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弱积贫的一份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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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势群体虽然被识知较晚,但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老祖宗丢下的遗产,产自旧中国,沿袭到今天。讲起中国国情,不能忘记过去的积弱积贫、不强不富,弱势群体有其长远的历史根底。

  中国在世界,曾经称富强。贫和弱,何时始?一般认为在鸦片战争后。其实,国必自贫弱,而后人侮之。这几年,封建朝代的帝王将相霸占屏幕,其流毒,不仅为他们评功摆好,宣扬了英雄史观,并且歪曲史实,似乎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圣明天子,构建了太平盛世。实际情况决非如此,恰恰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始于这一帮人掌握大权之时。不久前在巴黎出版安格斯·麦迪森所著《世纪经济千年史》,用系列的统计资料,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了第二个千年(公元1000年~2000年)的经济发展面貌。刚刚过去的一千年,人类取得远非第一个千年所能相比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1000年~1820年经济增长还较粗放和缓慢以后,1820年起就出现强劲势头。这本书的作者重视当年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在千年的宽广视野中考察我国,进行竖比和横比。据他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还有很大优势;而以后,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就每况愈下了。原因是年均增长率剧降,1500年~1820年为0.41%,高于世界平均,1820年~1870年为-0.37%,1870年~1931年为0.56%,1913年~1950年为-0.002%,都低于世界平均。竖比,康乾盛世有一定辉煌,而横比,恰在这段时期,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并从19世纪中叶起走向绝对衰落。中国从1500年~1820年,人均GDP为零增长;而康熙即位于1662年,乾隆去位于1795年,正值其时,以后更是一蹶不振,GDP为负增长,人均GDP更是一落千丈,越来越远地掉在世界的后头。参见王梦奎:《世界千年经济史中的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6日。

  最近召开的明史讨论会,出笼一个重大学术观点,也相类似。历史数据表明,明朝最后50年,中国是繁荣的,虽然皇帝昏庸,但导致封建专制松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1644年清军入关,商品经济被小农经济甚至更为原始的农奴经济野蛮取代,前后又50年,繁荣终结。也是此时,欧洲列强思想文化逐步冲破封建束缚,世界经济中心由东转西。康熙和乾隆,如称盛世,却是闭关锁国、重农抑商、轻视科学、钳制思想,与当时世界进步格格不入,把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拖进了落后深渊。

  回眸千年,回首百岁,积累的是贫和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决非短期内所能挽转。还要看到,经过一二百年,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长。人口快速增长与贫困有互动性,并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在开发越早的地区和增长越快的年代,情况越是严重。旧中国是这样,新中国不例外。积贫积弱,与富强背道而驰,既是历史遗留,也有现实行为,都与人口、资源、环境相联系,导致人均收入易降难升。连同分配不均,弱势群体就产生了,并且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这在不同地区,表现程度不同,是在历史因素外,另有地理因素和区位因素,一并在此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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