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 过渡时期(1949-1956)

 《未来中国的选择》

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

任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认为,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并不具备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他们还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捣毁旧有者固然异常艰巨,而建设新生者也需作出艰辛的探索,任务异常艰巨。所以,他们提出,我国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我们不去关注第一步。就第二步来讲,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立具备社会主义某些特征、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打下足够的基础,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建国四十多年的历史,就是按照这样一种伟大理论和宏大思路展开的。

要分析今后我们的发展道路,就必须详细分析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主要目的在于考察: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能够担负起那样的历史重担?2)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机是否恰当?3)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的发展实践说明了什么?是这种制度能象构造者设想的那样,能够“拉动”中华民族腾飞呢,还是象某些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错误呢?(在对第十八个问题的分析中,对这些问题我们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答复)4)对前面几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应当走改革的路(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还是应当选择另外一条发展道路;5)最终,所有这些问题又都牵连到:迄今我们遵循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是否最有助于中国的发展。这都是十分重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还关乎到今后的发展。

在这一章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前面的理论思路,客观地列举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发展事实,尽量全面公正地进行理论反思和评价。按照历史进程,分三段来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对历史背后必然性原因(包括历史必然定律和历史必然因果)的分析上,对偶然性因素的分析只是集中在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的部分;我们不打算全面展示这段历史,只是寻求这些历史所体现的主要精神。

二十二、过渡时期(1949--1956)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了新中国的建设蓝图,提出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建立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一系列建设方针;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明确了新中国的政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政体,薄一波同志的回忆解释得非常精辟:“1949年1月底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毛主席曾告诉他: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我理解可能是指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还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需要利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积极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原作者注)、政治条件(国民党完全丧失信心,共产党领导军队,取得领导权)、革命条件(广大群众由上至下的彻底革命)、群众条件(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丧失威信,从袁世凯、曹锟直至蒋介石的国大均失败了),以及采用这种形式最有利于与民主人士合作(既能保障我党领导权,又能联合一切民主力量),诸因素决定的。”(详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30页。这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多处引用了薄一波同志该著作的材料,以下引用此书,简称《回顾》)。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国家经济、社会状况是什么样的呢?称之为“一穷二白”,一点也不言过其实。据有关资料记载,1949年,全国社会总产值仅557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66元,钢产量15.8万吨,原油产量12万吨,发电量43亿度,粮食产量仅11318万吨,棉花产量仅44.4万吨。雪上加霜的是蒋介石逃离大陆前,陆续把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的金库迁至台湾,仅中央银行就运走黄金277.5万两,银元1520万元,并把几千万美元存入美国联邦银行。人民政府接管伪中央银行时,金库里的黄金仅剩6180两。同时,随同蒋介石去台湾的300万人中,除了50万贫苦的士兵,其余大多是大小官僚、地主和资本家,他们随身带走的黄金、美钞及各种财宝,连同国库资金据说多达500亿美元。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枯竭,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在国民党从大陆退败之前,上海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比战前上涨了200多万倍)。战争刚刚基本结束,却还没有完全结束,一些土匪、特务等反动分子都俟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西藏等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旧社会遗留的吸毒、卖淫、嫖娼等种种丑恶现象仍在侵蚀着国家的躯体。国际反动势力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封锁和敌对政策,建国刚半年多,战争之火又烧到了我们的鸭绿江畔,新中国又不得不负担起援朝战争的责任,还要支付“老大哥”的军火费。……。这是一个何等严酷的局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然而,中国共产党用它崇高的信仰和正确的行动,领导全国人民,按照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对外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巨大胜利,对内成功地实现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了“一五”计划,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政权。凭借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采取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央财力还不雄厚、政权刚刚建立的情况下,迅速建立经济工作领导机构,到1950年3月就顺利地制止了持续12年的通货膨胀,并初步统一了全国财经管理,实现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同时,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各种在华特权,使老百姓立即体会到了新社会的优越性;面对财经管理统一后全国经济生活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及时调整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确立了不要四面出击、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策略思想,使经济状况尤其是工商业状况得到迅速改善;自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春季,比较顺利地基本完成了全国土地改革,摧毁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又发动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和以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既自觉抵制克服了腐朽思想对党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廉政为民的本色,又沉重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猖狂进攻。

其次,及时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本来,革命刚刚胜利之时,毛泽东曾经设想“可能要在建国之后15年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薄一波,《回顾》,上卷,第215页),但面对几年里取得的工作成绩,党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全党同志都认识到新民主主义时期本身就是“过渡时期”,不再坚持原来那种“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说法(同上书,第228--229页)。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上,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第216页)。如果说,在刚建国的时候,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用于指导当时工作的话,那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就把建设社会主义当作新中国一项现实任务和现实目标来奋斗了。

第三,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1953--1957年)。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目的,但达此目的的手段却有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认为应当重点发展轻工业等直接关乎人民生活的领域。而当时的党中央则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按照毛泽东关于“大仁政”的思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适当安排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发展的方针,经过慎重研究论证,确定了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六百九十四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凭借人民高昂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及党的崇高威望和正确领导,“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取得了巨大成就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它不仅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为主、我国工业以轻工业为主的局面,而且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相应改善,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在中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在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采取从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于1956年在全国实现了合作化,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手工业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形式,再凭借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作用,顺利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利用、限制和改造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采取赎买的方式,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上面所列举的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正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列举这些史实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些史实所表现出的规律及其所隐含着的问题。

1、过渡时期为什么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取得这些成绩说明了什么?

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存在三种可能状态(见对社会“拉动”理论的分析)。就我国来讲,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条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由此决定的精神条件(成员精神素质),但中国共产党却把对上述条件有着很高要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直接奋斗目标。我们理解,在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上,依靠社会主义这一先进社会制度的“拉动”作用,尽快发展社会经济,尽快创造出能够使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适时过渡到社会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腾飞,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也许正是革命前辈们的愿望和期望,他们所选择的正是这第三种可能性。对此,那些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因为他们往往重视决定论的一面,而忽视因果论的一面,忽视成员精神素质的参差不齐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

下面,我们就依据前面提出的“拉动”理论,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一伟大选择及其在此指导下展开的过渡时期的历史,它反过来还能验证这一理论可能性。

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国情恰恰具备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拉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前提。
首先,决策者(党的领袖、高级干部等)绝大多数都有着与社会主义要求相适应的精神素质。就道德素质来讲,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洗礼,他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怀,在工作中总能表现出一心为公,胸中始终装有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业务素质来讲,他们有着很高的知识水准、工作经验和执政能力,表现为总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制定正确的行动方略;就心理素质来讲,虽然每人都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受传统的影响,还可能表现出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心理模式,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他们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思想,因此,大都有着很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其高的道德素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掉某些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利影响,所以,从总体上讲,先进的、适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心理素质仍然是当时决策者思想的主要方面。

再看决策执行者的精神素质。应当说,当时广大中国普通平民的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较低,与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要求很不相适应。但是,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却有这样一些客观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人民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战争虽然为人类所不愿,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却能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因而经过战争洗礼的社会成员往往能够表现出相对超前的精神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一下成为国家的主人,使过去作威作福的剥削者一下成为被统治者,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迅速平抑物价、恢复经济,使人民切身感受到新社会的好处;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历史留给我们的中国道德传统的某些方面也有利于形成中国人相对超前的道德素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当时中国人道德素质的主要方面,表现出与社会物质条件的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使五十年代我国人民处在一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具备了与社会主义的要求相适应的、较高的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虔诚地信仰社会主义,有理想、有纪律,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有强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对党中央、党的领袖和各级政府都十分信任。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所阐述:“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薄一波同志的亲身感受也正能表明这一点:“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起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来了。”(薄一波,《回顾》,上卷,第44页)

主要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得以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目标的、相对超前于当时社会基础条件的过渡时期的新中国社会,具备了良性运行的最根本条件。固然,过渡时期取得成功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我们认为,社会成员精神素质与社会机制条件的基本适应是过渡时期为什么能够取得那样辉煌成绩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试想,有那样的人民,有那样的党群关系,有执政者那样正确的领导,能不取得巨大成绩吗!而反过来讲,如果当时人民没有那样高的精神素质(主要是道德素质),如果没有对党和政府的无限信赖,也很难想象会取得那样的成绩。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具备并非历史偶然性的作用,所以,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发展历史(主要是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告诉我们:理论上存在的那种先进社会机制条件对社会基础条件的“拉动”功能完全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超前”性质的社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挥其效能的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完全可以担当起其历史责任,完全可以使一个落后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顺利地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应当特别指出,取得那样的成绩,也有赖于执政者高超的领导艺术,但这是历史偶然性因素,我们开始时就说过,对这类因素,我们不过多分析。当然,不分析并非说它不重要。

2、成绩后面潜在着什么问题?

无庸讳言,我们在过渡时期的工作中还存在一小问题,如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曾带来一些经济问题、进而影响社会安定等等,这是正常的,是难以避免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被及时克服,从某种角度上讲反而丰富了执政的经验。但值得给予足够重视的是:当时有否存在一些可能影响社会后期顺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呢?若有,那么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它有没有历史必然性?它们对中国社会后期发展将可能产生些什么影响?。对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和客观的角度,从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予认真分析。

我们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曾经指出,通过先进的社会机制条件“拉动”社会迅速发展的确有其可能性;我们同时还指出,那种与社会基础条件不相适应的社会机制条件,客观上存在使社会运行出现变异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处理不好,在“拉动”思想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就会受到挫折。也即:超前社会是一把“双刃剑”。

依据此种理论认识再来分析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历史,我们发现,其间许多问题的产生,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对“超前”尺度如何认识和实践这一根本问题上来,因为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机制条件相对“超前”于社会基础条件的社会。换句话说,过渡时期存在的最大潜在问题就是:社会运行者能否恰当地把握住那种恰恰能够实现“拉动”功能的分寸。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对这一“分寸”的不同认识,形成了指导建设实践的两种主要思路:一种思路更强调和重视先进的社会机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拉动论者”;另一种思路则在认同那种“拉动”功能的前提下,更强调和重视社会机制条件与社会基础条件的相互适应,以求得社会正常协调发展,我们称之为“准拉动论者”。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提出这两种思路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只是说在建设实践中的确存在这种认识和思想上的不同,绝不是说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和派别,因为从客观上看,这两种思路的理论基点都相互一致,都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都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中国建设的方向,甚至无形中都有着超前、超速发展的思想;只不过,两者在对具体尺度分寸的认识和把握上有很大不同。相对地讲,“拉动论者”更有“超速”发展、迅速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主观愿望和指导思想。这两种思路对建设指导的不同和差异,表现在经济的和政治的等所有领域中,贯穿在过渡时期及其后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成为这段历史发展的一根主线,也是我们分析和理解新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只不过,在早期,它们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到后期,则集中表现在政治领域。

顺着这根主线来分析,我们看到,两种思路在过渡时期至少有三次引发出对现实问题的不同看法。

第一次是在建国前后,围绕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问题,两种思路就开始表现出差异。少奇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之前,应该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建设,待创造和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后,再转向社会主义。1951年他在春耦斋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其所需时间将是很长的,“这个阶段”约在10到20年之间;其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从大的理论方向上看,少奇同志的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两者却有差异,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对超前“分寸”的不同认识和把握。请看,“对待私营工商业,毛主席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少奇同志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毛主席主张在有限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张则与其相反。”(薄一波,《回顾》,第62--63页)

第二次表现在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认识方面。1950年,党通过民主决策制定了对富农问题的正确政策。两种思路对这一政策本身好象没有什么分歧,但在对这项政策之意义的认识上却有差异。“刘少奇同志认为,这不是一个暂时的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毛主席虽然当时没有对少奇同志这个观点提出异议,但他本人的多次讲话、书信、批示,谈到这项政策的意义时,着重点在于把它看成是顺利推进土改的一项策略。两位领导人在这一点上认识的差距,实际上为后来党内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发生的多次争论,也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未能长期坚持埋下了`种子'”(薄一波,《回顾》,第136页)1950年春,围绕东北富农问题、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两种观点开始表现出不同。少奇同志认为,“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他认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其中还提到了“富农党员”的问题。但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则“形于颜色。”(薄一波,《回顾》,第198页)到了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两种观点就又一次表现出不同。山西省委针对土改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有些互助组涣散解体的问题,提出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少奇同志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认为,“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

第三次表现为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不同看法,两种观点的代表分别是毛泽东同志和邓子恢同志。1954年底,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发展和深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发展起来,中央计划到1955年秋,把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左右。但是,到了1955年初,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同志认识到:虽然下面的积极性很高,发展到60万个的计划也提高到70万个,但真正办好60万个都是不容易的。鉴此,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此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协助河北、浙江和山东等省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重点是浙江。为了帮助浙江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并用电报发往浙江省委。电报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并建议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后来,在具体工作中又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到六月底,全国合作社减少了2万个,浙江减少了1.5万个。毛泽东觉察到这种情况后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警告。他认为: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很不妥当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谈到“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一提法时毛主席说:“我看这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见薄一波,《回顾》,第337--338页)由此可见,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子恢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这一争论马上又蔓延到1955年6月下旬开始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争论上。当时,农村工作部建议,到1956年秋,农业合作社发展指标是100万个,毛泽东外出视察归来后认为要发展到130万个。为此,双方又发生了争论。不能简单地看待这种争论,因为若追根求源,它背后潜在的正是我们开始就提出的那种对“超前”分寸的不同把握和认识。试看: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目的,“邓子恢同志侧重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要有利于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毛主席则侧重于强调要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关于合作社发展步伐的可能性,“邓子恢同志比较强调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1953年他提出过三条标准:生产需要;群众觉悟,……;干部的领导能力。1955年他主张稳步发展,基本还是以这三条标准为依据的。”“毛主席则比较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的最大的可能性”(以上引文均见薄一波,《回顾》,第350--352页)

以上,我们列举了两种思路在过渡时期的展开形式和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另外三种变化趋势,因为这三种趋势在此后发展过程中的展开,使我们今后的建设实践遭到很大挫折。这种三种趋势是:随着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一是两种思路的不同逐步从思想的、理论的领域扩展到现实的、实践的活动中,从潜在的思想认识转变为对现实问题的不同认识,进而又转变为对建设实践的不同指导;二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也日趋严峻。

我们说,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必然要表现在对实践的不同指导上,因此,前一种趋势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前面我们对两种思路之矛盾展开的分析已经足以说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

也必须指出,由于这种不同认识直接关乎建设实践能否成功,其矛盾斗争结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由此而论,随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客观现实的日益复杂化,它们之间的矛盾会逐步激化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到,第一次矛盾的产生只是小范围的,主要是表现为理论探索方面的,比较缓和,毛泽东同志对少奇同志的有关讲话总的也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薄一波,《回顾》,第55页)后来,虽然被高岗等人所利用,也只是引起了一些“风波”。第二次矛盾就扩展到对建设实践如何指导的现实层次上,关系到关乎农村发展方向的大事,相对激化了一些,少奇同志对一个省委的报告“在多种场合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也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第三次矛盾就更激化了,一是矛盾双方的观点已经截然对立,二是矛盾关乎的问题也很大,三是矛盾涉及的范围也增大了。

值得深思的是第三种趋势的存在。如果单纯从纯理论的角度上看,我们已经指出,这两种思路的理论基点是一致的,都以建立建成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为目标(可以看到,第一次矛盾中,少奇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第二次矛盾中,少奇同志只是认为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搞集体化;第三次矛盾中,在中国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个根本道路和根本方向问题上,双方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理论目的(价值目标)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其不同只是表现在对建设方式和途径的认识和把握上。因此,这对矛盾是纯粹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是非对抗性的;由此,其解决方式也应当是民主式的、说服式的、温和的。然而,现实却并非这样。

我们看到,第一次矛盾的解决方式是非常缓和的: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重点是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阐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逐步过渡、公私关系中“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等问题。只是为了使全党接受和重视党的这条总路线,才“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观点”,这种批评虽适合于少奇同志,但“未确指何人”(见薄一波,《回顾》,第65--66页)。第二次矛盾的解决方式虽然也比较缓和,但与第一次相比就相对严峻了些。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薄一波同志提出了批评,“实际上也包含了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观点的批评”;1954年2月,少奇同志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等等。第三次矛盾就更不同了。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其基调是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观点,而且,会后的批判不断加温,到七届六中全会和随后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而达到高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等同志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其结果,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

为什么对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如果找到它,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后避免不应有的错误。固然,矛盾的日趋激化是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多年革命斗争形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现实性和严峻性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它们决不是原因的全部。其他方面的原因将是十分复杂的,诸如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不健全、民主决策没有形成制度、封建残余思想的渗透和影响等。对这种原因的分析,我们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对这样几种趋势的存在,凡是分析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应当忽视,这固然在于这种趋势对后面的建设实践产生了很大不利影响,更在于它背后潜在的东西是很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按照前面的分析,结合过渡时期的发展事实(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不予列举),是否可以初步得出这样几种看法:

1)在“拉动”思想指导下,我们建立起了过渡时期那种超前性质的社会。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产生“拉动”功能的条件,所以,在相对超前的社会机制条件的拉动下,中国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里必然存在指导建设实践的两种不同思路,这一客观存在增加了我们实践的难度,致使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犯下或左或右的错误。

2)在两种思路的矛盾过程中,矛盾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涉及的层次逐步加深,其矛盾斗争也日趋激化,这是符合历史必然定律的,但解决矛盾的方式日趋严峻却非必然定律,而只具备历史必然因果。也正是由于这种非完全决定律意义上的必然性,使正常的矛盾斗争有可能采取不正常的解决方式,从而使发展过程受挫。

3)两种思路矛盾斗争的结果总是“拉动论者”获胜。其中的原因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产生“拉动”功能的客观条件,致使“拉动论者”的思路似更加合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多正确的成分。二是当时的“拉动论者”头脑是清醒和冷静的,他们并不是不顾客观条件,恰恰相反,他们很重视这些条件。只不过,在此基础上,他们更想通过发挥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客观条件的潜能。按照他们的思想来实践,我们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三是应当承认,这一斗争结果与“拉动论者”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是党的最高领袖有关。在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总能做出正确的领导,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使他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尤其是在当时条件下,成员精神素质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除了少数人有极高的精神素质外,大多数人(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精神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并不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深层次的、宏观的、重大的问题上,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听从命令、执行决策的能力和心理远远超过他们独立思考、判断命令、判断决策的能力和心理。

4)应当充分认识到,过渡时期取得的巨大成绩虽能够说明“拉动论者”的观点有较多的正确成分,却不能说明其没有错误成分,也不能说明“准拉动论者”的正确成分少。从当时的中国国情来看,“准拉动论者”的观点也有很多正确之处,尤其是过渡时期的后半段。事实证明,由于“拉动论者”并不能始终恰当地把握“超前”的分寸,致使在其理论指导下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中曾一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小冒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段话简明准确地指出了过渡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5)我们知道,相对于社会正常发展阶段来讲,在社会发展的非常时期,成员精神素质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相对独立性,这正是“拉动”功能之所以实现的最根本条件。然而,随历史要步入正常发展阶段,成员精神素质总是要逐步靠近或回落到正常水准上,回落到与社会其他基础条件(主要是社会物质条件)相适应的水平上。这是不依主观意志而转移的:主观意志虽然可以影响这种回落的速度和程度(即回落的终点水平),但绝对左右不了这种回落的趋势。也就是说,随一种新社会的逐步发展,那种实现“拉动”功能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因素将逐渐减小减弱,因此,“拉动论者”的思想和实践得以施展的余地将逐渐减小减弱,社会机制条件相对于社会基础条件的允许“超前”幅度也将同样减小。这样一种趋势是客观必然的,因为它体现的是历史必然定律。针对这种趋势,“拉动论者”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思路,适当削弱其“超前”“拉动”的倾向,更应当重视客观物质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特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拉动论者”的理论和实践总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样连续的胜利面前,由于对“超前”社会的理论认识不足,他们就很有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甚至放弃或忽视那些曾经一度防止其失误的正确原则(可以看到,1955年底到1956年初之间冒进倾向的产生就是这种趋势的苗头,尽管当时的发展速度已经够快,但人们仍是不满意,还想再快些)。这两种相反趋势的综合作用,就有可能使“拉动论者”从真理走向谬误,用良好的愿望换来失败的苦果,从而给以后的发展带来大的挫折。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逻辑上看,这种危险性是绝对存在的;而且,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警惕性,这种理论上的危险性完全有可能演化成现实。可叹的是,中国却恰恰用其以后的发展历史、用惨痛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不妨设想,当时,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找到一个把握超前的适当的“度”,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种“度”只有凭借高超的精神素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准确把握才能得出来。理论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把握这种“度”提供一些原则和规矩而已。当时,如果能在理论上对“超前”发展的潜在危险性也有充分认识,也许历史就不是那样了。但这更是“马后炮”。)

至此,我们对过渡时期的成绩、问题及其潜在的隐患作了一个简要分析。这里,我们可以对这段历史给出一个基本看法。

过渡时期存在实现“拉动”功能的基本社会条件,主要在于社会成员具有高的精神素质;“拉动论者”的理论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而且他们在追求“拉动”功能的同时,仍然比较重视客观条件的可能性,从总体上讲较好地把握了社会“超前”的分寸;我们是按照“拉动论者”的理论开展建设实践的。这几方面因素,使过渡时期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超前”“超速”发展的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关于这一点,薄一波同志有一段很精彩的回顾:“在建国后的头7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辉煌的。工农业生产高速健康发展,经济效益良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改善和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长足进步;党和人民政府励精图治,清正廉明,人民当家作主,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群关系密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工作、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真正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道德风尚;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强不息,表现出摆脱了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中国人民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焕发出来的巨大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新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新的形象、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可以无愧地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至今仍令人神往和回味无穷。”(薄一波,《回顾》,第564--565页)正因如此,当时的新中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凝聚力,成为几乎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十分向往的地方,成了“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的新制度表现出了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一大批旅居国外的有才华的炎黄子孙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回到祖国怀抱,报效祖国。

然而,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拉动论者”并没有完全把握好超前的尺度,由于“准拉动论者”的一些合理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足够的贯彻,致使在成功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它为以后发展的挫折埋下了种子。过渡时期度过之后,我们宣布“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过渡时期虽然取得巨大成就,却没有全部完成它的历史责任(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短);二是在当时我党的指导思想上,主导方面还是实事求是的。

分析这段历史我们最深刻的感受是:“超前”社会中先天存在的矛盾(先进的社会机制条件和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之间的矛盾)无时不在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虽然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它可能会被社会发展的主流所掩盖,但这一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导致其顽固性,导致其必然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导致其必将被重视。如果忽视它,就必然在前进的征程上受挫。

上一篇:廿一 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下一篇:廿三 建设历程的曲折时期(1957-1976)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 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 来自《政治中的人性》

但是,幸好人的思维并不完全依靠他非常容易产生、而且是他和高等动物共有的直接联想所产生的那种推理。人类文明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超出它的启蒙阶段,乃是因为发明了一些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使我们能够解释和预测自然的作用,成就比我们如果在运用头脑时仅仅走阻力最小的路为大。  不过,这些思想方法应用于政治的时候,仍旧代表一种困难而不可靠的技术,而不是代表一门以机械精确性产生效果的科学。  当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为有效推理制定规则时,他们心中确有特殊的政治需要。当柏拉图的幻想的洞穴中的囚犯们被真正的哲学解放后……去看看 

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 来自《旧制度与大革命》

1850年12月26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写信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道:“如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我还觉得,比起15年前来,我今天更能著书。因此,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下同。〕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我常常想到帝国,帝国是人们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局的戏剧的特殊的一幕。但是看到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去看看 

第08章 关于简单观念的进一步考察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二卷)》

1 由消极原因所生的积极观念——关于简单的感觉观察,我们应当知道,任何东西底性质只要能刺激感官,在心中引起任何知觉来,就能在理解中引起简单的观念来。这种观念不论其外面的原因如何,只要它为我们分辩的官能所注意,则人心便认为它是理解中一个真正的积极观念,它底原因虽或是主物中一种消极属性,可是它仍同其他任何观念一样是积极的。   2 我们底感官能从各种主物得到各种观念,不过能产生那些观念的各种原因,有的只是主物中的一种消极属性。虽然如此,可是冷和热、光和暗、白和黑、动和静等等观念,都一样是人心中清晰的、积极……去看看 

第18章 - 来自《至高利益》

徐小可讥讽地看着贺家国:“真以为我要嫁给你了?你以为我怕那些流言蜚语 呀?”   李东方怔了一下,换了一个角度说:“老领导,有个情况你可能还不清楚:大 老板对贺家国很关心,也很关注,还让凡兴同志专门带了话给我,要我们注意保护 他。   赵启功气道:“峡江市的一把手是不是你?你就没办法了?你就让他多搞搞经 济,搞搞移民什么的,政法方面的事少插手,尤其是田壮达的案子!”哼了一声, 又带着明显的怨愤说,“钟书记怎么突然关注起这个狂徒了?他过去不是这个态度 嘛!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吗?还有那个钱凡兴,怎么到峡江来的,来干什么,你心 里要有数!东……去看看 

第八章 普通法、法律史和法哲学 - 来自《法律的经济分析》

虽然我们关于普通法的经济研究并没有结束——尤其我们将在第21章中讨论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普通法,包括法律冲突(conflict o1laws)——但通过在前几章中所积累的一些见识,我们足以在此提出以下结论:将普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能是有益的。本章就将讨论一些(虽然很简单)通常适用于法学院的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课程的主题。   8.1普通法中隐含的经济逻辑   对大多数法学家而言,普通法只是一个没有联系的各领域的集合,每一领域都有其自己的历史、词汇及令人迷惑的大量规则和原则;确实,每一领域自身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