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二章 社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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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异常稠密的中国,一个大家庭拥挤地住在一起,难免会发生口角。你问邻居:“你家有多少人?”他会回答:“十好几口吧。”你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吗?”最普通的回答是:“是的。”十五或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大概有三、四代,全靠一个商号或一块土地生活,收入都归家庭公有,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也由公共财产满足。兄弟们为大家庭奋力劳作,而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团结在一起。她们年长的欺压年幼的,年幼的嫉恨年长的。每一个都竭力想使自己的丈夫觉得,他在大家庭里是最吃亏的。
  家庭不和睦总是由年轻一代引起的。哪个社会能承受得起这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呢?西方秩序良好的家庭也不足完全没有这种矛盾,更何况复杂严密的中国家庭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就像人们的动机与兴趣一样。金钱、食物、衣服、孩子,以及他们往日的口角、鸡零狗碎的小事,都可能导致纠缠不清的争吵。
  汉语中有个极不可思议的词,通常表示发火的意思。英语中委婉地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词就是“气”。在中国的哲学与现实生活中,它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个人愤怒了,气就产生了。中国人认为,“愤怒的物质”和人体系统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强烈的愤怒会导致各种疾病与不适,如失明、心脏功能衰退等等。中国大夫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在中国,富有经验的西方医生也乐于相信,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说的那些疾病,下面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山东中部山区里的一个人,他有个老婆和几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很小,1889年10月,他的老婆死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生气,他自己解释说,这并非因为他特别依附老婆,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照管孩子。一气之下,他抓起一把剃头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戳了三个大口子。他的朋友用棉线把伤口缝了起来。六大后,他再次生气,又把口子撕开了。不过,他那可怕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六个月之后,他已能够步行几百里到一家外国医院去接受治疗。伤口大部分已经长好,只剩下一个小瘘管,然而肠子的功能已经紊乱。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人富有生命力,这也是个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欢大声喊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一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似乎难以彻底改变。对中国人来说,用正常的语调规劝别人,不时停下来,听一听对方的回答,从心理上几乎不可能接受,他不能不喊叫,不能不插嘴,毫不客气,如同一条兴奋的狗,非叫不可。
  在东方,中国人的辱骂艺术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争吵一开始,骂人的话就像污水一样喷涌而出,在这方面,英语望尘莫及,其刻毒与持久,令人不由想起伦敦毕令奇街的卖鱼妇。哪怕最细微的摩擦,都会引来滔滔不绝的辱骂,就像两根电线一碰,马上就会产生电火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哪一社会阶层,情况都一样。人们普遍抱怨女人骂人比男人更恶毒,更持久。俗语说:女人不裹脚,舌头利如刀。父母常在孩子呀呀学语时,教他们用土话骂人,并把自己被孩子骂当成最大的乐趣。骂人己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文人及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最高层官员被激怒时,都会像他们自己手下的苦力一样随意骂人。普通百姓在街上相遇,甚至以骂人的活来打招呼,这可以表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
  西方人的咒骂,声音不高,但能令对方痛人肺腑。中国人的咒骂若声音不高就毫无意义。英语中的诅咒是带翅的飞弹,中国人的诅咒是肮脏的皮球。他们骂人的话大部分被视为一种咒语。一个人发现自家田里的谷穗被人掐了,就会在村子里高声喊骂那未知的贼——尽管经常有怀疑对象。人们认为,这样做有两种作用:第一,可以告诉众人,他已恼怒了。骂人能让他发泄一下。第二,骂人还可以防止再次被偷。偷东西的人在暗处,(理论上)听着对他的可怕的诅咒,虽然一般不会被发觉,可他毕竟不能保证。被偷的人可能很清楚是谁干的,但他更乐意在大庭广众之中谩骂,作为对偷东西人的正式警告:他已被发觉或被怀疑,以后最好不要再做。假如被偷的人过于被激怒,这显然就是在声明:他要报复。这就是中国的骂街论。不过,他们坦率承认,这样做不仅不能防止被偷,而且也不能防止再次被偷。因为在众多的人当中,小偷不一定知道自己被骂了。
  女人比男人喜欢骂人,她们经常爬到平房顶上,扯着嗓子叫骂,一连几个小时,有时直到嗓子嘶哑,方才罢休。在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家庭中,倘能制止,是不会出现这种行为的。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妇女一旦被激怒,是最难约束的。一般情况下,骂街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没人理睬。有时会在巷口遇到一个男人,或在屋顶上发现一个女人,已骂得面红耳赤,周围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果天气较热,他(她)拼命叫骂一阵之后,会挥着扇子休息一下,再继续叫骂。
  中国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动手就不能收场。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打架时将拳头从肩膀处击出的习惯,令拉丁民族十分惊奇。中国人和他们一样,从未受过拳击训练,即便学过,也是不伦不类。他们怒不可遏时,首先是抓住对手的辫子,尽力扯他的头发,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倘没有第三者加入,双方又都没有其他武器,这样的“战斗”十之八九,仅仅是一场扯辫子比赛而已。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对骂比赛。比赛声音的高低,结果除了嗓子喊破之外,没什么严重伤害。中国极少有人对交战双方火上浇油。我们只见过“战斗”发生时,很快有人挺身而出,充当和事佬——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他们通常有两、三个。他们将叫骂的人拉开,好言相劝。但叫骂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安全保护之下,就会骂得更凶,可他心里却很谨慎,对方有人准备僵旗息鼓时,他也明智地逐渐收敛,这无疑对双方都没有坏处。中国人即使在最愤怒时,仍非常理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谁见过吵架的人转而扭住劝架的人,责怪他多管闲事呢?那可是紧要关头。中国人愤怒时,仍渴望和平——在抽象的意义上——只不过在自己的具体事情上,难以实现罢了。和事佬劝解他们,几乎总是扯走好斗的一方,后者则边撤边骂,表示对对方恶毒的蔑视。
  中国人骂人,非常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并不揭露对手实际的过错,而勿宁污辱他的祖先,嘲笑他卑贱的出身。被骂的人则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伤害,其原因不在于是当着别人的面,甚至不在于自己被骂,而在于骂他的那些话令他太丢)“面子”了。骂人者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也不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有失身份,而是认为自己不该在那个时候、用那种话骂对方。
  幸亏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假如他们随身带着手枪,或像从前日本的武士,佩着剑,真不知他们发起火来,会酿制多少惨剧。
  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会马上气得暴跳如雷,失去控制,据说有个人,请求一位有经验的老传教士为他施洗,遭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就拿着刀子,逼迫老传教士为他举行仪式。幸好大多数初做修士的人对这种凭暴力进入天国的方式不感兴趣,可是这条原则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位乞讨的老太婆,遭到了拒绝,会躺倒在你的马车前。要是被你的车轧了,她就要谢天谢地了,因为现在她有理由要你永远赡养她,为她养老送终。笔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老泼妇,尽管邻居们乐于帮助她,可她总不满足,经常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她终于跳进了池塘里,想淹死自己,却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怎么也不能一直把头没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对全村人破口大骂。不过,她第二次跳的时候,村民们答应给她更大的帮助。
  中国人有冤无处诉时,常常私了。比如婆婆过分虐待儿媳妇,法律管不着,社会习俗又认可,就要靠儿媳妇的娘家去讨公道。这时,若遭拒绝,肯定会发生一场战斗。如果没遭拒绝,但施虐者逃之夭夭,娘家的人就把她屋子里一切能打碎的东西,全部打碎,像镜子、水罐之类的。出完气之后,扬长而去。假如婆家人事先知道了风声,就会先把那些东西搬到邻居家里。据中国的一家报纸说,北京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姑娘订了婚,结婚时,却发现娶来的是个又老又丑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秃子。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媒人一顿,大骂那些骗于,并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胆量,都会这样做。“怒气爆发,总会平息,这就要看“和事佬”的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非同小可。这些重要的人物都热衷于和平,即使事不关己,也会主动出面,两边劝慰,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一致。
  社会纠纷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决时,或者说当事人怒气太盛,无法发泄时,就要打官司了。在中国,打官司是件大事。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大吵大闹,最终决定将冒犯者告官,以求“法办”,在西方,这是鲁莽的做法,在中国,完全是发疯。中国有些格言,明确表明,宁死也不愿打官司。狗被别人打死,乃小事一桩,我们会笑置之。可一位中国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后,却声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几个钱?”他说:“狗系(是)不及(值)钱,可那家伙太狠了,他要赔我全价。”西方的法庭宁愿以高价拒绝受理,可在中国,它会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仇。不过,双方通常都会找些说情的人。这种人无处不在,价值也无可估量。他们的参与使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了结了。我知道一个小村子,住着上千户人家,已经几十年没人打过官司了,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衙门中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制约着他们。
  *据来自北京的报告,现在的皇帝并不喜欢为他选择的妻子。太后作出的选择常常与皇帝的意愿相违背,令他很不满意据人们私下里说,宫庭中的婚礼情况与民间相似,“上行下效”嘛。
  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支那民族中,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