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 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未来中国的选择》

历史跨入二十世纪后,即使有着强烈忍让心态的中国人也不堪承受加在他们身上的残酷压迫了。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具深层意义的社会革命,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而告结束。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决然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呢?这个本来在建国之初似已回答了的问题,却在三十年之后,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里,我们尝试着用前面所有分析得出的结论,表述一下我们自己的、也许并不成熟的看法。

众所周知,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美、法、德等国)同时发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然而,历史的发展与马恩的设想却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没有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落后国家甚至出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或者说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以及关于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开展的民主主义革命如何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论问题),自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就有争议。可以这样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活动家和理论家们、而且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问题。

按照一般模式,对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来讲,应当先行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落后国家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得出结论说:这种革命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首先爆发,相反,可能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首先爆发。这一结论已经为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众多实践所证实。

那么,革命胜利了、推翻了旧有统治以后,能否、如何及时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对这个问题,却一直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改良论者认为,革命(那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先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由共产党采取合法斗争等形式,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待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为社会主义革命打下足够的基础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陈独秀就是这种观点。还有一些激进派认为,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应当“不断革命”,在革命进程中无所谓阶段。俄国的托洛茨基就是这种观点。更有一些盲动主义者主张“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王明就是这种观点。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建立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段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通过在政治上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在经济上打倒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衔接起来。

现在回过头来看:

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改良者虽然一直在奋斗却也一直没有成功,激进派和盲动者的论点也都已被近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所推翻,只有列宁、毛泽东等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革命理论的可行性。

然而,建设的历史却又告诉我们,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列宁曾一度提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十月革命一胜利就搞社会主义。然而,在经受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以后,1921年便开始了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性后退,开始了“是非常慎重的,是从长远打算的”新经济政策。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解决何时从新经济政策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与世长辞了。后来便是斯大林的集体化,急迫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曾经一度被效仿、后来又被数度改革的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再看一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我们在顺利实现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借鉴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后来就是“大跃进” 的失误和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中照样出现了不容抹杀的曲折。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革命是成功了,而建设的实践却曲曲折折。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的人们开始思考,少数人甚至感到疑惑,甚至认为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只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抑或是一个错误;对当时曾经获胜的一些论点现在又开始怀疑起来了。这种现实告诉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人民政治信仰的确立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很多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都给予了相应的阐述。这里,我们想运用前面提出的理论和对中国历史遗产的分析,也就此问题谈点看法。

1、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本消灭了剥削的社会,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的过渡形式。按照我们对社会结构的划分,可以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结构特征表述为这样几个方面:

——利益划分机制: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成员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享有其政治权力,以按劳分配做为利益划分的主要原则。利益划分主要通过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实施。由于这些机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所以,总能按照相应的社会利益划分原则,做出公平的利益分配行为。

——价值认同机制:全社会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做为其根本的精神信仰,并据此教育和规范全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这套思想体系通过党政组织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社会教育等各种有关的社会手段给予宣传贯彻,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社会行为又稳固和强化了这套信仰体系。(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容中,最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谋求全人类的幸福,就此而论,这种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一致性。)

——选任机制: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采用群众推荐和上级任命相结合的方式,决定干部的选任、升迁和更迭,各级重大人事变动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做出。

——信息传播机制:采取由各级政府控制的单一渠道的传播方式,各级传播机构也为国家(代表人民)所有,信息传播导向易于调控;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社会成员利益高度一致,因而传播机制的监督职能从理论上讲已经不甚必要,再加之社会成员价值认同体系也高度一致,因此,官方渠道也就是民间渠道;虽然只此一种渠道,却能非常有效地担负起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信息流通等各种职能。

——利益综合机制:通过各级政府及其所辖有关职能部门(也可以设置专门的利益综合机构)、以及信息传播机制,完成社会利益综合的职能。

——决策形成机制:对重大决策,各级党和政府部门形成决策提案,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策,一般性决策由各级政府做出;在决策形成过程中,广大社会成员充分介入;整个决策机制以党和政府决策为主,以党委领导下的业务主管负责制及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最终确认作为主要规则。

——决策执行机制:主要通过各级政府组织推行各种决策,高度一致的价值认同体系则为决策执行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缓冲适应机制:社会目标与合理目标的高度吻合、社会价值认同体系的高度一致,使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最完善的缓冲适应机制,而且,它还有着完善的信息传播机制和利益综合机制,因此能够及时纠正社会运行偏差。

——评价机制: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利益作为各级社会行为的最根本评价标准;主要依靠各级政府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完成对政府行为及其效果的评价;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人民代表机构(如职工代表大会等)行使对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评价职能。由于各级都有服务于人民的主观愿望,都自愿做出有益于人民的行为,所以,评价机制的作用并不太重要。

——监督机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形成完善配套的监督机制,各自担负相应的监督职能,并履行相应职责。

——纠偏机制:统一的信仰、完善的法制和民主、政府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和社会成员的觉悟构成完善的社会纠偏机制。

——要素调整机制:通过专门的社会改革机构,及时发现社会运行中出现的偏差,及时行使社会调整职能。

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中,社会成员奋斗目标具有很高的一致性,社会目标与合理目标具有很高的吻合程度,社会三种矛盾总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结构失衡和结构利益失衡概率极小,其社会目标和机制因素具备很高的先进性、有效性和完善性;社会在绝大多数时期里都将处在协调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清明”,并为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由上分析可见,这种社会制度的确是一个非常公平、高效、先进的制度,它比以前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优越,都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这样一种先进制度的建立,将需要非常充足的社会基础条件。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表现为:社会财富足够丰富,以至于社会成员不再把追逐个人利益放到首位;社会生产分工的完善和社会化大生产之生产方式的确立,为实行计划经济创造条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使人类对自然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有充分认识和把握,从而使人类有能力按照计划组织社会生产;社会科学(含文化艺术)的充分发展,使人类精神生活摆脱感官的、低级的形式而上升到形而上的、高级的形式,使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也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

——高水平的成员精神素质。就道德素质来讲,主要表现为以“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思想觉悟。就心理素质来讲,主要表现为:1)以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主人翁思想,2)勇敢捍卫自身及他人应有权利、自愿履行应尽义务的权利义务观念,3)遵纪守法的组织纪律观念,4)“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作为自觉要求和健康身体自然需要而付出劳动的工作意识(在社会主义阶段,这种工作意识还不能代表社会成员工作意识的全部,它只表现在部分社会成员身上或表现在整个工作意识的某些方面和某一部分,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作和劳动仍有作为社会成员谋生手段的意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完全确立这种工作意识),5)乐于接受新事物和社会改革变化、有强烈自尊、有独立人格及尊严、注重现在和未来等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就业务素质来讲,主要表现为掌握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掌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规律,具备很强的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项工作的能力等诸方面。

只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条件,才能与相应的社会结构条件形成完善的协调配套,从而形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只有一个社会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条件,才能必然地、完全符合历史必然定律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3、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按照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及其发展轨迹都是相应历史条件下两种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斗争的必然结果,一种是促成建立这种制度并有助于其发展的力量,一种是不利于建立这种制度而且促使其灭亡的力量。这两方面的力量中既有符合历史必然定律的因素,又有历史必然因果成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它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既代表决定律又代表因果律的、矛盾着的两种力量对比、斗争的必然结果。

在第一部分对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说,历史必然性是指某一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到某种状态是必然的,它代表着历史过程中存在决定律和因果律两种作用机制,它是成员精神素质作用于社会基础条件而外爆为其实践的产物;要分析历史必然性就必须分析特定时期人之主观能动性及其决定条件(包括社会基础条件、社会结构条件和国际环境交流)。

下面,我们就根据上述结论,结合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的清理,具体来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后两种历史力量的对比情况。

促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当时特定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有这样八个特点:一是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二是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工业资本(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的资本就约占全国资本总数的三分之二);三是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遭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破坏,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然存在,而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优势;四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形成独立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五是中国无产阶级受压迫深重,而且与农民有天然联系;六是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受地主阶级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日益贫困化;七是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现代工业、交通与落后的自然经济并存,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并存,不过,总是后者占优势;八是由于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控制、军阀林立、长期割据,近代中国处在长期混战和不统一状态,广大人民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前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要损害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利益,所以,必然要以与三座大山对抗的形式开展;第四个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第五、第六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有着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先天条件,而且在革命问题上中国工农可以结成牢固的统一阵线,在革命成果上容易接受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第七个特点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可能冲破旧有统治的某些薄弱环节,而且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础条件;第八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热切盼望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平的新型国家。

2)当时特定的国际斗争环境。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中国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斗争环境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进行着激烈斗争。社会主义处在新生、发展和逐步走向胜利的时代,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俄国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顶峰——帝国主义阶段,虽然它在世界多数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并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但这正表明它处在就要衰落的时代。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做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侵犯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因而就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镇压,不可能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过来,如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得到国际先进力量尤其是苏联的支持。总之,这样的环境使中国革命胜利后的选择只能有两种:要么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建立一个仍然受老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势力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和独立自主传统的中国人民,肯定会做出第一种选择。

3)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要求。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封建制度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历史发展的“惯性”,主要表现为形成了一些沉淀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上的思想传统,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具备一种历史连续性要求。这样一种思想传统与社会主义思想虽有本质不同,但两者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如,中国社会有着悠长而深厚的“大同”传统(自孔子的“天下归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仁政”说教,老子的小国寡民,墨子的兼爱尚同等,直至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都体现着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而且由于数千年来连续不断的灌输和说教,使这一传统已经作为一种比较高尚的道德要求固化为成员精神素质。这种现实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因为两种思想都强调社会的公正或公平。又如:中国社会历来强调以修身为本,使百姓有着较高的道德素质;传统观念中的集权和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中央权力比较集中的制度;中国人丰富的集体主义精神有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平均、求同的意识也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的中庸思想也有助于社会的平稳过渡等等。种种现实表明,在中国社会传统中,的确有着许多与社会主义结构特征相似的文化传统以及与社会主义因素相似的特征,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易于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稳过渡。(必须指出,这些传统特征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些特征在本质上并不一致,它们之间是貌似而神离。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些封建特征的潜在影响,避免受其影响而导致社会主义特征的蜕化变质,避免貌似神离的特征演化成貌似神似。对此,我们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曾经做过一般性分析,在后面还要提到。)

4)近代史上中国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革命前的中国人民身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含官僚资本主义)三种势力的掠夺和剥削,其受压迫之深重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决定了近代中国人具有更加强烈的革命和反抗精神,而且十分盼望能够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己能当家做主的新制度。社会主义的特征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要求。

5)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在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曾为反帝反封建前赴后继,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她以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做为最终奋斗目标。这样一种客观现实至少决定了两种趋势:一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她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政治信仰来建立新的制度;二是在这样一个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很多中国人(至少是亲身参加革命的那些中国人)具备了超越当时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这种思想为社会主义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易于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

6)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一向以繁荣、富强、文明、发达而自傲,然而,无情的历史留给近代炎黄子孙的,却是数不尽的屈辱。一味沉溺于辉煌过去者,永远是庸夫,而且它所带来的也只能是更甚的落后;真正的豪杰无一不在苦苦探求一条能够使中国迎头赶上去的^h高速发展之路^f。这样一种寻求高速发展的心理在近代中国表现的尤为强烈。一方面,它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上的期望;而另一方面,它又远不是这样,因为探索者还非常注重现实可行性。这真是历史的机遇: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恰恰给急于寻求高速发展之路、独立富强之路的中国人送来了真理。他们认为,这正是他们所要找的。

必须指出,以往人们对第五、第六个因素的作用重视不够。我们认为,如果不正视这个现实,单纯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是难以全面分析、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问题的。因为根据我们前面对历史必然性和社会革命理论的分析,在历史非常时期,社会变革英雄往往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思想、理论和领袖等因素完全有可能使历史发展摆脱历史决定律的制约。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促成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同样存在阻碍建立这种制度的力量。主要有:

1)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那种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使中国难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天物质和思想基础。

2)社会成员精神素质低:近代中国人虽然因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反动势力的压迫等许多特殊历史条件的激励,而表现出相对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来讲是超前的精神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但无论如何,社会成员精神素质最终还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从根本的方面来讲,当时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无论是道德素质,还是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还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
必须指出,阻碍力量中还有各种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等一切旧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力量,都极力反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革命胜利后,这种制约力量赖以发挥作用的条件已经被消灭,因此,基本上是形存实亡。

以上,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后两种社会力量的基本情况。从上面列举的情况看,促成的力量大都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结果有着现实的和迫切的必然性要求,而阻碍的力量对它所要抗拒的趋势(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那种现实的和迫切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不建成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必然地而且立即为当时的促成力量所不容;而反过来,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趋势,那些阻碍力量(主要是前两种)并不能马上产生反作用。这样,经过革命斗争的较量和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上述促成力量大多是历史发展到那一状态的一些特殊性因素,即因果律因素,还有一些是人之主观能动性因素;而那些阻碍力量却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它的作用将在以后的长期建设实践中显示出来。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它们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而且,这种双重性将始终潜在于今后的建设历程中: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中国已不可能按照西方一些国家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模式走向资本主义,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具备一些必要的运行条件。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很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由此制约的很低的成员精神素质基础之上。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马上跨入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太快地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从事建设,也决定了即使过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表示就具备了能够使这种制度良性发展的充分条件。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过快建立将具有超前性质。

分析到这里,再回头去看人们提出的一些疑问。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是否是一个错误,是否只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我们以为,如果单纯从历史必然性所代表的历史决定律来分析问题,或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可以说这种疑问都是成立的。因为按照这种论点,落后国家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符合这种决定律的要求,因而是一个错误,因而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然而,如果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能动性质、认识到人类的能动实践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如果认识到历史必然性包括决定律和因果律两种作用机制,并把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还原到历史的本来面目之中去,就可以看到:中国在那样一种条件下做出那样一种选择,本身就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能够有那样的主观条件,本身就是历史地决定了的。至于这种选择是否是一个错误,客观地讲,应当从两个方面去看:从理论的一方面讲,不符合决定律的历史发展现象不一定就是错误,因为历史发展规律不象自然规律那样严密精致,它在决定律之外还有因果律,符合因果律照样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关于超前社会在理论上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在后面给予详细分析和考察);从理论的另一方面来讲,决定律也绝非可以忽略不计,它将在最根本层次上、在大的轮廓和方向上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违背了决定律,它也必然给违背它的东西设置形形色色的发展障碍。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符合历史演进的规律,然而,从理论的某些方面来看,它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先天不足;自它诞生之日起,同时也埋下了变异的种子。就是说,它在逻辑的和理论的演绎上,并非无可挑剔。

总之,我们认为: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选择,是一个充满胆略和勇气的选择;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好决定律对建设进程的影响,那么,一种相对超前的社会结构条件将拉动这个古老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迅跑;然而,如果建设者们对其中的一些变异因素(如先天不足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建设的实践将会使更多的看客说(尽管他们没有资格):这是一个错误!

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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