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小珊子”从上海出差来到我们这个南国城市。她的先生嘱她一定要到我们大学里来探望我们夫妇。她那“先生”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同班同学，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大的广东籍人，瘦高个子，白晰长脸，性格内向温和，连生人一眼都可以看出他是个诚实的大小伙子，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一九五Ｏ年为了“抗美援朝”而发动的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参军参干”运动中，他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激情报了名。不久，他便被组织遴选上，于是胸前带着一朵红绸做的大红花，在师生们的夹道欢送中，坐着大卡车离校走了。在他弃学从戎之前，我为了表示同窗一年多的友谊，特意请他到东单市场一家私营小饭铺里吃了一顿老广喜爱的甲鱼汤。自此以后，我们之间也就断了联系。
当时怀着年轻人的火辣辣的激情，为了“保家卫国”而毅然弃学从戎的同学们当然不在少数,和我先后回国的同学中，我所知道的起码有两个人。参军参干之后，他们并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分配在某个部队里当了个文化教员。可是肃反运动一来都挨了审查，原因无非是归国华侨。他们往往带着南洋青年学生的那一套天真烂漫思想作风，言论行为不全符合这个几千年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纪律”的规范。这也总是给他们带来不幸。
不过我这位广东籍北京同学就没有那种遭遇,主要因他没有什么海外关系。转业时允许他做出选择,而抉择是明智的。他幸运地得以实现自己的宿愿,尽管延误了将近十年的光阴。
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突然出现在校园里：以一个转业军人的身份返回母校重温大学生涯。九年前，他第一次入学时，班上互相强送外号成风，因为他姓马，皮肤又长得白晰，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小白马”，如今班上比他小十来岁的同学自然要尊称他为“老马”了。我们虽然仍在同一个系里，但却不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密切的关系。这主要因为在那疯狂而动荡的大跃进年代,大家都被分头遣下农村，三天两头运动频仍，令人眼花缭乱,心情异常纷杂,一切私人的情结只好随之黯然消褪。这样恍恍然地过了四年，他毕业离校。后来,我听说他被分配在边陲的Ｎ省工作,说实话,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我们之间也许永远再也没有恢复联络的机会了。
说也巧，几年前我有个机会到上海市出席学会年会。会议期间，他带着夫人到宾馆里来探望校友们，这时我们才得以重温友谊。比他年轻十来岁的美貌妻子原是他同班同学庞玉珊，我过去没有教过他们班，也从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和她只能算是初次相识。
几年匆匆过去，这次不期而遇，玉珊已是中年妇人的丰盈体态。一开腔就显出她那快人 快语的豪爽性格。我问她老马是否还在职时，她说：“他从系里退休两年了，没事干，只好帮我搞科研”。退休后帮配偶做科研，按规定还可从科研费中提取“返聘费”，以补贴家用。像他们这种“夫帮妻”的格式的“夫妻店”毕竟还是少有。 无论如何“夫妻店”一般可以免除名利上的纠葛所带来的烦恼。
“不管怎样,你们能从Ｎ省调出来可是很不简单啊!”我说。
“那是真的不容易，毕业分配时，本来老马的家在北京，完全符合被照顾留下的条件，但偏偏我俩一起被‘发配’去了遥远的Ｎ省，而且两人还分开安排在两个县城里工作。就这样，我们只好两地分居了十多年，直到一起调到上海市的Ｎ学院之后，一家子才团聚到了一起”。
“哦!我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么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我说。
“你知道吗？我们和王大桁同班，这人阴得很，还有王之渊，那时他们两人在班上已经号称‘两王’。听说文革中‘两王’在校里可了不得。听说你们还挨过他们的整，是吗？”她突然提起“两王”令我深感诧异，正在思忖着是否她对母校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多，这时她又加重语气接着说，“我可把他们看透了。你们知道王大桁女儿疯了吗？我就信报应！”。
我吃惊于何以她对“两王”那么恨，心中纳闷。
“在你们毕业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两人，后来他们分配留系，和我不在一个教研室，跟他们很生疏，文革中算是打了许多交道”我淡淡地说。
“毕业前夕，以他们为代表的班党小组操纵了整个班同学们的毕业分配”她愤愤地说，“不知你是否知道，毕业分配方案都是由各班学生党支部讨论之后上交给学校的。我们班上一些很有才华的同学被分到偏僻省份，而他们自己那一伙人却能够留在京津地区”。
“是这样。那时我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人事处的事，但我知道分配方案确是先经过班上学生党支部酝酿后提出来的”我的妻子若桦插话，并冲向我说，“他呀，那时候一心只有他的业务，他知道个啥？”。
“不过”玉珊又接着说,“两王上面还有一个更是八面威风的人物,当时的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董忠红。他是学校里农村调干生中的头号人物,三十五岁,入学前早已经是个县级干部了”。
提起董忠红这位“老学生”我可知道一些，因为他属于我这个专业，听过我的课，期终考试不及格。当年我觉得他比我大好几岁，又是工农出生，因我长期受“党的教育”，总怀着一种对农村来的学生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当时我也分辨不清他常常对老师摆出一种什么神态，到底是出于尊敬还是出于拉拢。补考前我下了一番功夫辅导他，补考之后，我决定略微放宽点条件勉强让他过了关。后来日子一久，我也多少听说过董忠红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常常直接到校党委那里去汇报工作和学生中的情况，深得校领导的赏识。在日常生活上，他是烟酒全沾，请客送礼，无所不能。一次，他寒假回家，听说他带了一大箱京货回去送礼。当时我只是觉得，他那种农村干部作风和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人有些格格不入罢了。
玉珊说，这伙调干生多半是保送入学的，学习成绩普遍都差。原来基础差固然是原因，但其中有些人根本就是混日子，只想到上大学是个镀金的好机会，毕业好回去升官，再就是来大学里附带好找个俏老婆。那时，她被团支部指定对一个调干生同学搞所谓“一帮一，一对红”,这全是从林彪领导的部队六十年代那一套做法中硬搬来的东西。可是那个被帮的对象一点儿也不争气，上课时不好好听课，下课后借本笔记抄抄，晚上扒在被窝里写情书。他考试不及格，挨批评的却是玉珊。她说：“我那时真想给他跪下去，哀求他好好学习，免得我替他遭那份罪”。
玉珊激动地说，大跃进运动中，董忠红多次以党支部书记名义约她“个别谈话”，要她“汇报思想”，而且偏偏指定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自卫本能吧，她到时没去。于是董在全班大会上恶狠狠、不点名地说，有的人就是“崇拜那些资产阶级教授，连党支部的话一句也不听!”。另一个傍晚，董又约她“谈话”，把她带到了一道篱笆边，谈着谈着，董竟撩起裤子撒尿！
她气愤地说:“我那时才是一个十八岁的上海姑娘啊!”。
我和若桦沉默无语，只能摇头叹息。
玉珊说，那些调干生入学后看见“洋”大学里的女同学，觉得差不多个个都长得标致，便先后设法把乡下的老婆给离了。他们一伙人居然私下商量着，把他们每个人和班上的女同学逐个地“对”上号。一次，董忠红把她叫到男生宿舍，仍说找她“谈话”。一进门，看见里面坐满了他们一伙人，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是班上分工管劳动的矮个子孙组长。这时董开腔了：“小珊子，你觉得孙组长这个人怎么样？”。玉珊只好说孙组长不错，劳动时挺照顾她的。董说：“那就很好嘛！你跟他交个朋友怎么样？象你那样的家庭背景，能配上老孙已经够不错了”。玉珊不语。董威胁说：“这可是组织决定，你要是不同意,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玉珊说，当时突然感到一种无名的厌恶和愤怒,她冲到窗前,把背靠着窗沿,说:“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跳下去!”这时候那姓孙的皮笑肉不笑地说:“算了，算了，既然小珊子不愿意,就先别勉强她啦”。
听了她这段叙述，我不禁激动地说：“这些家伙！我们当老师的当年竟不知道有这种乌七八糟的鬼事情”。
“你们不知道我们班上两个女同学被逼疯的事儿吧？”她接着叙述了以下的故事。
其中一个女同学只因说了一句：“学习毛著对照检查自己，我越学越感到与毛主席的要求相差太远，所以越学越害怕”。党支部硬说她说的是反动话，学习毛著应当是越学越觉得毛主席亲切，越学心里越亮堂，怎么可以说越学越害怕！于是私设公堂，对她实行隔离反省，让女生中的共青团员轮流看守，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有一天轮到安排玉珊看守。那女生趁她不备，从厕所的窗口翻了出去，逃到操场后边跳进了一口废井，后来被体育老师救了出来，疯了。玉珊吓坏了，偷着写信给这位疯女同学的妈妈，叫她来把女儿领走。那时她并不知道这妈妈是个右派分子，所以把火引到了自己身上。因为玉珊妈也是右派，所以被看成了物伤其类，什么阶级同情什么阶级，在班上遭到了好一顿批判。
玉珊的故事勾起我一连串的回忆。
我记得曾经听说过，董忠红毕业后返回原来的省份，过了几年，当上了省科学院院长，后来又调任省科委主任；四年“大学生生涯”给他那龌龊的灵魂裹上一袭金缕玉衣，为他个人作为所谓“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干部的平步青云铺平了金光大道。
至于“两王”，毕业时他们都一起留了校，当上了大学教师，王大桁还兼任系党总支委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在紧接着的大跃进年代里招收了一大批工农调干生。这些年轻人被从农村、工厂选拔出来赋予了伟大使命：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被他们盘踞已久的高等教育阵地。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工、军宣队被派来进驻大学，其中有人永远进入了学校各级领导班子，随后还招收了一大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他们的入学被喻为到资产阶级大学里来“掺沙子”和“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事实上,这场所谓“上、管、改”的“伟大历史剧”的序幕早在文革前好几年已经拉开了。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不知多少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弟，他们中许多人朴实无华、勤勉向学、尊师重教，与同学们亲密相处。可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尤其对于那些被赋予了“神圣战斗使命”的一批人来说，可就大不相同。当一个人的心灵中的卑劣情操一旦被挑唆诱发，他的占有欲、统治欲、迫害欲...等等，就会大大滋长膨胀，长此下去，内心中就会滋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贫农贵族心态”的东西。像董忠红、王大桁一类人，在大学里，他们自以为也同时被别人奉之为天之骄子，他们目无法纪，肆意妄为，称王称霸，把自己的同窗伙伴当做可以颐指气使、任意凌辱的小生灵。由此而产生的悲剧、惨剧，在我们这片大地上，不知反复出现过多少次。在十年浩劫中，更有多少人为此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
夜深了，当我从沉思中恢复过来意识到我们的一场不寻常的谈话应当结束时，玉珊补充说：“不久前我出差到了母校，听系里的老师们说，‘两王’利用他们一个是总支书记另一个是系主任的权力，把教师们的‘创收’(对外科技服务的收入)中个人提成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正好那时‘两王’合伙搞了一个很赚钱的项目，他们大捞了一把，他们的住房装修得可漂亮啦！”。
“过去抓阶级斗争时压人一头，时代不同了，现在他们搞捞取钱财也得胜人一筹！”。我说。
“你说得对极了，他们永远必须高人一等”玉珊叹道。
此时夜已深沉，玉珊回招待所去后我们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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