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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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仁”字在汉字中由“人”和“二”两部分组成,可能是想表明,仁产生于两个人的相互交往。对文字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因为它并不能代表生活——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浅薄的论断,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这绝不是事实。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儒教教人温良,佛教劝人慈悲,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何况,中国人有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他们一旦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因为中国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戴维.希尔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发现杭州城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为八千英镑。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仍然相对不足,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闹市区人口密集,他们需要大量慈善机构。
  中国发大水或闹饥荒时,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来做,民众自己也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类耗资巨大的事例并不罕见。灾荒年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相当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让步是最明智的做法。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中国人大概也这样认为。
  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的人对自己做过的恶事直言不讳,引以为耻,也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并引以为荣,善恶的结果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并决定着他们的来世。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天性,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们总是执着地为来世考虑。在他们眼里,来世不过是现世的伸展与延续。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有时,公开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为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但古都的民众对这一做法的态度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官吏贴出告示:“行此无上善举,必得善报。”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进行抵制,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对我们来说,确实罕见。
  为穷人提供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并重新埋葬;烧掉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遭亵渎;买活鱼、活鸟,把它们放回大自然;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就退居其次了。而这些陈旧的做法又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撤网、捡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多了。
  况且,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人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鸟儿或鱼儿们不能指望放回它们的人会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在中国,“善门难开”,关上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看门。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她却会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但估计并不罕见。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
  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可是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政府的钱用完了,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人们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烦。
  “腊八舍粥”也一样,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人们以此来积德。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换上更好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今年的义务他己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众所周知,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他们一无所失,也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镌而不舍,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人们也同样对待。通过这些,你将认识,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好事也罢,恶事也罢,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如大饥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元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这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表示“仁”的汉字与其他和感情有关的汉字不同,它没有以心字作偏旁,这说明,它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诚意的,其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慈善活动应是一种本能,无论有无明确的必要,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中国人完全缺乏这种精神,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中国人想创造出真正的慈善,就必须经历西方人过去的经历,把仁慈变成人生的重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