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分析

个案分析 卷上

本章总计 46371

  7、个案1

  如你所知,在革命时期里的我却不合时宜地多年充满幻想,充满幻想的我却无书可读。

  也如你所知,在经济时期里的我却多年地忙于申诉,忙于申诉的我一旦获得自由,就将义无反顾地投入反申诉的活动之中--尽管其中为数不少反的是反社会行为,可问题恰恰是,有些反社会行为常常又表现为一种极端的申诉活动。

  申诉与反申诉,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兴高采烈,毋宁说是反复撕扯着的……关键的意义可能还是在审判,换句话说,审判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此为后话。

  话说县改市后的海市,经济正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东区商业网点更是密集,各种商店、饭店、宾馆、歌舞厅等等就逾千家。贸易的活跃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客商来到海市。地处东区中心的鼓楼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光是摊位也逾千。便是在此商业中心地带,活跃着几条“替天行道”的身影。

  先介绍黄金荣,男,35岁,劳教释放人员。此人蛮横彪悍,1995年为摆平外号“晴天豹”的刘豹而在海市“替天行道”者流当中声名大振。当时,在当地也是赫赫有名的刘豹开了个“晴天饭店”,那天黄金荣带了一拨子人就到了饭店来。要了一桌子酒菜,吃完喝完了黄金荣就叫算帐。服务员算了算,要900多。黄金荣说,叫你们老板来!刘豹出来见是黄金荣,立马满脸堆笑,说原来是金荣兄啊,转之对他的手下说,只收500成本费吧。按说这是给了黄金荣面子了,可黄金荣还是把脸黄了下来,他的手下就直指着刘豹的鼻子:你做生意发财了,不认识人了,今天金荣哥就是来摆平你的!话音刚落就一拳头朝刘豹的鼻子上抡去,刘豹躲闪不及立时被抡得仰面朝天,满脸是血。这还不算,黄金荣还得走上前来再踏上一只脚,阴冷着笑道:你起来呀,你不是老晴着天嘛,还没打雷呢,怎么就躺下啦?起来,起来,兄弟我陪你过两招!而此刻,地上的刘豹已是休克了过去,人事不省……

  黄金荣带人摆平晴天豹,目的简单,就是为了在东区这块地盘上树立自己的威名。果然也吓坏了刘豹,“晴天饭店”是不敢再开了,就跑到西城悄悄地又开了一家海鲜馆。谁知黄金荣还是不放过他,这就是说,你晴天豹还把我黄金荣把人当人吗。于是,一日在众多手下的簇拥下黄金荣再次出现在海鲜馆。刘豹一见,竟然往日的威风尽数扫地,连个腔都不敢跟黄金荣搭,赶紧吩咐手下好好招待他们,就从后门溜走了。黄金荣等人不见了刘豹,照常是海吃海喝了一顿后,仍然是一顿好砸,把整个海鲜馆砸了个稀巴烂,才扬长而去。

  再介绍杜月笙,人称“杜老大”(不过自从黄金荣摆平了晴天豹之后,他就不敢称老大了,而是从此谦称自己为“杜老二”),31岁,在鼓楼前开了个个体商店。为控制鼓楼前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转运站,在海市站稳脚跟,他花出了大笔的钞票买通了黄金荣,并称黄金荣为老大。一年下来,平时零星给的不算,大概是三四万。这也是交易:黄金荣出售暴力,杜月笙血本收买。这样,只要杜月笙遇到某种麻烦,就都有黄金荣出面摆平。为了生意上的方便,杜月笙还为黄金荣花了近3万添置了大哥大。既然杜月笙如此懂事,只要是杜月笙有事,只要是大哥大声响,不管在何处、何时,黄金荣在干什么,他都会就地放下,带着人马呼呼呼如风如电火速赶到,随之大打出手……

  自从杜月笙屈居老二后,在商品市场上却是更加肆无忌惮了。杜月笙开始抢占鼓楼前的小商品市场的石狮--海市转运站。黄金荣手里牵着狼狗,哄抢转运站运来的货物,把一个个股东和市场的外地客商打得逃离海市--有的被打得当场昏死了过去,有的人家的彩电、门窗被砸烂……之后,他们又用同样手段占领了温州--海市转运站。除他们之外,谁也不能在此搞运输,不然,轻则抢货,重则砸车。这还不够,随之他们又扩大了业务范围:对这里的个体摊位进行“规范”管理,收取“适当”的保护费、治安费等等,少则数十,多则上百……

  再来一组镜头慢放:正亚家具商场。黄金荣来这里订了一套标准为7500元的家具。取货时,黄金荣又看上了一套两万五的,就要强行拉货。老板不肯,黄金荣勃然变色,当即把商场的电话机就摔到了地上。跟随左右的阿龙、阿飞等,目露凶光地从牙缝里蹦出话: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只要跺跺脚,这整个海城就得摇三摇!看这架势,老板娘就想息事宁人:那你们好歹先给个本钱再拉走吧。阿飞上来又骂:找死呀你们!说着拖起老板就要把他从楼上掀下去,老板娘一看就吓瘫了。这样,家具就被拉走了,很长时间了后,才付给了1万元。老板向黄金荣苦苦哀求:那套家具光进价就一万八,还不包括从汕头到海市的运费,就给个进价吧……黄金荣两眼一翻,说,你要不要呢?不要就没有了。你要搞清楚了,我黄金荣要你的家具就是你家具城最好的广告,抬举你了,你还不识抬举吗?!

  东区农贸市场。一家新开的综合商店。一日突然闯进了十几个长着歪脖子树的家伙,商店老板话还没说出口,浑身就直哆嗦。黄金荣说,你昨天骑车撞了我们的人,还想不想开店啊?阿龙上来当胸就给了店老板两拳,说:赔我们两千元!店老板哀求:我刚开店,没有这么多钱。黄金荣把眼一瞪:砸保险柜!说干就干,阿龙阿飞们动手就砸。果然没什么钱,保险柜里全部加起来也不到1千元。钱拿了,黄金荣不忘告诫店老板一声:这个事就这么了结了吧。若去报案,你就活到头了,那还得麻烦你破费棺材……

  凡尔赛歌舞厅。这是一个福州人承包的,这天开业。黄金荣带着阿龙阿飞们就跟踩着钟点似的,如期出现。开业大吉,满脸横肉的阿飞却在手中把玩着一把锋利的匕首,皮笑肉不笑:今天你们开业,黄大哥给你们赏脸,你们真的就不懂得孝敬孝敬啊?当然,又是刚刚开业,没有多少现金,没关系!实物也行啊。他们就给拉走了一台大屏幕彩电和一台VCD机,当然了,来日方长,可不敢忘了黄大哥的保护噢!

  鼓楼前批发市场的地下市场。阿飞在这里开了一个商店,一个客户买了双鞋,因为不合脚拿来退换,阿飞二话不说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乱揍。揍过了瘾,赔给他3000元还不行,还得逼这个顾客当众跪下,向他赔礼道歉……

  好的餐馆。杜月笙手下阿凤和阿舞,一次酒足饭饱后淫心大发,找来女老板说:有个广东客商,想找个小姐作陪吃顿饭。女老板见是阿凤与阿舞,哪敢说个“不”字,马上就给叫了个女服务员小兰去陪。他们用车把小兰拉到了一处偏僻的小屋,小兰一下车就感到了不对劲,就声音颤颤地问:不是来吃饭的吗?阿凤与阿舞就狞笑了起来:吃饭能上这儿来吗?接着就可以想象了,无论小兰怎样哀求也是无济于事,他们甚至是一边持着刀威胁一边就把小兰轮奸了。事后小兰欲死欲活地找她的女老板哭诉,女老板也只有陪着掉掉眼泪,无可如何。可怜的只是小兰,一个星期前因为跟自己的老公吵了一架,负气从福鼎跑来海市打工,却遭此大辱,第二天就哭嚎着回福安去了。就是不知小兰后来怎么样了。

  爱的咖啡屋。此店是阿凤开的。此处咿咿呀呀的魔影幢幢,妖氛重重,光线昏暗,柳蛇腰婀娜,有时则干脆:只着“三”字,尽得风流……类似的场所,还有黄金荣手下阿龙开设的“绿森林”茶座等处。

  美的夜总会。阿舞结婚在此大摆宴席,猜拳行令,狂喝滥饮。黄金荣对杜月笙的手下也给够了面子,不仅带着自己的所有喽罗赴宴,还毫不谦虚地充起绝对老大。酒足饭饱了后,黄金荣就大拍起了自己的胸脯,还不仅仅是大包大揽,而且是疯狂的叫嚣:我们是海市的坏种!我们都是流氓,所有的大亨都是从流氓过来的!我们就是要让海市成为流氓的天下……!

  我的老天爷,这也是一种申诉:“我是流氓我怕谁”!还真应验了啊?

  要是这天下再像黄金荣说得那样应验,那我们还活不活啊?!

  好在,这些流氓也仅仅只是流氓,好在此黄金荣杜月笙非彼黄金荣杜月笙也,否则,往日上海滩上的青红帮卷土重来,贩卖毒品,开设赌场妓院事小,与市政当局渗透,与外国势力勾结,那我们的麻烦就真叫大了!尽管这些人的活动已带有某种黑社会性质,但毕竟,还是初级阶段呢。无非是通过暴力手段掠夺财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给大众生活带来比较严重的威胁,当然,这些人的存在,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可不,我们不是正在出击吗?不过,太紧张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哪怕如此,他们的破坏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我说要是像上海的青红帮那样,触角越来越深,那才真叫可怕了。就是外国的黑社会情形也如此:先是“洗钱”而向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渗透--通过贩卖毒品、走私军火、控制赌场和色情场所、制造假币、倒卖文物等等,所获得的财富相当惊人,据说美国达到2000亿美元,日本也有1、7万亿至2万亿日元;拥有巨额财富之后,他们就会必然向企业、银行渗透,将非法所得用来进行合法投资经营,从而使不义之财披上合法的外衣,甚至能发展到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再之后,他们就要开始插手政界,寻找保护人等等……而我们海市的黄金荣杜月笙们,充其量不过也只是小流氓而已。可在我们市局的案情通报上却被写得特别地煞有介事。

  案情通报是这么写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难免泥沙俱下。以黄金荣为首的犯罪团伙就是在这历史变革时期产生出的一个社会毒瘤。表面上看他们直接涉足经济活动,实际上他们是一群破坏经济建设的蛀虫,靠违法经营和敲诈勒索把自己变成流氓大亨似的人物。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这伙人更加有恃无恐地从事犯罪活动。他们利用一些社会弊病,以金钱打通关系,形成一个保护网。他们结帮成伙,形成带有黑社会色彩的团伙,对群众构成极大的威胁,而群众对这类团伙犯罪的抵抗能力较差,再加上这个团伙中的大多数人是“两劳”释放人员,不但心狠手辣,又狡诈多端,利用一些群众法制观念不强,害怕报复等心理,在作案后对受害人进行威胁,或者给一些“不准报案”的补偿……这一切不但使他们的罪行长期没有暴露出来,也给此案的侦破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难度自然是比较大的,但也犯不着这样煞有介事吧?这样煞有介事无非就一个主题,就是为了衬托出我们局长的一句话的所谓掷地有声而已,我们局长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像当年搞忆苦思甜,要像土改时期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那样!

  我们局长说的才叫大实话,说不上什么掷地有声,对付这些人确实也只需这样足够了。任何的拔高都是抬举了这些人渣了。这些人无非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罢--想想《水浒传》的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居然还能唱遍大江南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让人不寒而栗--还能有更高的文化么?再充其量,顶多也只是来自录像带上的诸如“十三太保”、“草上飞”、“十三妹”、“冷面杀手”之类,能有更多内容吗?

  他们还土到什么程度呢?土到给我们家里打恐吓电话,说:听说你也参加追捕我们了,告诉你小心点,我们这些人不是好惹的!等等。倒把我老婆给吓坏了。我老婆刘小琼也是干警察(尽管是户籍警)的,能把她也给吓着,倒是因为我这多年的经历。刘小琼忧虑的眼睛就如同受惊的小鹿,说:老吴,我们娘俩儿现在只剩下你了,你可不能再弄出危险啊!

  我的心里不禁升起一股爱怜。小琼和女儿这多年跟我受了太多的苦和委曲,对我的情感触动当然大,然而,而今我好容易争得的自由,不危险又如何证明它呢?不说我是刑警,就单说我们局长用的是“忆苦思甜,像土改时期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那样”来对付那些“该出手时就出手”,这种简单的历史文化的反复再现就够我撕扯的吧。据说南京曾经就发生父子三人活活把一个大学生打死在街头的严重事件,说到底,挥之不去的仍然是法西斯主义暴力的魔影。好容易争得自由的我,能袖手旁观吗?

  8、个案2

  这就是说,在经济时期里,我们又进步了多少呢?

  大邱庄里的暴君禹作敏如何私设公堂、逼死人命就不说了。在许多企业里,居然有不少的企业家有意无意地模仿毛泽东,有的外在模仿,有的内在模仿,比如把子公司设计成“八大军区”,把干部调整说成是“八大军区调动”;比如把营销攻势搞成“三大战役”等等……外在模仿到模仿毛泽东的发型,假如你无意间一瞥,蓦然中你把他看成了毛泽东,据说那恰是他刻意要追求的效果。至于故意幽闭深藏于内宫,就像古代天子宣见使臣那样地制造神秘,他一定想,剩下的一定是崇拜了你。最典型的莫过于当今华美英语学校昆明分校的“造神运动”了:在本应纯洁的校园里,华美总裁陈某推动的个人崇拜到了巅峰。知情者说,华美的校训是:“下级服从上级,全校服从总裁”;小学部的墙壁上贴着“我们爱陈总”、“忠于陈总”的固定标语,初中部张贴着“陈总语录”。每次大型活动,学生被命令演唱的《校歌》竟然是这等词句:“陈总啊,敬爱的陈总,是您教育了我们,不迷失方向,茁壮成长……”开运动会时,学生举着“热爱陈总”的牌子入场。

  我的北京女同学就告我说,某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叫王某人,由于非经营的原因被迫离开;他的继任者是他培养起来的;徒弟上台后却大搞拨乱反正,清洗前任的得力干部,凡想要保住职位的,就要和前任划清界线,并要表示效忠;1993年,他出了一本讲话集,他的副手某作序,把他描绘成为“我们三军的统帅,我们舰队的司令”。活脱脱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新版本。据说,这位副手某还曾是“思想界”的一支妙笔--我把“思想界”仨字打上引号,是说明我对我们国内是否存在有思想界的怀疑,哪怕实有思想界的存在,思想界里居然还会存在有文娼或文丐的“妙笔”来“生花”吗?这就不能不让我绝对地必须打上引号的了。

  这又不禁让人想起报上的报道,说著名的贪官胡建学在泰安推出他的《胡建学选集》呢。真不愧是孔老二家乡的贪官,就是贪也贪得文功武略;孔圣人的精神光辉彪炳千万代,就是贪官的形象也能被辉映得如此光彩而照人!孔圣人的克己复礼之精神,胡建学显然心领神会--礼也即理,就是蛮不讲理;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的礼就是死要面子,就是虚礼,只要有了虚礼--面子,就可以什么理也不讲!只是不知,胡建学的所克之己的所复又将是怎样的歪理?

  可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胡建学是被抓起来了,还是不知:胡建学又要跟谁理那么一理呢,老百姓吗?果真如此,那胡建学比起他的乡党先贤来,似乎是进步了吧。

  9、1公案或个案3

  十字路口,你们可以越来越经常看到,街头秩序在我们这样的(人)维持下,不管红绿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会有比较大量的行人和车辆被我们强行挡在他们各自行走着的路上;然后目力所及,警车开道,呼啸而来一个车队,每一辆车的车窗都拉上了暧昧的窗帘……

  我常常看到人们注视着的目光内容很是复杂。但也只是复杂,或者仅仅是复杂,因为我实在说不具体。

  倒是有一回被挡在我身边的一对年轻夫妇把它说具体了,说具体了后却又让我不寒而栗。这对年轻夫妇对坐在车梁的小藤椅上的儿子说:儿子耶,将来你长大了,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这样,老爹老娘我们死也瞑目了就!

  多么地经久不衰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地望子成龙。

  成什么龙哪?那便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着一身黑色,戴金丝边眼镜的睿智者英国人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统治的成功,就在于让有知识的人参与了管理国家,特别是在唐以后还作为制度贯穿下来,用科举的办法选拔人才……(《展望二十一世纪》)

  这还不仅仅是天大的误会,而且是英国人汤因比真叫不懂,中国人的学问大了!中国人的学问包括美德全在书本上,行动上是绝对看不到的。因而,远在英国的英俊的老头汤因比才上了如此大当!

  且不说中国有没有知识分子(大量充斥的是文人而且是御用),即便有,他们的知识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就拿老汤推崇备至的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来说,在他刚起事不久,身边就网罗有众多儒生如陆贾者流(文化大革命中的惟一思想者顾准先生就曾指出,打天下一要靠枪杆子,二要靠笔杆子);刘邦得了天下,陆贾更是时时在刘邦面前称说儒家的《诗》、《书》,刘邦则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比他的先圣幸运,他的积极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居然得到了采纳--他的“出谋划策”是这样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宁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用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祖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的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于是陆贾著成《新语》一书,以期为西汉王朝的未来发展规划蓝图;从此也为知识分子“是为政治服务的”推向了极致,而同时,即便是陆贾本人,“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是何等地风光啊!

  更不用说英国人老汤不能了解中国儒学的伪善,千年不绝的真传的恰恰是它!不能高论知识分子(文人)能有独立的人格,科举之徒更是心知肚明:“学”哪里是真,金榜题名无非是拾一块敲门砖,仕途钻营,图一个生前身后,所以不可不蝇营狗苟……

  现在我回想少年时代家里不用再摆着四书五经之类的幸运,就像鲁迅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消除了封建礼教的我们活得该是多么地自由快活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普天之下真干净。干净得我连书都找不到读。好容易找到一本《青春之歌》读,我爸说那是小资情调的,不让读;我读《红岩》应该够革命了,可我爸更不让读,说可能是毒草,因为据说许云峰、李敬原是叛徒;让读的我记得只有《欧阳海之歌》还有一本有个主角叫史更新的抗战小说,就是《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什么的,我也是在快上大学之前才读了的。我爸的思想特革命,就有一日我突然对我爸说:我要学习欧阳海!我爸听了一愣,然后才似乎有点感动的样子,说,这样很好……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10多岁的我都十分清楚:无论是我还是我爸,都是言不由衷。

  这样说来,我爸和我好歹还是有点革命文化的,比起我爸和我,我妈就是什么文化也没有,她惟一有的恐怕就是信奉祖宗神文化了。

  可那时不能信奉祖宗神,封建迷信等等首当其冲在破除之列。我们家祖上的祠堂也早在我并不记事的年龄里被街道收为仓库。这就是说,我妈仅有的一点点文化也被剥夺了。不过我仍能在逢年过节时看到我妈在偷偷摸摸地烧纸、上供,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妈在给谁上供,给谁烧纸,至于我妈口中的不出声的念念有词,至今我仍不知念叨的都是些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是给灶公上供,一定得准备一茶盅的蜜,我妈说好让灶公给天帝去报喜,好求个明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我家虽住在县城,却是农户,想来五谷丰登确实相当必要,要不靠我爸一人挣工资,能养活我祖母还有我的两个妹妹加起来六口人吗?因此我爸在社会上不能不表现得革命,我妈也不能不乞求天帝来保佑风调雨顺。这显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如同在我上学的学校里每天必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同时也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破除着封建迷信,一边制造着现代迷信,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都非常实用。我们知道,只要是实用的就是好的。就看是搁哪儿了。吃饭要紧,搁哪儿无所谓。

  因为实用着,我就跟我爸一样有着一些革命文化。按说有着革命文化的人是比较进步的,至少在革命时期里的说法是追求进步的。然而,多年以后的我回想起来,惭愧得紧,恐怕当年我的文化连我妈的都不如。我妈还知道祖宗神什么的,我却是连自己的祖宗是谁竟都敢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日我跟邻居的孩子吵架,大骂人家是地主崽儿什么的还敢如此嚣张等等。那孩子被我骂得哭回了家。不料没过多久,他就又得意地从屋后绕了出来,骂我道:你是双头地富还敢如此嚣张吗?!倒是我一下子给他说得傻掉了。我知道一定是他妈妈这样教他来回敬我的。只是在我当时的想法里,我家的华侨地主的“华侨”二字定语应该说明在成份上是轻了些的,我妈娘家是富农成份,成份也应该是轻一些的;再说我看到他爷爷常常被挂绿色的牌子去游街去扫马路,而我家奶奶或是外公外婆就没有这样,所以我才敢理直气壮地这样骂人家。这还次要,重要的是,在很多年之后我才搞清了,那个常常被戴高帽子挂绿色牌子的人竟是我的太叔公,而被我骂的那孩子却是我的堂叔。我的曾曾祖父生有三个儿子,我的曾祖是老大。在我曾祖时三个兄弟就分家了,之后三兄弟各各的子孙又分出了许多家,加上出于革命文化以及觉悟,以至就自家不识自家人,甚至还是自己的祖宗。

  后来成为批评家就成了我的宿命。如你所知,本来我是爱幻想的。除了揪着自己的头发飞不上天的常识,还有着一个常理:民以食为天。幻想能当饭吃吗?既然不能当饭吃,我就开始琢磨其为什么不能当饭吃。这就有点要接近批评家的使命了。问题是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识的人当得了批评家吗?这我得益于我的同事小崔。小崔实在是个美丽的女性。小崔不愧是学医出身,她手中的解剖刀不仅指向一个个案例,而且指向社会,甚至指向了精神。这也许跟她的一些遭遇有关,当然更跟我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也就是说,是我们共同在大量的日常中感受到了生存的严峻。而同时,我们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契机,这就是:出现了一个叫王小波写作的小说。我们俩儿分头读过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几乎是欣喜若狂,终于有人能够如此彻底地开始思考我们自身的生存了,这是一个多么困难又是多么伟大的事件啊?!于是我们俩人一合计,就分头去写王小波的评论,我写作的题目叫《论操作与不可操作》,小崔写作的叫《以梦为马的王小波》。我们围绕的共同核心是个体生命的无以复加的精神裂伤与王小波的精神突围。结果这两篇评论不仅非常顺利地分别刊发在《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和《福建文学》1998年第6期,而且还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甚至圈内人士还给予叫好。于是我和小崔就都成了批评家。

  现在我和小崔又在分头写作王小波的评论。现在我在写作的这篇叫《王小波与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太重要了。可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这才是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诸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等,那几乎不是什么问题。严重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本身出了严重问题。假如知识分子本身出了严重问题,中国又该往何处去呢?因为据说知识分子们充当着社会的良心呢,他们不仅充满着现实关怀,而且还负载着终极关怀呢!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负载是如此之重,他们本身却出了严重问题,这叫大家又如何是好呢?

  引用王小波的说法,“李靖年轻时在洛阳城里,总想考数学博士,然后就可以领一份官俸,不必到街上当流氓。这是知识分子的正经出路。”(《红拂夜奔》)这个正经出路说白了,就是当那歌功颂德的无聊、无行、无脊梁的文人。否则就只有在街上当流氓,如竹林七贤以降数不胜数。更有甚者,向隅而哀而泣而怨,急了就铤而走险,依附叛民,揭竿起义,然后帮助一个新的帝王重新建立一个王道乐土。哪怕是比较能够接近知识分子品质的,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了点成绩来,他(她)就要开始当“人瑞”,比如安排个省政协委员当当什么的。要不就充当智者兼牧师,恨不能弄出整套的东西来给老百姓当信仰,要当那当代的老子、庄子,当代的耶稣或当代的释伽,总之,要成一当代圣人或一方教主,也以便能应者云集。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就形不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而也就从来缺乏群体的力量,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不能不是最悲惨,想焚书坑儒就焚书坑儒,想把你打成右派就把你打成右派,被放逐、被安置、被思、被说、被扭曲甚至被轻易地诛杀。从而他们也就不能不最卑鄙,为了争着“无私”地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一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之间就得展开最无耻的竞争--拉关系,走后门,找靠山;设置障碍,使绊子,造小鞋、玻璃鞋甚至陷阱……还是伟大领袖说得好:“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样的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们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你看看,知识分子又是什么东西呢?

  至于张春桥的公开诬蔑“知识越多越反动”,直至由革命大文化到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到我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得--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那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如一辙的统治者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无以复加的彻底嘲弄--尽管,无论是伟大领袖还是流氓政客张春桥,他们都可能出身于知识分子。

  鲁迅先生早在1922年就极其深刻地洞察到了,他说: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于是我就对小崔说,你是不是也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所以也要来提倡文艺运动了。小崔大笑,并说不敢。

  然后小崔又正色道,其实19世纪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就都是俄国大作家们从本国的知识阶级带有的弊病中获得创作灵感而创作出来的。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描写了深受西欧自由主义影响的地主列宾,他把农奴们集中了起来,想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他们,可是农奴们竟不知所措,还大惑不解;农奴们不能理解他们的主人的动机,当然也可能不敢相信主人的真诚,也极有可能他们干脆不愿意放弃那种被奴役的幸福吧……总之,也由于列宾的束手无策,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靠类似列宾的知识阶级完成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过去曾长期在西欧过着流亡的生活。他们的想法是以先进的西欧各国为榜样来改革俄国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他们获取了政权之后,托尔斯泰描写的那种场景便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这些知识阶级与俄国本土的民众之间的大量误解,只不过与列宾似的束手无策不同,他们运用手中已经掌握的政权,把西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了大众。这样,他们所作的又恰恰跟他们刚开始时所极力反对的专制完全相同。)

  我想这知识分子究竟怎么回事儿啊?无非是用一种专制话语代替另一种专制话语罢了。

  我们自己的大作家也终于出现了。王小波小说《时代三部曲》便是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命运中获得灵感进行创作的,尽管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不少应该属于科学知识分子之列--比如,踩着两丈长拐当流氓的李靖发明种种用途各异的古怪机器,或仅仅是模型的风力长安、水力长安等等,还有不断地嘲讽着数学家并不断地证明费尔马定理的王二……这跟王小波本人学理科出身有关,也同王小波对科学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关。不过,我统统称他们为人文知识分子,因为科学带来的最后结果仍然是人文,况且在我国的传统上除了一些道教人物,基本无从谈科技。用王小波的说法,你说你发明了印刷术,你只懂得用来印红头文件(对人家却意味着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你说你发明了罗盘,人家用不着你也能找着方向(实际上人家却用来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大陆);你说你发明了火药,结果人家用它来制造了枪炮把你轰得分不清东西南北。用孟子的说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我们的传统(高级)知识分子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哪怕有知识和技术也是不能用来发展什么的。西方的学者往往却手拿钉锤和斧头,中国的学者在西学东渐之前,是绝对不在实验室做工的,因而我们的火药发明几千年来只能用来做鞭炮,罗盘只能被巫师们拿来发展风水术……直至近现代的科学知识分子做出了一些成就,正如王小波所说他们便忙于去做“人瑞”,我们看了、读了就不仅要发出会心的微笑。由此也可见,人文知识分子有多么地重要,知识分子的问题又有多么地重要!即便是科学技术发达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残废了,我们中国还会有希望吗?如此,你能说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吗?要说王小波小说的最优秀处,便是在这里。

  10、个案4

  街头居然违反禁令燃放起鞭炮,多年来在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兴城市还是头一遭,还敲锣打鼓的,喧天闹地的。这场面这气氛,我只在文化大革命中见到过。甚至出现了巨幅标语:热烈欢迎赵大有重新工作。

  赵大有是我们市长。堂堂一市之长居然会跟我这样的小警察有何其相似的经历,这简直让我悲喜交集!所谓“赵大有案件”,无非是囊中羞涩的赵大有(市长大人也会囊中羞涩?),因老母病重和病故期间找人借了两万元,竟也被诬陷为收受贿赂。案情经过本身更是形同闹剧,比我的那一出更加精彩。

  前年初,因在市委委员选举中得票倒数第一,市委刘书记被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一年;3月28日,地委决定由赵大有市长主持市委工作。就在同一天,市西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有道等人以涉嫌经济犯罪的名义,传讯了东阳房地产公司(中外合资)的总经理刘作栋和副总张红。令刘作栋和张红大为困惑的是,王检察长却并不审查他们的所谓经济问题,而是有恃无恐地声称这次要整的是赵大有。然后就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又是诱又是骗地要他们“承认”向赵大有贿赂了两万元。

  然后就像我当年莫名其妙地被宣布逮捕,市长赵大有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宣布刑事拘留。之后发展出来的情节大同小异地让人啼笑皆非:

  1992年10月8日,市检察院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市人民法院以(92)法刑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说,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诈骗6万元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就算是这样,此时我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按理也该无条件放人啦。可是,就在我苦苦守望着与妻女们一同回家时,市检察院却对法院的判决结果提起抗诉。

  1992年12月5日,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92)海法刑抗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合并执行七年零六个月。

  1993年春节前夕,我被正式送往清流监狱服刑……

  与我稍为不同的是,毕竟是当官的,就有人不停地为赵大有奔走呼号。有个港商叫李永生的,光在海市就投资了好几个公司,东阳房地产公司他就兼着副董事长。他写信给省有关领导,反映了自己不久前怎样在所谓办案人员的威逼之下作假证的情况,并在信中称赵大有是个如何廉洁的清官,要领导千万不要冤枉了这样的好市长等等。过后不久,李永生又带上了第二封信赴省城,找到了两个省人大的副主任。在两个副主任的鼓励和担保之下,李永生又找到地区政法委陈述真情。不料李永生没走出大门就被抓了起来,地区政法委第二天在海市又将李永生看管了起来,再次胁迫李永生作证……

  但鉴于办案人员几下海市,传讯了十几个局、办领导,有的还被看管了十几天,就是拿不到赵大有受贿的证据,地委便责成政法委提出处理意见;政法委在无奈之下,只得在元旦前夕作出了对赵大有“免诉”的决定。然而,海市检察院却是以“人不是我抓的,我也不管放”为由拒绝执行免诉决定。

  之后又有不少仗义执言的人通过不同渠道纷纷向省人大反映赵大有一案的案情。省人大于4月份派人到海市调查此案。地区政法委虚于委蛇,想方设法不让调查人员正面接触当事人赵大有和张红。于是调查人员感到此案着实可疑。调查人员回去后,即以简报的形式刊发了一些群众来信,称海市检察机关刑讯逼供制造假案……等等。

  地区政法委这才感到有点不妙,便速将此案移交海市检察院。后经精心策划,仍要西区检察院对赵大有进行起诉。与此同时,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着的市委刘书记下令要从重从快办案。海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只得向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汇报开庭事宜。副书记先生不得不指出,赵大有是市长,还是省人大代表,最好应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来审;市法院不合适,西区法院更不适宜,西区法院算怎么回事儿呢?因为赵大有曾任西区区长吗?王检察长们并不作答,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检察长们是置若罔闻。

  去年5月14日,省人大得知西区法院16日将开庭审判赵大有,当即以为由基层法院审理这个在当地很有影响的案件不妥,通知地委予以制止。地委在15日下午作出决定:不许开庭,等待调查。然而,地委的决定被市检察院的一帮人当作了耳边风,西区法院仍然如期开庭。不仅如此,而且庭审期间是咄咄怪事层出不穷:虐待被告赵大有--给他戴最重的手铐,休庭时不给赵大有水喝,不让赵大有坐下休息等等;当庭威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到庭作证的的证人香港商人李永生,李永生作完证后还被市检察院带走;法庭不让关键证人张红出庭作证,对被告、辩护律师提出的与张红当庭对质的正当要求不予理睬;庭审开始时,西区检察院的公诉人念着的是前些天经市王检察长反复修改的公开诉词;旁听群众多次为赵大有的辩护及律师的辩护鼓掌,多次对公诉人哄笑;判决时公开篡改证人刘作栋在庭上所说的“董事会没有研究此事”等关键证词;法庭在原先早已定好的判7年的基础上,改判赵大有有期徒刑8年(据说是由于赵大有在法庭上认罪态度不好)……

  当天晚上,地区政法委居然在兴德宾馆办了7桌酒席,不仅仅是庆功,还在于盛情款待办案审案中的有功人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庭审判长在汇报庭审情况时称判赵大有8年有期徒刑他是奉命行事。更有良心未泯的市检察院检察官L上书省人大,用大量事实说明判决不公;赵大有本人则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申诉自己是被人陷害的,自己无罪却又身陷囹浯……

  9月中旬,由省人大、省高院、省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单独在海市对关键证人张红进行三堂会审,张红证实钱赵大有是借的。调查组前脚刚离开,市检察院后脚就(在王检察长的指挥下)进行了反调查,并用两天时间就让张红“承认”自己是在调查组面前说了假话。于是,市检察院当即开始反扑,到处寄发材料攻击调查组偏听偏信;还把责任推向地委,说此案是在地委领导的监督下进行的……

  10月10日,《海市日报》接受刘书记的指令,公然刊发了诬蔑赵大有的长篇通讯《区区两万元,断送了一个市长》。此举更是违背了省委规定的不许报道此案的新闻纪律。

  11月初,最高人民法院被惊动,也派员会同省高院组成联合复查组到海市复查此案,张红再次说钱是公司借给赵大有的。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反复派人到海市微服私访,听取各界人士对庭审的态度,逐一落实案件的有关细节。然后于今年元月,下达了对赵大有再审决定书,此决定书说,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确有错误,在再审期间停止原判决的执行。接着,又与元月下旬下达了对赵大有取保候审的决定书。即便如此,竟还有人敢公开抵制说,取保候审绝决定书并无法律依据。最后还得由省政法委作出权威解释:既无法律规定,也无法律禁止,此决定书并未违法。

  在此决定书执行的前夕,脱产在省委党校的刘书记仍不甘心,指使:可利用海市人大代表开会期间,让有关代表提出选举新市长的议案。目的是仍可把赵大有赶出海市。地委闻讯后当即做出了“海市市长不免也不选”的决定,并派组织部长亲自坐镇海市落实。这一所谓议案也才未获多数委员同意。

  这就有了此案开始讲述时的那个万人空巷的空前盛况。

  前去清流监狱迎接赵大有的各色人众,居然分乘了二十几部的客车和卡车。

  锣鼓喧天,鞭炮不断。

  聪明的读者诸君明断。

  即便是从上述如此粗浅的叙述,你也能时时感受到我们身边的问题。不要说小小的赵大有市长,当年堂堂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不是照样说打倒就打倒说批臭就批臭,然后凄凄惨惨地客死他乡,就连妻儿老小的最后一面也不得见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刘少奇说下的名言,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海市人民欢迎赵大有市长重新工作,可海市人民却并不清楚等待赵大有的将是什么工作。

  我真的是犯了糊涂:那句名言,是刘少奇在革命时期说的;在而今的经济时期里,究竟我们又进步了多少了呢?

  至于我这小警察,除了自认倒霉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尽管我目前仍没有放弃继续申诉。

  11、个案5

  无独有偶。

  1997年3月27日下午,广州市广东大厦。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圆满结束,参加会议的阳春市市长曾威斌因路途太远准备第二天一早再返回。夜深了,曾市长同司机来到餐厅吃宵夜,手机响了,曾威斌匆匆离去。

  一天过去了,没有曾市长半点消息。打手机,说用户关机;传呼,没有回音。已是第二晚下半夜了,司机越想越不对劲,他想起那个打到市长手机上的神秘电话。

  凌晨时分,电话又一次响起。司机抓起听筒,是曾市长的声音:“我在楼上,22层,你上来吧。”当司机上到22层,曾市长的第一句话竟是:“有人要杀我。”

  真的有人要杀市长?

  就在5天前,广州市越秀区一位被动员来做计划生育结扎手术的妇女,在某医院门诊大厅,竟被两名壮汉挟持而去。案发后,越秀区公安分局紧急出动,很快便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审讯中发现,这是两名受雇的职业犯罪分子。他们不但为了2000元将女计生对象拖出医院,还受雇准备乘阳春市市长曾威斌到广州开会之机,在广州将其杀掉。

  办案人员迅速查找雇佣杀手真凶。25日,犯罪嫌疑人卢琰被顺利抓获;27日,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加拿大籍的谭国政也被捕获。在抓获谭国政时,从谭的身上搜出了一些有关曾威斌身高、体型、乘坐汽车的型号、车牌号码、手提电话、BP机、家中电话号码以及曾威斌印在《阳春投资指南》上的照片等资料。

  更令办案人员震惊的是,幕后真凶竟是同曾威斌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部下--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和阳春市财办副主任、市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启菊。杨启周、林启菊以50万元的代价买曾威斌的人头,要求杀手“不能让曾威斌活过28日”。

  为了迷惑对方,办案人员让谭国政和卢琰告知林启菊:“已经解决,速按协议到广州付款。”

  林启菊于深夜时分赶到广州三寓宾馆,被当场擒获。

  4月27日,阳春市公路局通知分管公路建设的杨启周前来开会。会议室内等着他的是一副锃亮手铐……

  《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第88期对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

  读着这份报道时,小崔和我正在侦查一起珠宝行被撬案件。不是什么大案子,却又有相当难度。是在案情讨论的间隙小崔无意中看到的,小崔就对我说老吴,你说现在什么事儿没有啊?过去只有在《警坛风云》之类的刊物上看到侦探小说里有这么写的,那个时候看到了还老觉得是瞎编。官场里边尽管是刀光剑影的,也犯不着去杀人呀?!而今还真有这么干的,简直不可理喻!

  什么叫官场?我问。

  小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说,什么意思?

  我说只要你明白了什么叫官场,你就能够明白又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呢?

  小崔仍然扑闪着她的大眼睛,不再言语。

  我知道聪慧的小崔会自己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