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心愿

 《未来中国的选择》

(一)中国社会究竟如何发展才能尽快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从古到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初叶,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压,显得更为迫切。为此,多少炎黄子孙、志士仁人进行了多少艰难困苦、甚至是卓绝悲壮的探索、努力和奋斗。终于,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那时起站起来了。时至今日,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终于看到了先人用智慧、劳动甚至是鲜血换来的巨大成就,“东亚病夫”的耻辱随着这些成就正在逐渐地消退和淡漠。为此,我们应当自豪。然而,客观现实在告诉我们:繁荣富强离我们依然很遥远;四十七年的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发展道路并不十分平坦,我们并没有完全把握住应该把握住的机会。所以,如何发展的问题,还需要后人继续进行同样艰苦卓绝地探索,继续做出更大的努力。

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就要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就要看到我们能否成功的现实,因此,发展的紧迫感不应有任何地、丝毫地减退,反而应该得到迅速地加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都应该牢固地树立这样一种信念,都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确应当这样。

这本小册子,就是我们的一点探索和努力。它试图探讨社会(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也许颇多荒谬、甚至颇多荒唐。但希望同胞们、同志们在阅读它、批判它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自己那颗与作者一同在跳动着的中国心。

(二)自从人类诞生、有了自我意识、且相互间构成群体之后,他们就开始探讨自己及其组织的问题。也许只有人类这样的高级动物,才会做这样的探索。要分析人类社会,就必须先认清人自身;要认清人自身并分析人类社会,就不能囿于先人留给我们的环境,而应该追根溯源,从原始意义上开始梳理。

(三)迄今,人类在探索自身(本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却远比不上他们对异类的探索。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一是认识本类比认识异类要困难得多;二是认识客观的东西比认识主观的东西要困难的多;三是前人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可能会使后人的探索走入歧途,而相对于探索异类而言,探索本类又更容易走入误区。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发展及其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使得这种“探索歧途”的出现几乎成为必然。无怪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常常围绕一些古老的问题在争个你死我活。正是因为以上体验,我们这里的探索也难免会误入歧途。那就请大家批判吧。

(四)人世间存在着人类很多的理论认识,它们层次繁多、形态各异。这里不妨用一个简单标准——“现实效用”做一区分。所谓“现实效用”是指那种能够对行为个体及其类的具体行为产生直接、现实影响的功能。如果此处暂不论各类理论认识的真假对错(自有标准评判它),我们可将人类理论认识区分为“形下理论”和“形上理论”:如果一种理论认识具备现实效用,我们就称其为“形下理论”;如果一种理论认识不具备现实效用,我们就称其为“形上理论”。举例说明之。有人发现了一株毒草,他这个发现就可归类为“形下理论”,因为这个发现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现实活动:如果你不信,非要吃,那你就去死吧!又如:有人发现遥远的空间里多了一颗与地球没有直接关联的星星,则他的这个发现就可归类为“形上理论”:信不信这颗星的存在都不会对个体及其类的具体行为产生什么直接的、现实的影响。

两种理论本来无所谓高下长短,它们对人类之意义也是各有千秋,而且,不同的人类个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传统等,都可能对两者产生不同的偏好和兴趣。对此,我们不想在这里做详细考察,只想说一句通俗话:一个不崇尚理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德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在当时的欧洲均处在落后之列。的确,当时的德国不是“本世纪历史的同代人”,然而,他们却是“本世纪哲学(不仅是哲学。引者注)的同代人”;这个“哲学的同代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表现如何呢?我总感到:只有精神优势才能转化成未来的全面优势;“甚嚣乱舞孔方影、本色英雄却桃源”的景象,真是令我悲哀。因此我便说:一个不崇尚理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五)本书不算是一本理论性的东西(至少不是纯粹“形上理论”的东西)。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能力和水平,我的思考和写出的东西尚未达到那样的程度,还因为我的目的和初衷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更因为时下不少读者似乎对理论问题不甚感兴趣,而关注自己眼前世俗利益的众生们却似乎比以前多了。可是,让更多的人们看到自己思考的结果,却是我(这也包括许多写书发行的人们)很强烈的愿望。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假设没有理论指导而能解决现实问题的话,我宁愿不要理论。但我很遗憾,因为时至今日,这只能是一个假设而已。

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我不得不对理论问题做一个思考。所以,尽管我的思考是沿着这样的历程:从现实开始,浅尝辄止地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又回到现实中来;但写起来却是从“理论”开始的。尽管我不敢把第一部分当成理论,但为了便于读者对后面的分析有个理解,还不得不把“理论性”的东西写在了前面。
(六)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人类社会是能动的人类社会有机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协调发展;我们的理论目的是:寻求能够组织好人类之社会行为的途径;我们的现实目的是:为了中国更加健康、协调、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分析方法是:在作为历史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综合运用历史——逻辑分析的方法,辅佐以实证分析的方法。

时至今日,人类就其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可以说是纷纷杂杂,全是由于他们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关注不同的领域、(其理论)处在不同的层次。

我们当然不可能提出一种万能理论,并用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这种理论在客观上也许并不存在;我们既不十分注重研究某个或某些特别具体的问题(如环境问题、社区问题、老龄人口问题、妇女问题等),也不竭力思考某些很高层次的问题(如历史哲学问题等),尽管它们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特定的。

(七)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其发展就是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与系统外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们以为,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对分析人类社会还远远不够。因为人类社会是人类的社会,由此,人类社会系统(不同于其他系统,如自然界)是人类的社会的系统。这可绝对不是无谓的重复陈述,因为人类是一种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直到近代人们才认识到,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基本标志,而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命题非常深刻,其深刻之处就在于对劳动的理解上。除人之外的其他动物,也可以发出很多行为,而且其中的不少还很“艰苦”,很难能。但这种行为是这里所说的劳动吗?不是,因为这些行为都不是自觉的和能动的。只有这种能动的劳动,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是由具备能动的劳动本领的人类构成的有机社会系统,正是因为人类的能动实践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向,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是能动的社会系统;能动性是人类社会系统最根本的特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最基本特点。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轨迹进行准确、深入地分析和理解,才使得“把社会发展史还原到其本来面目中分析”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分析中,如对历史必然性的分析、“拉动”思路的提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性质等,无处不体现着这种认识和思路。

这种理解,是我们研究、思考、分析、判断几乎所有社会现象的一把钥匙。

由于人类组合成社会的目的是为使自身生存得更美好(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异化了的具体社会摆脱了这一目标),这样,能动的人类就有愿望并逐步有能力使社会逐步协调发展,即使是社会革命也是为了新一轮的协调发展。

所以,分析和研究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是我们研究、思考、分析、判断几乎所有社会现象的又一把钥匙。

(八)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但我们却在其中选择了一点,那就是:如何组织好人类的社会行为。如果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就有能力运用这一答案去组织好对人类发展有益的各种具体社会行为。做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如果你一旦有了一匹千里马,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练习驾驭本领和寻找合适的目标方向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组织好人类的社会行为”作为目的的主要原因。

(九)我总地感到,人类认识成果的适用范围同它的精确程度成反比。任何一个研究者,如果你想使你的研究成果适用于更广的领域和范围,那就必须以损失精确程度为代价,因为“一般规律只能一般,具体规律只能具体”。现在看来,从总体上或从历史哲学意义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向我们提供了对历史发展宏观规律的正确描述。因此,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指导。

然而,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深究或逐个回答历史进程中的一些更细节问题(这并非哲学的使命),它更多地只是在于为我们观察、分析和研究历史进程及历史演进的关节点提供一种正确的方法论,提供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提供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宏观的、高层的、粗犷的,即哲学上的正确把握。这种哲学思想对人类的重要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但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发展规律也表现在各个不同的层次。对这样一个系统及其所表现的复杂规律,只有从各个不同的层次、角度和方面,用更多的方法,去研究和表述,才能得出比较细致、更为全面的结论。在这种正确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采用更多的方法,更为细致地研究社会发展中的次等层次问题,寻求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律,以期发现一些制约我们行为、左右我们历史的具体准则,对分析和研究更为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也将有其必然的意义。

(十)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分析,是这本小册子的中心和重点,也是我们的现实目的。其中的分析到底如何,只有待朋友们读完并做一些批判性分析之后才能感受到的。在诸位读之前,我不想多说什么。

(十一)最后一个问题,本书到底算做哪个领域。这个问题我也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可以这样讲:它很难划入现今概念的社会学范畴,也难以归并到政治学领域,更不能算是历史哲学。那它到底属于哪个领域?我真的不知道。但此处有必要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理论目的是寻求能够组织好人类之社会行为的途径;我们的现实目的是为了中国更加健康、协调、迅速地发展。也许,这是异想天开,但我们依然为此而努力了。

作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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