阻力是人员多,企业资产质量差,负债重。

  高占清认为,国有企业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现在不改以后可利用的价值会更低,那些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不仅会进一步地消耗延安稀缺的资源,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拯救他们。

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2)
 
  缺乏有效资产的延安国有企业,变革的速度不仅很缓慢而且带来的改制成本也很高昂。政府有关部门设计的补偿标准是,按社会上年平均工资的三倍给工人补偿,一个干了10—20年的员工能得到2万元。

  但考虑到员工曾为企业付出了很多,补偿标准还可以更高一些。政府如果只考虑它的经济承受力将补偿标准定得过低,会使员工多年为企业的奉献得不到回报,也没有财富用于消费。一个城市中,工人阶层大多数是贫困者,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扩张。

  那些经过改制的企业由于企业有效资产不多,管理层与员工持有的股份是名义上的持股。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每个人还需要拿出资金投入企业。即使投入3000元入股,这也相当于延安一个工人4个月的收入。

  工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与企业一起生存下去就得拿出资金入股。不投入资金入股就意味着自己要放弃这个企业,而自己在企业获得的单一技能,很难在社会上选择到比较满意的职业。现实的压力使工人极不情愿但还是拿出了他们多年的积累。

  有些工人感到疑惑的是,自己为企业干了几十年,不但收入没有保障,还要在企业改制后自己拿出资金投入,难道自己过去给企业干的都是白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钢厂虽有800名工人,但产量最高时只达到3万吨。陷入亏损被私营企业兼并后,新的资本方只雇用了100名员工就将产量提高到了5万吨。

  尽管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但受多方的限制改制后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仍不完善。工人仍把改制的企业当作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幻想继续躺在政府的怀抱里拿着铁饭碗,他们希望政府帮企业搞贷款,经济上继续给予补贴。

  改制企业的法人大部分仍是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自我再生能力差,仍用原来计划经济形成的观念来管理已改制的企业。

  延安一位参与改制的官员指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缓慢还与政府有些官员的利益有关。改制带来的大量人员分流,安置又需要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资源来支持变革,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使官员感到自己的利益要受到影响。

  因此,改革的艰难使有些官员只得将国有企业的变革往后推,他们不愿意看到负债累累的企业粘在自己的身上而损害自己的政绩。后来的领导面临的是亏损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有效的资源已经被耗尽,改制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了10多年国有企业厂长的高占清深有感触地说,中小型国有企业必须改。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但没有进行设备更新,而且产品是由政府包销,其价值没有在市场上得到体现,规模小又不能积累更多的利润。

  如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东化厂,只是在1982—1992年有过生产。当时农村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对化肥的需求并不强盛。市场有需求时它年产量只有1万多吨,最高时达到了4万吨。

  10年以来,东化几乎没有赚到钱,产品是由国有公司销售,它只是负责生产用不着去找市场。工人平均工资每月只有300多元。

  市场放开后,各地的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东化由计划经济调节每吨120元的原料价格已不复存在。市场供应的原料价格每吨上涨到800元,对此,东化没有任何优势去适应竞争。

  背负着沉重债务的东化,1993年被政府勒令关闭,人员无处就业。从1993—1998年由政府发70%的工资。

  看守了10年已关闭的东化,高占清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无奈地浪费了。旧体制使他不知如何为企业寻找到出路。而为东化献出了青春干了几十年的工人仍住在窑洞里,窑洞生活也不知还要过多少年多少月。

  工人们对他的抱怨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他认为东化走向没落,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因为东化不能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竞争迈进的转变。

  高占清现在被政府任命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将为国有企业产权的退出提出创造性的方案,以结束一个国有企业对资源大肆吞吃而少有回报的时代。

准备忍受冬天的寒冷
 
  我到西安国棉六厂采访时,一位工人对我说,厂内生产不饱和,没有资金买棉花使一部分设备已停了下来。有些人上个月上班可能下个月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拿150元的生活费。厂内已换了几任领导可企业仍然是负债累累。国有产权的虚化及领导者对个人利益的索取,使企业即使赚了钱也不可能投入技术改造。

  已是70多岁的卢师傅,1981年从六厂退休之前每月只拿60元的工资。现在他的退休费是每月500元,可他还有1万多元的医疗费没有报销,厂里说没有钱。

  老伴与他一样在棉纺厂干了30多年,他们一个月看病加生活得700元开销。他住的是18平方米的平房,由于住房太小他又建了30多平方米的平房。现在厂里要将他们的平房拆除建楼房。他自己建的平房厂里只按每块砖赔偿2分钱,建房用的1万砖他得到的赔偿只有200元。

  与他住在平房里的工人们对这个赔偿感到很不服气,要求按房价赔偿,可厂领导置之不理。无奈中工人只得集体上访并向法院起诉,可法院说单位建房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拆除平房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工人又与棉纺织厂在集资建房子上发生了矛盾。工人们对厂方制定的房价不能接受,而且房子还是半成品房,有些房子还出现了裂缝。

  住在平房里的工人生活环境很差。张长发今年60岁,他向厂方交了2万元的预售款,由于新房子的价格和质量问题他没有搬进去住。他想和其他工人一起起诉厂方。

  在2002年他退休之前的10年内他几乎没有涨工资。每月拿600元,他与老伴的收入加起来每月才1200元,三口人每月生活费得800元。80年代的低工资使他没有多少积累,现在孩子上学、买房子都要向别人借钱。

  他住的平房外面是一个厕所,周围堆满了垃圾。夏天蚊蝇叮在上面,他总感到一股难闻的味道让他喘不过气。用水是在外面,水管的的破裂使他和邻居只能在限定的时间接水。

  干了23年检修工的李师傅,2003年接到棉纺织厂对他精减的通知,他以失业的身份拿140元的生活费回到了家里。他感到自己年纪大了没有什么技能,难以找到职业。厂里曾经需要资金购买原料时,他希望工厂能活下去使自己的工作有保障,这种想法使他拿出了1万元。

  可现在他没有想到失业会像巨浪一样扑向自己,集资款也难以要回。他以6万元买的60平方米的房子是大伙集资建成的。为买房子他贷了2万元,现在还欠着别人7000元。搬进新房子时,他发现地上、墙上都有裂缝。

  失业后,要还贷款,孩子上高中一年得7000元,一家人的生活每月需要700元,这些支出如同大山一样压在他的身上。

  家里的一台电视机已没有图像,家具是他结婚时买的。新房安装的暖气是一个摆设,因为棉纺织厂没有资金建锅炉。冬天已经来临,他房内被一股冷气包围,可他说今年不买炉子取暖了准备忍受这个寒冷的冬天。

  面对现实的困难,他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为什么自己奉献了20多年的工厂带给自己的竟是失业?

  妻子还在棉花厂上班,靠她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她抱怨说,厂里什么劳保品也没有发,工作环境比过去更加恶化。没有吸尘器,她感到身体受到了伤害,拖着有病的身体在轰鸣的机器旁边干活,她希望能早点退休。

  与在家里忍受着寒冷的失业工人相比,即使在开封化工厂已退休的米师傅,由于每月300元的内退费不够老伴、女儿和自己三个人生活,又回到服务公司干起钳工每天赚20元。他说,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每月得600元开支,如果他不出来找活干,家里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他在开化已干了34年,最高时每月拿到900元。1958年进厂时每月拿16元,一个月生活费10元,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领导与员工同吃同住,现在领导不仅与员工离得越来越远,而且他们的收入与占用的房子都远远超过了工人。

  他说原来开化经济效益比较好,工人的工资能按时发放,逢年过节还能发一些食品等补贴。随着新的领导来了以后,政府要开化兼并一些与公司毫无关联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产品几乎没有市场,有的陷入巨额亏损。

  开化兼并这些企业后,不得不将自己的资源用在这些亏损的企业上,结果开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原来厂里有7000多人,企业效率下滑后人员减少到3000多人,上班的员工拿到300元,回家的工人拿150元的最低生活费。

  与那些事业单位退休的人拿1000多元的退休费相比,米师傅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他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他们能拿那么多的退休费,为什么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人只能拿少得可怜的钱?

  现实的差距使他不禁发出了感叹: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一家人的生活靠什么维持?他的大半辈子是在厂内度过的,他从来没有抱怨工资微薄。他坚信厂子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片光明并给他的退休有一个满意的交待,可如今这300元内退费怎么也不够一家人生活。过去天真的幻想破灭了,自己竟然还要出来找活干。

  与他一样发出这种疑问的还有几个退休的师傅,他们都是在退休费不够维持生活又回到厂里干活的。1958年他们从农村招工到开化。由于他们的妻子是农村户口,为了孩子进城接班,他们在退休后曾经将自己的城市户口迁到农村,再把孩子的户口迁到城市。

  几年以后,他们再花去一笔钱将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开封。忍受了几十年低工资和这种制度带给他们的不公平,只盼着退休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可突然发现,现实与他们的设想还有很大的差距。过去看上去是很自豪的工人阶层,现在却沦落到每天要为退休费、医疗费、取暖费和住房费发愁的地步。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1)
 
  对开封内燃机电器厂退休、失业的工人来说,2003年他们又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为要回自己的医疗保险、最低生活费和集资款来回奔波。一位退休的李师傅对我说,自从1996年11月1日起,开封内燃机电器厂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经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他们就陷入了一场为要回破产资产、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与忧虑中。

  经过资产审计,破产资产额为99475362元,其中优先支付工人安置费60955000元,支付拖欠职工工资养老保险等36520362元,其他银行债务被免除。

  按这样的判决,破产资产已属于全厂工人。他们能从破产资产中得到清偿,可行政力量的介入打破了工人们的幻想。李师傅说,1997年7月,开封市政府以一方民事主体与海南置地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破产后的内电厂全部资产以7383万元卖给对方。

  开封的一家媒体登出的消息说,破产的内电厂是以7383万元卖给了海南置地。听到这个消息的工人找到报社核实情况,但报社不愿透露详细情况。工人找到开封市政府一位秘书长时,他说这个消息是记者的误报。

  有些工人对政府采取的单方面行动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既然法院裁定破产资产优先用于安置工人、支付拖欠的工资等,那么破产的资产就属于工人所有。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法律特征是:财产所有人的资产具有排他性、充分性和绝对性。

  工人还依据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与合法的利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此,破产资产经法院裁定用于优先安置工人后,内电厂的资产已从国有性质转为全体职工所有。政府已经失去对内电厂资产的处置权与所有权,决定资产以何种方式出售、经营,应由工人来行使权利。

  如果说海南置地确以7383万元买下内电厂的破产资产,那么工人就应该得到这笔资金。因为破产资产是经法院裁定用于优先安置工人及偿还拖欠工资等的费用,工人是这个资产的惟一受益者,可工人们却没有得到这笔钱。

  即使是海南置地以7383万元买下了破产资产,出售也要征得拥有破产资产的工人同意,可工人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超出法律的规定与海南置地达成这样的交易。

  按照开封市政府与海南置地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海南置地组建的新企业,接收原内电厂破产公告发布前在职与离退休工人。失业工人按市政府规定发基本生活费,保证二年内使上岗工人数不低于工人总数的50%。原内电厂欠工人的集资款、医疗费由新组建的企业偿还。

  获得对内电厂资产所有权的海南置地,以开封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实物出资3000万元,与另外4家股东一起以5000万元的资本,注册成立了“东兴内燃机电器股份公司”。工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是什么样的实物出资?应偿还给工人的资产为什么被这五家股东占有?

  工人们说,占有内电厂的资方并没有对公司进行实际经营,厂里有些车间被原来的人承包经营,工人在这些承包的车间里干活。工人还发现,原来厂里仓库堆满的原料,在新的老板来了以后却不见了。

  开封信托公司后因违规经营,被依法撤销。信托公司被撤销后,工人说东兴内电实际上处于长期停产无人过问的状况。在此期间,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与权益不受侵犯,多次向政府提出请求并上访。

  失业工人的最低生活费是每月130元,一开始还能发一些,可后来下放到各车间发时,工人却领不到最低生活费。工人找厂办领导说理,后者说已交给车间发放,找车间说理 ,又没有结果,如此互相推托。

  车间主任还难为工人们,说要每天到车间签到才能领取工资。可工人说车间主任没有这个权利,最低生活费是公司发下来的。为了达到克扣工人们最低生活费的目的,车间主任还叫一个搬运工去干并不熟悉的车工活,工人当然不会干,车间主任就以他不服从安排为由停发他的生活费。

  内电厂退休工人谢师傅说,公司没兑现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费,使有些困难的工人到菜场捡剩下的菜叶吃;而拿不到最低生活费为生活所迫的工人不得不走上了街头打起了条幅,他们喊出了: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要生活。

  上街的工人很快被警察围了起来,不久市长也赶了过来。工人质问市长,我们失业要过春节,一分钱也没有领到,我们怎么生活?工人要求市长三天解决,市长答应8天解决。

  出于工人强烈的呼声,2001年4月9日,开封市长会见了原内电厂的工人代表。4月10日,市政府工作组进驻东兴内电公司。工人代表向工作组提出,这次解决“东兴内电公司”的问题一定要依法办事。

  代表们与接管东兴内电的一位负责人座谈时,听到东兴内电经营时欠下了3000多万元的债务,由收归国有后的企业来承担。听到这个消息,工人代表气愤地说,东兴内电占有应偿还安置我们的破产资产就已违法,现在他们做生意亏损了还要由我们来偿还,这合法吗?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收购原内电厂的海南置地是一家私人企业,现在政府又与它达成协议收归国有。双方同意将原内电厂转让给海南置地组建的东兴内电公司的资产,整体移交给政府组建新企业,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来承担。协议还提到如东兴内电有调出的资金或财产应如数偿还给新组建的企业,但却没有提到东兴内电经营期间欠下的债务是否应由海南置地来承担。

  工人们以为将东兴内电收回来后,自己的利益能得到满足,可官员们的决策使他们的希望再次落空。2001年5月10日,开封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将原转让给东兴内电的破产企业的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收回,成立新力源电机电器公司。

  新力源电器电机公司由一位姓史的厂长负责管理,奇怪的是东兴内电的牌子还树立在厂房上。史厂长想将厂的资产出卖给房地产商开发。

  工人们说,史厂长从2002年7月开始,擅自决定发放职务津贴,金额分别为厂级600—700元,处级400元。这一举措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多次向上级反映,由于职工的强烈反对,史厂长不得不向市经委承诺,2003年3月以后不再发放 。

  但工人们说史厂长很快违背了他的诺言。2003年8月在职工生活费都没有发的情况下,一次补发管理层三个月的职务津贴。工人们去质问他时他失口否认,还威胁领到津贴的不要对外讲。

  厂里出现的反常情况也让工人们看到了。厂领导经常带人到外面开会研究对策,去的人又是与领导意见一致的。而管理混乱引起的上班迟到、工作时间打麻将、赌博以及各种名目的吃喝的现象经常出现,至于分厂向总厂交了多少承包费,基本生活费到哪里去了,厂里资产卖了多少钱等等工人更是无从知道。

  看着厂领导将厂里的轿车当作自己的私车一样到处乱开,费用却由厂里出,住的是远远超过工人标准的房子;而失业工人却在最低生活费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存中悲叹,他们面对的是有病无钱治,养老无保障的困境。

  拿不到基本生活费的工人选出11名代表,将新力源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判决公司支付工人的生活费,可新力源不服,上诉到开封中级法院。开封中级法院认为,企业职工失业是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职工失业生活费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不是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因此,撤销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了11名工人的起诉。

破产资产被谁侵吞(2)
 
  内电厂曾经想与洛阳拖拉机厂合并,可内部掌握权力的人害怕自己的权力被分化,阻碍内电厂与别人合并,哪怕企业亏损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他们也要占据国有企业的资源满足自己从企业获得的最大化利益。

  谢师傅说,内电厂前任的马厂长本已退休,可在企业竞聘实行承包制时,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又当上了厂长。工人们说,他这次聘任厂长,实际上是觉得自己30多年没有从企业得到什么回报,想通过承包获得最后的利益。

  马厂长承包以后,以减轻企业困难的名义要工人集资共3000多万元。对企业很有感情的工人也希望内电厂能够走上一条复兴的大道,他们听从了马厂长的号召,拿出了一家人的积蓄。

  但工人的希望很快化为了泡影。马厂长不但没有给企业带来利润,反而赔了1700万元。至于集资款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工们无从知晓;而厂长却得了许多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等荣誉称号。

  马厂长在任时,工人没有跟着他分享到什么利益,相反,他离开后工人还要承担着由他造成的企业亏损、集资款要不回和生活陷入困境的代价。马厂长在任时,对外声称企业是盈利的,可据审计查明却是亏损的。工人们提出要看这份审计报告,可从厂部到审计部门都声称找不到这份审计报告。

  工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对内电厂的一片深情被欺骗了:马厂长用他们的集资款捞到了个人的利润与荣誉,而留给工人的仍是一个烂摊子。

  马厂长走了以后,原来的李副厂长接手内电厂,工人们又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们请求李厂长归还集资款,可这位李厂长不仅表示难以偿还集资款,而且在他的任期内使内电厂的亏损比前任的马厂长造成的亏损还要多。这回,审计部门没有透露亏损有多少。

  工人再次陷入与厂方的信息不对称中,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李厂长下台后,一位姓陈的厂长来到了内电厂,可一年多以后仍以亏损离任。不断的换人不仅没有给内电厂增加能量,反而是一茬接一茬地消耗着企业所剩无几的资源。内电厂经不起这样的损耗,它终于滑向破产的边缘。

  眼看着属于自己的失业安置资产被政府转让给私人企业,不但企业的设备、厂房更加破败不堪,而且没有兑现上岗工人达到总数的50%的承诺,更没有解决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金,克扣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等等问题,现在再次收归国有又不经工人同意,这意味着属于工人的财产仍不能由他们来决定。对此,一位工人说,解决东兴内电与工人的财产关系,应按照民法通则平等原则来处理。

  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这意味着参与民事活动的各方主体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任何一方无权强制或支配他人从事特定行为或不从事特定行为。开封市政府以行政手段来决定企业的归属,是忽视法律赋予工人在内电厂中享有的财产权利的做法,不将工人视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来看待。

  对于东兴内电经营期间欠下的3000万元债务,工人更是不满地指出,五家股东的出资到那里去了?他们是否是虚假出资?他们是否在合法的形式掩盖下非法占有内电厂资产?

  面对不盈利反而亏损的局面,工人强烈要求,市政府对东兴内电公司的负责人进行审计,以法律手段终止东兴公司的存在,依法调查相关责任人的欺诈行为导致内电厂亏损的责任。既然东兴股东是出资人,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恢复内电厂原有的资产。

  而在再次决定内电厂归属之前,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不宜宣布内电厂为国有,而应在尊重工人的意愿下,确定内电厂为集体主导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市政府领导应该到企业了解工人的愿望,在法律的框架内与工人进行平等谈判。

  工人还指出,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政府行政意志一手主导使工人失去对资产处置的决策权。官员们以为他们比工人更有能力改变企业的命运,却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为工人带来预期的利益的。新的资方是站在工人创造的成果上获取了他们的最大利益,亏损的结果却要让工人来继续承担。

  工人们仍然住在住了几十年的30多个平方米,没有卫生间、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而将破产企业留给工人的管理者们却拥有了豪华的住房,这进一步刺伤了工人们为温饱而挣扎的心。

  我走进内电厂一个工人的家里,主人告诉我,自从进入冬天以后,他家里就没有取过暖。他说没钱买煤,这种没有暖气的日子他家已过了30多年。有些工人在内电厂干了30多年却一直没有分到房子,退休后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

  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20 多年以来,工人们在企业的亏损、破产的浪潮中起伏,时常面对着医疗费和生活费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灰暗和沉闷的空间里,未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不敢想像,他们觉得福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暗淡的名词。

  他们已经迈进了50—70岁的门槛,社会留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几乎很少。个人的能量已不足以开辟新的生存机会,无法支付的高昂商品房、医疗费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在他们远没有为这场剧烈的变革作好足够的思想与物质上的准备时,一个巨大的浪头已向他们迎面扑来,留给他们的是无所适从。

  权力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失业的工人既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没有权力决定破产企业财产的分配。这些破产的企业是计划体制占用他们的大量剩余劳动建成的,是他们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些曾经冒着浓烟给国家提供财政的工厂,他们的劳动价值聚集在倒闭的企业中,可又有谁来评估他们的价值?

  借助行政力量的支持,私人资本企图不费任何代价占有大量的财富,从这艘将要沉没的船里获得最后一点油水;而官员也想通过出卖破产的国有企业来减轻他承担的责任与压力,或者体现自己的政绩。

  结果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新的资本所有者轻而易举地将破产企业兼并,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对他们创造的企业财产的占有。即使破产留下的资产经过法院判决用于偿还工人的养老、退休、工资等费用,可行政力量的干预却使工人获得法律保护的愿望落空。他们单个微弱的力量哪能和拥有雄厚资本的所有者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和政府及资方谈判的权利。

  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受那个时代教育制度的限制,使一些工人的孩子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今天,他们既难以谋求到高收入的职业,又要与他们的父母挤在狭窄的房子内一起忍受着低质量的生活。在开封这种就业机会稀缺、城市资源供给不足和选择空间很有限的环境中,年轻一代面临着比其父母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严酷的生存环境。

  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的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现代工业技术有时很难渗透其中。得不到工业利润滋补的黄河农业文明,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得不到任何营养,只能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地区城市的萧条与乡村的贫困,表明他们能量的供给处于极度枯竭中。改变农民现有的困境,意味着他们要离开住了几千年的深山到城里去吸收新的能量。

  不断被消耗却得不到能量补充的农民,面临着一个乡镇官员阶层对他们利益的占有。分散而又不掌握监督权的农民无法制约乡镇官员,这为乡镇官员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当他们把权力转化为获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将权力用于公共利益的保障时,农民创造财富的资源就变得更加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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