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分析 自序

 《个案分析》

序一:

此部小长篇原系《大家》所约,也即《大家》首倡“凸凹文本”时所约。

记得当时读了《大家》的约稿信,情绪颇为激动,因为信中所述颇具挑战性,大意有:先锋文学已成为过去,尽管他(她)们做出过一些成绩和努力,但毕竟已经成了过去;文学就是无用,言语才应该是最突出之处,等等。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正是语言的自觉,但我也基本清楚并没有多少哲学的自觉——比如意义的飘浮,他们的意识显然淡薄。而且时为《马桥辞典》风波刚刚过去不久,对“语言的神话”人们似乎正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而且我自己也已有相当明确的主攻目标,比如我瞄准了意义,瞄准了制造意义的人,瞄准了语言本身。

但,我毕竟打点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便是挑战性让人精神百倍。

不曾想,就这10多万字的东西,我居然用了半年时间才写成——只有《镜中公案》的一般篇幅,居然比《镜中公案》多花了双倍时间,这还不算,搁笔的时候,居然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精神却仍然亢奋。

尽管后来并没有被《大家》正式采用,但我并不后悔,而且我仍然真诚地感谢他们的约稿,若不是他们“逼”我恐怕就没有现在这部小说的面目。况且,这部小说曾被《大家》编辑部喜欢,我已很高兴了。倒是我给朋友们添麻烦了,让我感到不好意思。

《大家》副主编、作家海男致函于我表示了歉意。假如我没有征得海男君的同意,把信函内容公开,我想还不至于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我只想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而已)。海男君的信函内容是这样的:

这部作品我与编辑部的同仁都很喜欢,但我们都预感到这部作品送审时不会通过,因为我们前面送审一部长篇小说也没有通过。你的作品涉及的许多案例都很敏感,而我们的刊物时时被人窥视着,他们试图找出许多问题,企图让刊物停刊。所以送审时,你的作品未被通过,这在我们预感之中。我原来以为你是分析许多虚构中的案例,那样就没问题了。事实上,案例是一件充满悬念的、不可揭示的东西。我们努力了一番仍未通过,请你鉴谅文学刊物在当下的特殊处境,今后寄给我们的作品请千万别涉及敏感问题,好吗?再次抱歉。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阳光之下的罪恶。罪恶的黑手总是要伸向光明,是向光明示威吗?而光明常常又过于善良,因此黑手们总是屡试不爽。朋友们,擦亮了眼睛了吗?

好在这部作品没有给朋友们带来真正的麻烦,这倒应该让我感到些微安慰。

后来,我又把这部作品给了其他刊物的朋友,比如《收获》。

《收获》的一位负责人信函的内容是这样的:

您的作品《个案分析》我拜读了。小说的构思恨奇妙,有些地方对人性、社会的分析也很深入。不过,小说结构有些庞杂,卷上、卷中、卷下没有明显的差别,缺少层次上的变化;以王小波做一个参照系,我觉得妨碍了认识的加深。在很多时候,王小波只是一个“反动”,就像一个跷跷板,在这边站着,看着另外一边高,实际上,真要走到那一边,情况不见得更好。我觉得您对一些案件的分析、对中国文化的阐述有时候会走这种跷跷板,缺少一种整体的观察……

应该说其意见是相当宝贵的,其宝贵在:真是见仁见智了。

我应该检讨的是自己,确实是我给朋友们添了麻烦的。有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就这么个性格,就这么个犟脾气,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么个玩艺,除了给朋友添麻烦,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序二:

2001年8月10日,我在泉州的“晓风书屋”买到了一本美国人阿瑟•A•伯格所著《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却原来我1999年上半年写作的此部小长篇与1999年下半年写作的小中篇《晚景比我谁凄凉》(载《滇池》2002年第6期),均是不自觉地便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只是有个重要的不同,后者我几乎是本能地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方式来颠覆所谓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前者现在看来我借用的也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比如解构立场。

但这部小长篇肯定是个大杂烩,其中可能有戏仿的成分,也可能有反讽,或者也有幽默,但更多的也许是冷峻。我有意借用并拼凑了某些现成的案例,有的甚至是相当有影响的案例。我的朋友林焱教授读了这本小说的初稿后,建议我说个别太著名的案例最好不用。我说不,我说那么大的案件发生了,可仅仅是发生了吗?况且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我们仅仅只是把他们当作新闻了么?然后新闻过去了,变成了旧闻,那就是说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吗?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究竟又该给我们、你们、他们留下些什么呢?

因此“个案”便成了个不能绕开的话题。

我们不能不随时随地地擦亮眼睛,不能不随时随地地当着点心。

但也正如《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作者附言中所说的那样——鉴于我曾经长期工作于公案系统的职业敏感,并对“王小波(小说)个案”所倾注的巨大热情与研究,我也可以在此比较负责任地说:“但我写的这本书是一本独创的书……这是一本只有我能写出的书,也是一本只有我才会想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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