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心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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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那些受过不完善教育的人,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赏汉语的结构。这种欣赏在律师看来,是“事前从犯”,但中国人的欣赏已经到了最为显著的“心智混乱”的地步,他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愧疚。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 “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 “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很会猜测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过于稀松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着玻璃富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证明自己至少还跟着这种一闪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题,好比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中用斧头“闯出”路来: “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 “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没有起作用。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纳的丝线①,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①译注:阿利蒂纳(Ariadene)的丝线,出自古希腊神话。阿利蒂纳曾经帮助雅典王子提修斯带一团丝线进她父亲的迷宫,让他边走边放线,再顺着线走出迷宫。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惊讶,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命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 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 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你的心智正常运作了。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 “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 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 “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他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雨时已经有点走样,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智力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折断了。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一种怪异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这样简单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词,来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 “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殴斗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他了。”

  “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你贸然地问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这样回答。同样的心智混乱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时常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常常惹恼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总是想把佐料差不多用个精光,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多的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呢?”“我没有要。”这就是他启己感到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个人结一笔帐,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事,这时,他才淡淡地说:“我还有一笔帐没结呢。”“但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这两笔帐是两回事。”同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

  我们看来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误疾病的治疗,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来得便宜。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省时间,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花上这点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却是一只眼睛烂了角膜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其大其深已如一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①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①译注。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牛津郡,毕业于牛津大学。小说主要有《教堂和家灶》(1861)、《改邪未晚》(1853)、《现钱》(1863)、《设身处地》(1870)、《可怕的诱惑》(1871)等。

  中国的教育,肯定不是让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酉方人普遍相信有些传教士确实能证实:即使经文上有天花,自己在布道时也不会染上。在中国同样的现象却十分怪异。中国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狗也不是在追狼,它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与这种相互躲闪的追逐相似,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如此。他常常能闻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万分疲惫,却没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跨入这个话题。

  中国这个地方差别太大:有钱的人与穷困的人,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与完全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数以百万的人贫困而又无知,如此的命运使眼界狭窄,心智也就必然会混乱。他们的处境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他们来说,天空也只是黑暗中的一小片光亮。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家走远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没有一点概念。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好奇心,他们许多人看来却都埋人心底或者枯萎殆尽了。许多中国人知道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想干什么?他们知道勉力维生,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还是没有。由于这件事情与粮食价格无关,他们也就没有看出什么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弥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唯其如此,“神的启示才会给他们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