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顺藤摸瓜

 《走出迷惘》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惊涛骇浪滚滚而来,一时是波谲云诡,一时是雷轰电掣,让多数人都落入了天旋地转之中,不明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将带来的是凶还是吉。我和若桦怀着揣揣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事态发展。学习组的会上,教师们试图着努力领会这场运动的“深刻”意义和精神。记得有位富于联想力的青年同事说,当前我国正处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革命大潮之中,记得看苏联电影,十月革命后,工人们武装起来,荷枪实弹地在大街上阔步前进,吓得资产阶级老爷们发抖,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迎接这场革命的大风暴。大家想,这种比喻似乎没错。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初级阶段,校园里除红卫兵“小将”针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切“阶级敌人”的粗暴甚至暴戾的行动之外,原来校系各级党组织仍控制着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按照自己的本能和老习惯,策划和发动教职工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每个人能想到的,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一切言行,矛头都是对准群众自己,又是你“烧”我,我也“烧”你,群众斗群众,混战一场。

兼职系总支副书记叙越在我们教研室里动员大家,恶声恶气地说:“这回非把申知韵给扫倒不可!”。他的妻子——助教薛媛,几年前才被系里指定为申教授的科研助手呢,而叙越本人也主动参加申教授领导的科学研究。我一时弄不明白他何以忽然变得对申知韵如此恨之入骨。其实问题很简单。从内部密而不宣的长远意图来讲,过去的各种安排全是为了有朝一日以“党内自己的无产阶级专家”去取代“资产阶级教授”。而当剿灭资产阶级的风暴一来,他们内心深处的憎恨立即表诸于形。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叙越本人也受到大形势的裹胁而大幅度地向左倾倒。

我国知识分子无法不倒楣,运动过去了时被捧一捧,运动再来只好等着挨收拾。洪书记这阵子也居然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不无感叹地说:“五八年那会儿我们好不容易把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了过来,没想到六二年《高教六十条》一下来,只好拱手又送了回去。我当时就是想不通!”。他当时究竟是真的“想不通”还是积极组班子协助申教授搞科研?不管这位多谋善变的洪书记说这番“左”话时,是出自真心还是一种策略性表白,毕竟文革的到来立即加快了这个“阶级取代”的步伐。

随着被谴责为“黑帮”的北京市委的垮台,形势发生了变化。新市委向各高校派驻了工作组。工作组进驻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让全体教职工(牛鬼蛇神除外)选出各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这些文革小组取代原来的校党委和系党总支领导运动。这无异于宣布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在运动中统统靠边站。于是,群众把揭批矛头逐渐转向了校党委和系党总支。我们系的洪怀安书记和程训华、叙越两位副书记三个人作为当权派变成了大家揭批的对象,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在文革小组领导下,开了几次“背靠背”(当权派不得参加)的揭批会,进入了普遍“发动群众”的阶段。

叙越在业务上是属於我们教研室的助教。室主任金士昂讲师历来和叙越关系十分紧张。在转入揭批各单位领导人时,金突然异常积极。他以室主任的身份,把我们几个教师叫到一块儿,由他提供揭发叙越的“炮弹”,然后要我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说实在,金士昂揭露叙越的一些“劣行”,当时我虽然感觉出其中含有私怨,但也促使我对某些党干的道貌岸然加深了怀疑。大字报尽管由大伙儿署名,叙越认得字迹,为此他后来相当记恨于我。

后来,在系文革小组的领导下,集中目标,对着第一把手洪怀安书记开了几次揭批会。和过去许多运动一开始时差不多,加上多数人拉不开面子,气氛总是比较温和的,所谓揭发批判没有多少火药味。但是,从来都是在讲台上教育群众的洪书记,这回却被颠倒了过来变成群众揭批、教育的对象。因此在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时,从他那黝黑肥胖的额头上,不断渗出了大大小小的汗珠子。

当时大家揭批的问题多半集中在教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制度、方式、内容等,至于很具体的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显示我自己积极参加揭批会,精心构思出来提问的两个问题。我发言中的一个问题是,叙越副书记和他金士昂主任之间的矛盾一直闹得不可开交,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洪书记居然说过,这是因为他“错误地把两头公牛拴到了同一个食槽上”。我责问洪书记,他是用什么思想来教育和解决两个党员之间的无原则矛盾的。另一个问题是,本系三年级学生搞不通念外语将来毕业后有何用处。作为教师,我曾向洪书记反映过这个问题,请示他如何做学生思想工作。洪书记那时却回答我说,“念书就好比一男一女搞恋爱一样,如果哪个老师教的好,能吸引学生,那么学生们自然就会喜欢念他的课”。我责问他,这种不伦不类的话,到底是在突出哪个阶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

根据多次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在这类场合下,我意识到这种情况下必须顺应潮流,哪怕想出几个有关“突出什么政治”的问题,既可以归入当时的“热门”,但又不太关痛痒,甚至令人为之哭笑不得,此时自己必须是以一种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且在分析问题时多少适当加以拔高。倘若总是提不出什么问题,只会当个哑巴群众,就可能被怀疑为态度不积极,甚至对运动有抵触。

原系党总支既然被置于接受群众揭批的地位,自然在组织和职能上也就陷于瘫痪,落入了中共北京旧市委同一个命运。这时候,在工作组的领导下选出了临时系党总支。出身好和年轻,政治上又没有什么把柄的王大桁和王之渊两人,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临时总支正副书记。这下子“两王”如虎添翼,趾高气扬了起来。他们对“不痛不痒”的揭批会早就感到一点也不解渴,不过,毕竟已经为他们的图谋的实现铺开了前进的道路。既然文化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那么就要懂得如何把群众“运动”起来,才能把系党总支书记洪怀安这个“皇帝”拉下马。

那时学生中已经成立了不少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两王”在本系学生中物色到了一个名称叫做“红色迫击炮”的“战斗队”。这个“战斗队”几乎清一色是由血统纯正的贫下中农子弟组成,所以很容易接受他们的煽情和指挥。他们利用掌握系临时总支的大权,和依靠程训华在幕后提供“炮弹”,大抛档案材料。他们把“有问题”的大部教职工的历史背景材料一五一十地,甚至添枝加叶地透露给这些一心想要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把世界上的牛鬼蛇神全都斗倒斗臭、赶尽杀绝的,年少无知的学生们。在“两王”的策划指挥下,一本洋洋洒洒的万言的《洪怀安书记把H系的大权交给了什么人?》的揭发材料在系里师生中,甚至全学校里广为散发。

这本油印册子和它的标题一样,专门在“什么人?”上大做文章,竟然覆盖了全系百分之七、八十的教职工,第一号人物自然是鼎鼎大名的申知韵系主任,他被列为系里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是作为六十年代中期洪书记的所谓“权威中心论”的中心人物给端了出来的。跟着就是一大串所谓“资产阶级教授”、“特务嫌疑分子”、“漏网右派”、“修正主义苗子”...。对于我这样一个青年归侨讲师,他们送给了我几顶“桂冠”:“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崇拜苏修专家”(因我曾是苏联教授的翻译)、“名利思想”(因我发表过学术论文和许多译作,编写过全国统编教材,十年间共领到了两百来块钱的稿费)。当然比起别人的“罪名”,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本实际上是“牛鬼蛇神名录”的出笼,给广大的教职工的心坎上植入了凶多吉少、祸至无日的隐忧。

他们的用意是双重的。正如王之渊有一天代表系临时党总支在系会上宣布他们的“揭系阶级斗争盖子”的战略战术时说:“我们认为对待本系问题就是应当‘顺藤摸瓜’,不管摸到什么瓜,就揭批什么瓜,最后才有可能摸到洪怀安,揭透批深他执行的那一条隐蔽的修正主义黑线,才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真正完成系里的斗、批、改任务”,他还进一步威胁说,“我们知道,我们H系里面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反对顺藤摸瓜,也难怪,这些人就是最怕揭本系的阶级斗争盖子,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一屁股屎,一摸就会摸到了他们这些烂瓜,一揭就会揭到他们的头上”。他把这番佛口蛇心、咄咄逼人的言语说得如此之眉飞色舞,好像是把全系的教职工都看成不堪一击而稳抄胜券似的。不过,谁都知道,尽管他是个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猛将,他身后还有一个更能左右乾坤的、被称为“摇羽毛扇的”人物王大桁,他轻易是不会出马的。

不久,系大楼门口出现一副对联,分别是:“恶藤结黑瓜修根萌毒苗”、“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拆庙驱妖!”。

我不禁开始忧思重重:倘若这伙人将来真的长期掌权的话,岂不是法西斯专政!当年希特勒的优秀种族论和今日这里滋生繁衍出来的优秀血统论,还不是一墙之隔,挛生兄弟?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

其实,“两王”并不是我们这个区区小系特产出来的凤毛麟角。在这所大学里,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逐渐显露出,有一个像地质横断夹层似的朋党之辈,他们呼朋引类,几乎遍布学校各个系和部门。比如,校党政机关里就有一位叫刘青云的临时党总支书记,他和一伙人都是和“两王”同一个时期入学的调干生。洪怀安在系里挨整时,他的妻子,文革前已经当上几年统战部长的温丽光,也被刘青云一伙整得够呛呢。只要阶级斗争的弦一旦再度绷紧时,“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大帽子就很自然地扣到统战部门的头上,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刘当年一毕业就留校,以充实党委班子的名义,被安排在统战部长手下当一名干事,温把他看成小弟弟一样,对他关怀备至,甚至无所不谈。如今他反戈一击,因为他知情最多,所以也就能打击得最狠,而且毫不留情,这一点可以说是伤透了温的心。

我同班同学温丽光,一个革命烈士的遗孤,从小寄养在姨妈家,天生忧郁静秀,虽然思想偏于正统古板,但为人却十分敦厚诚实。十来年前她与洪胖子的结合,在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中,难免是某种共同价值观念的结合。像温这样具有革命背景和禀性的女子,在当时五十年代的政治气氛下,自然希望自己的终身伴侣不是政治上的庸碌之辈。他们俩很早就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放弃成为科学工作者的理想,在校党委的机关里当干部,成为当年同学们称羡的标兵模范。他们辛辛苦苦、循规蹈矩地工作了多年,时时处处竭智尽忠,成为学校领导赏识重用的后继之秀。没想到,文革一来就把他俩抛到“准走资派”的批斗台上,备尝其下属以怨报德的攻讦凌辱。

为什么王、刘这层人对洪、温一类中层干部那么恨之入骨、出手无情呢?原因就出在这层人都是在五七年反右之后和大跃进的阶级斗争风暴中,被选派入学的调干生。他们自视“天降之大任在肩”,是要来“坐江山”的“根红苗正”、“最最革命”的“后来人”。但紧接着下来了一个《高教六十条》,学校里不再拚空头政治,而是都要拿出扎扎实实的业务真本领来。那时,这些人不是只能在教研室里当个小助教,就是在哪个办公室里做个小干事,远不如他们原来在村里时那么威风。

其实调干生并非个个如此。有些调干生在进入大学这个新环境之后,自尊自爱,平等待人,以谦虚态度向同事和老师们学习,共同前进,逐渐融合到这个求知向上的大家庭里去。倘若人人都能这样,文革的妖风也就不至于刮得那么邪乎,把好端端的整个校园,搞得兄弟阋墙,互相争斗,乌烟瘴气。可惜那些持“贫农贵族”心态的人们可不是这样,总觉得在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王国”里,他们不但不能高人一头,反倒要低人一等似的。所以文革一来,正是他们“长贫下中农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的大好时机到了,他们早已憋足了一肚子恨气、晦气,像当年农村土改斗地主老财那样,控诉这个资产阶级大学多年来一直在“歧视压迫工农”。难怪他们深信,打倒党内走资派实在是太对了,正是那些走资派庇护着一群大大小小的乌龟王八蛋,所以只要走资派还在位,大学里那一套还得照旧,他们哪能有“出头之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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