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送“反革命”母亲还乡

 《走向混沌》

  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亲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亲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对此原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肉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朵,使母亲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

  “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一栏。我的天!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竟然签署着“有选民权”四个耀眼的黑字。这是我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我们管界的民警,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在我平反回京之后,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了)。我当真安心多了,至少母亲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个目不识丁。但又比知识妇女还要坚韧的母亲。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接到来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亲不会写字,为她代笔的是我老家的堂妹,并附寄来大队的证明,大意如下:我母亲是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返回老家不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负担,村里决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北京云云。我没有权利复信对此事表态,尽管我去派出所转我母亲的户口时,民警对我母亲的问题有过暗示,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好将此信转寄给我家原来所在地的派出所。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我着实太愚蠢了,乱世中的派出所,怎么能下命令把我母亲接回来呢?!

  当时的心绪坏透了,在马圈看见的那一幕,始终像影子般地跟随着我。连夜里做梦,都梦见我和母亲被那些红卫兵画成不同的鬼脸,用绳子绑在一起游街;然后,如同《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场景中描写的那般,无数支飞箭向我和母亲的身上射来。我一边用身子挡住母亲,一边高喊:“妈——你快跑——你快跑——”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我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间囚徒,并且分为四个地方生活,我们到底都犯下了什么大罪?现在母亲又成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鬼——她将到哪儿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园给桃树剪枝时,董派人来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动乱之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出于理智的考虑,我已经处理了可能引发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我埋葬了我手里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于母亲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担心有造反派,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会连累到朋友的——我把这些情义无价的信函,一起带到了桃园。监舍不仅人多眼杂,随着“文革”的紧张气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同类与非同类的关系,都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觉得不是地方。无奈之际,忽然记起了《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觉得为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在一天出工之际,我把它们揣在怀里,到了干活的地点,先用铁锹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在纷纷的落叶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园方圆二百多亩,树与树之间又相互障目,没有人会发现我的仿古行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国妇女》杂志的那封退稿信,我边撕边反省自己对时代的纯真和无知。之后,我又撕绍棠写给我的便笺,心中充满了感伤之情——我进了劳改队也就罢了,绍棠这个50年代的天之骄子,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来,怎么也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了呢?!最后撕的是陈燕慈写给我的信,自从我去信托商店买自行车,碰到她以后,我除去为陆丰年找她借过《金蔷蔽》,还谈了我们彼此这么多年来的情况。她有着不大和谐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陈果(小名苹果),女孩名叫陈染(小名葡萄),她说她的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好人与好人,由于双方个性的距离,不一定能够组成一个美好的的家庭。

  我对她的不幸,完全能够理解——在学校时她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当然都回忆起昔日十分珍贵的学校时光。后来因我每次返场,都要经过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两次,她特意在她的住家路口等我,并骑上自行车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岁月,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送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男囚,这一幕十分罕见的时代戏剧,使我终生难忘。因而我对她写给我的信,比其他的信件更为珍重。但是这又是必须撕掉的,一旦革命群众找我的麻烦,波及到我这位真挚的朋友,我的良知将永远戴上枷锁而不能解脱。我把她的信撕碎,并用手捧了几捧落叶——秋时无花可伴,就让这些在秋风中飘落的桃树叶片,伴随着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在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忆起来,我埋葬于桃园的纸片,都是无法追回的可贵史料)!

  至此,我内心已无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因此当董派人来叫我回去时,我一路心绪坦然— —即使是祸起萧墙,我也牵连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队部,我才发现我的神经,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诉我的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着的迟家邻居来这儿找我,她是专为送口信到团河农场来的——我的母亲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来了。董让那位送信的邻居先回去了,因为大院里没有接见室。

  “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农场抓我来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说。

  董维森笑了笑:“在这儿改造没有别的好处,优越性只有一条,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人,红卫兵无权从这儿带走。不是没有来过提人的,都被我们给挡了回去。”

  “来要过我吗?”我看队部办公室没有别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董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快点回家吧,处理一下你母亲回来的事,再回场子。”我没有顾得上换衣服,穿着一身劳动服,就骑上了我的那辆自行车。可以想象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内的,在路上,一个昔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突然盘桓在脑海中:古人说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两句成语,真是准确至极。外院迟家的孩子,之所以能跑几十里路,特意给我送口信来,因为她的爸爸迟家庆,也是一个在边疆改造的劳改犯。我们外院紧挨着迟家住的还有王家,他家的长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张沪的话,一共有四个之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刚刚受到冲击,红卫兵第一次给我母亲颈上挂上大牌子的时候,我母亲曾当场倒在地上,是外院迟家的迟晚枫,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内院刘嫂的儿子小胖送我母亲到医院抢救的(此事我母亲一直没有对我提及,是怕我为她挂心)。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生活告诉我的,而非书本的启示。

  这次回家,我没有再像做贼那般,而是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的。

  进屋之后,我首先看见了我的儿子,又看见了我的母亲——尽管不过是一个多月的光景,却恍若隔世。

  我的可怜的母亲!

  我的可怜的儿子!

  命运没有太苛刻我们这个早就被强台风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纳户口,老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复得的东西,比原有的存在还要珍贵。这是“文革”中的心路历程,给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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