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评《中国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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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评《中国人的素质》

   一

   1926年7月2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 》,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的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 “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四

   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发表了如下言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李景汉评《中国人的素质》①  

  ①本文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为潘光旦先生所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一书而作的“序”,该书“第二篇·中国人的特性”,节译和归纳了明恩溥此书中的十五条“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本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若没有与西洋民族接触,则我们仍然是自成为一个世界,也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短长。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受着重重外力的压迫,于是我们才觉悟到我们的民族是病的,也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求得一条自救的出路。近年以来,有主张文化创造的,有主张经济建设的,有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有主张铲除封建的残余势力的,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以及种种不同的其他主张。统观以往的议论,大半是说些我们应当如何做和我们要如何做一类的话,却少有指出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民族的元气与实力是什么?为什么一向总抓不住良好的机会?民族究竟有些什么不健全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是要依据客观的事实来答复的。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来看民族,认定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才有发展的张本。这一点是向来为人所忽略的。

  光旦先生以其多年研究优生学的心得成此大著。要我作一篇序、自问对于优生学无学识,当然不敢说话。可是光旦先生因为我一向是在农村工作,而此书关于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译自明恩溥氏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因此要我对于明氏的叙述发表一点意见。我便在这方面略说几句。

  近几年来,国人都感觉到,无论是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或是为求得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必先求尽量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得到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呢?这非得采用历史法和观察法不可,尤应重视从实地观察法下手。我们必须对于中国各部不同的社会现象,加以精密观察,再将观察的结果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现象来比较。这样对于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便可得到真正的认识。至于什么人才真能认识中国民族的特性,或谁是最适当的中国的解释者呢?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是外国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的看法不同。有人以为惟有本国人才真能了解本国人。一个外国人要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极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观察的时候,总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镜。但反过来看,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认识。即按普通常识来说,不是有 “当局者迷”和“医不自医”等种种的说法吗?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难”和 “旁观者清”等谚语吗?再说,肯承认自己的缺点是颇需勇气的,并且往往有种种顾忌,或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一个外国人观察我们的时候,他免不了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度量我们。但也就因为他有了一个不同的标准,才能把我们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总是将我们的现象和他们自己的现象作一个比较。比如说,他断定我们是有节俭的特性,那就是他理会我们民族的一般人比较他自己民族的一般人节俭得多或至少是相当节俭。而且外人对于我们的短处也比较我们自己便于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因此我们真要认清自己,深刻地了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们自己来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对于外人论断我们的话,尤其是依据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但不应当忽视,尤当加以重视,引为借鉴才对。这不是说一切外人的观察都是对的,也不是说遇到外人对于我们发表无理的言论时,我们也不作声。向来国人对于外人的意见,抱着种种不同的态度。有的只喜欢外人说我们民族如何如何的优秀,而遇到指出我们的缺点时,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辩护;至于说得对与不对,往往不加深思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最讲面子的民族,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着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必要。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遇到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人颂扬我们的文化如何高时,我们不要过于高兴、过于乐观,或以为他才是真正了解了我们。反之,遇到吉尔柏特(Rodnev Gilbert)那类人说我们一个大钱不值时,我们也不要以为他是绝对胡说、完全谬妄,自然更不可因此过于扫兴或过于悲观。至于遇到我们自己的人来论断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亦当如此。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谁都承认林语堂先生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的《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就是要解释中国民族的一部英文大作,也是要把中国介绍给外人的。国人对于此书已经有了种种的批评,其中有的请林先生仔细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写他的著作,甚至有人竟把它列在污华影片之类了。林先生也早就料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序文里有这样的话:“我能直认不讳,因为,不像这些爱国者,我不以我的国家为耻。并且我能暴露中国的毛病,因为我未曾失望。中国是比她的小爱国者们伟大,也无须他们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样的,再纠正自己。”

  现在是我们需要压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时候了。我们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执己见、闭目不看。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得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

  我们若能根据上述的态度来读明氏之《中国人的素质》,我们就能从这部书得到可以得到的好处,而不致陷于玉石俱焚或因噎废食的结果。我初次得读明氏的这部书,约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读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约是日文译本,因为记得书名是《支那人之气质》。我也记得在那本书的许多页的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地记得有“胡说”和“放他娘的……”等类的话。我那时是一个很幼稚的初中学生,读了译文,再读了种种怒发冲冠的批语,自然对于明氏的描写也就不大以为然。虽然没有在书中写下什么,但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发作几声“岂有此理”!后来有不少的机会,得亲聆明氏的讲演。他的身体,在西洋人中间,要算是比较矮的,但精神却颇健旺。他那充满着力量的躯干,再加上他那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听众的注意。在他讲演的时候,带些山东的口音,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使听众永无倦容。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演说家。及至与他接触谈话,则又发现他不但风趣横生,且极和蔼可亲、待人诚恳;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使人敬而爱之的长者。

  十五年前,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得细读《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 cteristics)的英文原本。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赞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这一方面是因为我那时为祖国顾全体面的心正盛,至于究竟他说得对不对未加深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氏的材料都从农村里得来,我虽是中国人,但对于祖国的农村社会就没有用心观察过。但因为我欣赏这部书的文体,我就买了一本带回国来。一回国就开始我的都市社会调查研究的工作,与民众接触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多,遂渐感觉到此部书的意义。后来不久就转入农村,从事于实地调查的工作。我就把这部书和他的《中国农村生活》(Villaae Life in China)都带到乡间去。说也奇怪,因为农村开荒的工作过于紧张,我就好久把它们留在箱子里,没得闲空理会它们。直到过了足有几年的时间,才又忽然想起这部书来。及至再打开一读,就觉得此书的意义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明氏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我先顺便在这里把明氏的生平略提一下,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能了解他的著作。明氏于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二十二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BeloitCollege),二十六岁时与同学狄更生女士(Emma Dickinson)结婚,享伉俪生活五十五年之久。他于1872年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师,时年二十七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二十五年之久。后来他在国际上得享盛名,大半由于他从山东这一带农村所得的经验里所发表的文章。最早发表的是《中国的格言与谚语》(The Proverbs and CommonSayings of the Chinese),登载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中国人的素质》出版于1892年,时年明氏四十七岁,来华后整二十年。《中国的农村生活》出版于1899年,时年五十四岁,来华后二十七年。他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义和团的运动是发源于山东的西部,明氏亲见其开始活动,亦曾警告北京政府,但未为当局所注意。1901年义和团之乱作,明氏被围困于北京使馆。次年根据其亲身的经验,发表《骚动中的中国》(China inCo nvulsion)一书。于 1906年返美,为教会募捐运动,在美国各处奔走讲演,大为人所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年,明恩溥氏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

  1906年3月6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c-sevelt)邀请明氏在白宫午宴。宴后明氏向总统建议美国可退还庚款予中国。明氏所申述的种种理由,其热烈的情绪表现。以及他的讲话的天才,使罗斯福总统于聆听之下,大受感动。用明氏自己的话:“我预先准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并且当时清清楚楚地对总统一直说出来……总统像一个电机似的,感觉非常灵敏,易为磁力所吸引,简直不能使他安静片刻。他在我讲话的进行中。不时插言,以兴奋与郑重的语气说道:‘明博士,我完全与你同意,就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把二千万的庚子赔款要用在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总统回答说: ‘你给我写一封信,说明你想应当如何做。你最好也去到国务院见罗特(Elihu Ro ot)谈谈。’……我随后就到了国务院,陈述了我的意见。”

  十天后,在3月16日,罗总统致明氏一函,大意说:“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两部大作,迥非它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前次会晤,至为愉快。对于我们所谈关于中美庚款的事,尊意以为我能作什么,请即示知为盼…… 今日德国大使曾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4月3日,总统在复明氏的函内说:“……我极赞成你所建议的政策。但庚款之退还一举,是否不被中国看为是一种示弱的行为,我也不能不有所踌躇。但除非有反面的重要理由发生,我颇倾向取决于你的判断。我也要与国务院的罗特商谈此事。自然你也知道我是不能控制国会的行为。但我要在行政方面尽我的力量,并且也要与国内教育文化机关共同努力,促进此事之实现。”

  由罗总统这样热心的赞助,庚款退还的议案遂得顺利地在国会通过。此后造就了数千百留美的各种人才,创办了完备的清华大学,并促进了中美的邦交。均为明氏建议的结果。在明氏最初发表其意见时,论者笑之。讥为一时的情感与幻想。及至此建议实现之后,在二三十年内各国人士亦发表了种种的批评。但于近几年内其他各国也都跟着美国的脚步把庚款一一退还中国了。今日饮水思源,吾人不能不归功于当日明氏的卓见。

  明氏将庚款退还的事办完以后又返回中国,常到各省旅行。此后他又发表了两部著作,其一为《中国的振拔》(The Uplift ofChina),英文原本售出十八万部之多,已被译成数国文字,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文字一。明氏八十一岁时,夫人去世,始退休于美国加利弗尼亚州之克利蒙特村(Claremont)。他在1932年8月 31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美国无线电及各处报纸均表示追悼。国务院电唁其家属,表示哀悼之意,并称颂其在远东之功绩。在杂志中有不少纪念他的文章。这里可以摘录在华多年而又熟识明氏之博晨光教授(Lucius C.Porter)所写关于明氏一段文章的大意:“……明氏一方面被认为是一个世界的人物,而一方面为许多淳朴的农民所怀忆,这正足以显明他的人格与地位。明氏天赋之高,使他成为世界所注意的人物,他却终身如一日的致力于劳苦大众生活之向上……明氏有敏捷的机智,有锐利的眼光,有作文的天才,长于幽默与滑稽,且对于世界问题独具慧眼……他是大人物的良朋,但照样也是一般最不幸的人们的好友。他终身以服务人类为职志。他的好作严峻的批评、好用似非而是之讽刺的语句,使初识他的人误认他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或一个悲观者。他那对于社会背景和人类行为之特殊犀利的观察力,真可以使他成为世界上大幽默家而有余。但他不止是一个人类之讽刺的观察者,无论是对于他的本国人或对于他国的人,他是一个彻底之人类的服务者,无时无地不是在帮助需要他的人,不论是好人是坏人,直至他与世长辞。在中国就一连服务了五十四年,又差不多都是在穷乡僻壤……有的中国人对于他所叙述关于中国人之生活的一些观察表示不满,也有的西洋人看他的言论属于悲观一派。这些印象一部分是由于明氏的一种习惯,就是他对于一种现象的描写,常是把那种现象之缺点的方面先指出来;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呈现一种游戏的状态;他对于事实观察的天才,发现一般人所没有理会的社会间潜隐的势力与他深刻的解释,均为其严酷的幽默与悲观论调之原因。但是,说也奇怪,同时他的百折不回、始终如一地牺牲自己为中国农村服务的精神和对于宗教的坚固的信仰,似乎与他发表的一部分言论有些矛盾。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绝对信仰爱的力量能改造世界之坚强的乐观者。”对于这段可谓盖棺论定的话,明氏有知,也许在地下含笑着说一句:“这孩子还算知道我。” (按:博先生之父为明氏之同班而又系多年共生死之交的同事,故博先生称明氏为叔)。

  总之,明氏终身的事业是在中国,也是对于中国极表同情的人。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也未尝不是受着他这种文体之赐。“良药苦口”,终究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最好是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得到他正面的益处。再者,一个民族的特性是要从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看出来,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明氏的书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写的,是他多年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但明氏确是一个胸襟阔大、动机纯正的人;是一个悲天悯人、救世为怀的人;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有热烈感情的人。

  他一方面欣赏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认真地评判,且不客气地、忠实地把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想到的和盘托出。他不单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类,敬重中国,同时他重事实,他爱真理。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西洋人。西洋人是讲效率的,是注重时间的。是活动的,是具冒险性的,是尊重妇女的,对于衣食住是好清洁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别,明氏当然不知不觉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归纳的种种结论或有可非议之处,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许多例子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明氏不但说一口好中国话,尤其是山东的土话,并且也很通中国的文字,曾读过不少的中国历史与经书。所以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实地观察,我们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决非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者所能比拟。他无论是说英文或中文,总是出口成章,又因幽默成性,的确有时他说的话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莫名其妙。例如一次他说:“‘国以民为本,民无信不立’,所以中国应当多立邮政局!”不知究竟他是把原文弄错,还是在说笑话。因此,我们读他的书,要在字里行间求得他真意之所在,不要犯了以辞害义的毛病。

  明氏在他的序文里咱己也承认一个西洋人要知道中国的全相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他二十多年的经验大半限于鲁冀两省,特别是鲁省。这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印象。他也提到自从他在《字林西报》发表了这些文章以后,对于许多人的讨论与批评,他也曾加以考虑而有不少的修正。

  对于光旦先生所选择的十五种特性,我也在这里按照次序一一说几句。先从关于描写生理与心理方面的五种品性说起。

  (一)关于“活易死难”方面,明氏所提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到处可以适应的一点,的确是极显著的品性。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复原力极大一点,明氏只凭一般的观察是不够证明的。这非根据科学的调查而有统计的证明不可。例如欧战时各国伤兵的复原力是否不及中国人是不易断定的。关于中国人的不讲卫生是对的,而说中国人的寿命高,老人多,是错误的。这不能凭一般的观察而速下断语。根据现在已有的实地调查,无论是平均的寿命或老人数所占全人口数的百分比,中国都赶不上西洋讲卫生的国家。

  (二)关于“没有神经”方面,中国人的镇静、不忙、睡觉的本领、忍痛的本领、不好运动及在扰乱的环境里能泰然安处,与西洋人的神经过敏、讲效率、好运动等,两相比较,的确是我们的一些特性。从某种见地看,这正是中国民族的长处。中国人到处可以睡,远胜过西洋人必得有舒服的床才可以睡。因此明氏叹息着说: “谁是适者,谁能生存,是富有神经的欧美人呢,还是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三)“耐性太好”,无疑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中国人比起西洋人来,其耐性是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忍为高》这一册在乡间流行的唱本,已经变成家传户诵的“圣经”,不但是常挂在口头上,而其感应已渗入于农民的骨髓里。这从一方面看当然是我们民族的一大优点,而同时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我们的一大弱点。 “不抵抗”的表现,就是受了这耐性太好的毒。我们已经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事。我们认为我们民族的耐性太过火了。

  (四)关于“不求准确”方面,明氏所提中国度量衡以及各种单位的漫无标准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模模糊糊的习惯。不能不使受过科学训练的西洋人惊异。凡在乡间作过调查的,无不立刻感觉这一种显著的品性。无怪明氏为我们做化学试验担心。这也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缺点。

  (五)关于“寸阴是金”,明氏的原题是“不重视光阴”。他指出中国人不宝贵时间,不守时间,耽误时间,称我们是洪水前期的人,有的是时间来耗废。中国人时间的不经济与西洋人看“时间是金钱”来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对于经济的三种品性。

  (一)关于“勤劳”方面,明氏把中国人的夜以继日、孜孜(石乞)(石乞)的精神,永远不慌不忙的工作态度,描写得淋漓尽致。中国一般人的没有办公时间,没有休息的星期日,没有种种的假期,都是西洋人受不了的。所以明氏在称颂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之余,而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也相信中国民族真会有富强之一日,要是他们于勤劳的一种美德之外,再很稳当地配上许多其他美德。这日子反正是不远的。可惜中国人只是口口声声地讲要诚实,要廉洁,要恳挚——而实际上总是只说不做。我敢断言这些美德都能从理论变为事实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十足收取勤劳的效果的一天。”这段话是足使我们发人深省的。

  (二)关于“撙节”方面,中国农民能俭的本领可谓到家而彻底。凡在农村作过生活程度调查的人,无不理会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程度已经低得难以再低、中国农民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节省与西洋人的讲究舒服比较,的确差别极大。但有些地方西洋人的过于讲究清洁和种种暴殄天物近于靡费的习性,在我们看,也未尝不是一种毛病。

  (三)关于“知足常乐”这一点,明氏指出中国一般人在顺境里涸然能优游自得,在逆境里也能安之若泰,可谓一针见血的话。对于中国人安常处顺的本领,明氏说:“……逆境之来,论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论力知其无法抵抗,唯一的应付方法自然惟有尽量的迁就;只有在迁就之中还可以找到一条心安理得的出路。”在明年当日固慨乎言之!在我们今日读之,试问又作何感相?

  最后我们来看关于社会的品性。这一部分是明氏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使中国的读者容易发生反感的部分,但也是对于我们的当头棒喝、使我们反省的部分。读这一部分时,我们多少需要一些修养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一)关于“有私无公”这一点,我们虽欲掩饰否认而不可得。民族之所以到今日,虽有种种原因,“私”却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到处表现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体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四十年前,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公共意识的缺乏,必尤甚于今日。具有国家思想和公共精神的西洋人在当日岂能不理会到我们的这个使民族散漫无力的缺点?

  (二)关于“无恻隐之心”,原题是“同情心的缺乏”。明氏一直地说:“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侧隐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我们对于残废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生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了同情心的缺乏。本来中国现有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慈善事业,大半是近数十年来的产物。这也是使明氏在四十年前更容易理会我们的同情心的缺乏。

  (三)关于“言而无信”,原题是“诚意的缺乏”。这一章尤其叫我们读了不舒服。明氏直白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善于撒谎,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认错的本领和揩油的本领都很大,并且对于孔孟二圣的假装害病大有可议之处。他所举出的种种例证,极值得我们注意。

  (四)关于“尔虞我诈”方面,明氏指出中国人彼此猜疑和倾轧的态度,甚至于到“一人不进庙,二人不窥井”、“李下不正冠,瓜田不纳履”的程度。这在乡间实在是常见的现象。

  (五)关于“爱脸皮”,这是明氏原书的第一章,也是极见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观察的透彻而深刻。例如他说:“中国人心目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我们西洋人就根本懂它不得。” 老实说,连我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他又说:“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只好和西洋人分道扬镳……中国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在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各不伤脸……至于公平的处断是不可能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至死也要救他的脸皮。”这的确是一种一般的现象。

  (六)关于“婉转”一章,明氏也极尽了描写之能事。他上手就说:“中国人是有婉转的天才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没有这种天才。不但没有,并且以能够单刀直入、开门见山自豪。”他又说:“在中国,你也转弯,我也转弯,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他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能从一个中国人所讲的话里,知道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又在一处说:“有天才的中国人有一种本领,使你挨了骂还不晓得,使你吃了亏还以为他正在恭维你。这是一种艺术。”明氏幸而是常与心地比较忠厚的冀鲁人接触,若是在江浙一带,不知他更要作何感想。

  (七)这最后的“客气”一章,我认为是最精彩而又是最有意义的一章。章内所叙述的都是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我感觉到不应当多占篇幅,但我止不住要引述他指出的几点:“中国人善于客气……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喜欢称赞自己的种种美德……东方人大都擅长一种艺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冲突日见其减少,和气日见其加多,我们便自愧弗如……他们已经把客气的艺术推进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西洋人认为不可思议,决非人力所能办到。客气本身早就成为生活中间不可须臾离开的一部分,客气就等于生活,就是生活……中国人客气的用意,似乎并不在要使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个懂规矩与守规矩的人。要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规矩的自作自受,和主人无干。”明氏在他最后的结语里说:“我们终究得承认,在社会交际方面中国民族毕竟是过来人,有许多地方值得西洋人的效法。我们的客气固然很注重诚恳这一点,但有时也太老实,太不留情面,要是加上一些宛转而无碍于诚恳真挚的程度,岂不尽美尽善……客气虽小道,讲究起来却也不易;谁能够把东西方人对于客气的见解与方法融通之后,节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地走上那又窄又崎岖的中庸之道,谁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福气的人。” 这段话不但值得直爽的西洋人想一想,更值得我们过于客气的中国人考虑一下。

  有人以为明氏所描写的不过是一些社会表面的现象,是一些拉杂的、平常的、肤浅的叙述。我们不要忘记,世间最平常的东西,往往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例如日光、空气和水都是最普通的东西,但也是与人类生活最有利害关系的东西。明氏的贡献就是他能够把农村社会在日常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种种现象和为我们民族自己所未注意而实际上乃是左右社会行为的种种潜在的势力,以庄谐并用而极有力量的文体描写出来,使每个读者都能如身临其境地得到清楚的认识。这比一般笼统的、主观的、玄想的、去事实生活很远的大议论,有价值多了。例如有人对于明氏所提出的“私”的一点,曾引中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域 “见义勇为“等说法来辩护。对此,我们要取客观的科学态度,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仔细地观察一下。若是我们本能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这类行为的表现,那我们也只好认为这是古圣先贤的理想,是一种勉励人的教训。明氏是注重客观的现实生活的;我们在他许多片段的、琐碎的叙述里可以发现一般的原则与真理。

  明氏所指出的十五种品性、当然决不是为中国民族所独有,但这些品性在中国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现得特别普遍,在质的方面也表现得特别深刻,因此才成为民族的特性。再者,每种特性有它的利点,也有它的弊点。一个民族如何能于其种种特性,设法存利除弊,使能恰到好处,是应加意研究的问题。

  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所以东西方人也不能够彼此完全了解。例如中国家庭制度及由此制度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中国人能享受简单的理想生活,都不是为西洋人容易体会的。因此在明氏所举的例子中,有的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少见多怪,也就是因为两个民族的背景大不相同的缘故。

  明氏虽然把中国民族种种特性一一提出,却没有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以优生学的眼光,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也在这本书里指出几个向来为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光旦先生指出:“中国民族并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虽不衰老,而确乎有许多不健全之处,例如体格的柔韧、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发展。这些不健全之处确乎有先天的因素。要是及今不对病下药,元气便不免要变本加厉地受斫丧,以至于无法挽救。

  本书说明了中国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及其与民族性的关系,也指出中国真正的弱点却在没有第一等的领袖人才,并且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在民族卫生的出路里告诉我们:中国决不是不可为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相当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出来……优生学的目的就是要叫民族中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加多,不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减少…… 不了解民族健康的精义而一意孤行的只注意作些个人康健的设施,而不注意民族康健的设施,结果不但是徒劳无功。并且还可以减低民族康健的程度。

  最后,光旦先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于荒年的反选择的影响,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与荒年的成因不可,例如:在自然环境方面,注意造渠、浚河、造林等工作;在经济生活方面,提高生产能力与力求分配的利便与公允;在社会生活方面,注意都市化的控制与家庭制度的整顿。

  我对于优生学是门外汉,不要说什么外行话。但我得读这部书稿,获益甚多,使我对于向来几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了解释,对于民族的出路也认识得深刻了一些。我想其他的许多读者也一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1936年6月李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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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旦评《中国人的素质》①  

  ①本文原为潘光旦先生所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的“自序”。

  七八年以来,我在“民族”这个很广泛的题目上发表过不少的文稿,其中翻译的与自著的都有。以时间先后论、最早的是亨丁顿氏《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的译文,是由新月书店印行的。因为翻译亨氏,就联想到明恩溥氏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于是从1933年起至1935年秋季止,陆续选择了一部分。《民族卫生的出路》是1930年在广州的一个演讲,到1932年才写出来,原名《优生的出路》,曾经编入《中国问题》的论文集里,作为末尾一章。《民族的病象》五篇,五分之四是1934 年做的,最初是一个在上海的讲稿,后来才发展成四篇;五分之一是最近补入的。《优生与民族健康》是1935年在天津的一篇讲稿。这些,先后都在《华年周刊》上登载过。入《绪论》的四篇,《民族复兴的先决问题》是替《东方杂志》做的;其余也曾一度在《华年》上发表。

  一起三十篇文稿,虽译著与发表的时间有先后,事实上却很可以看做一个囫囵的东酉。列为《结论》的四篇文稿是根本表示我对于“民族”一名词的见地与立场的。民族的题目虽然广泛,我始终以为它是有一个下碇处的,那就是它的生物的涵义,离开了生物的涵义讲民族,便不免有泛滥无归的危险。《绪论》的第四篇可以看做全书的一个缩影。

  《绪论》而后,我们最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民族究属有些什么特性。这个题目的科学研究,尚有待于国内心理学者的努力。沈有乾、萧孝嵘、陈科美、庄泽宣诸先生虽已先后从事于此,但只开其端,未引其绪,我们还不能根据他们的研究来作一种通盘的观察。不得已,我们姑且介绍一种西洋人的作品,权作替代;明知其是一个个人的印象,不科学的,但比略而不谈,总觉好些。

  不过明恩溥氏(Arthur Henderson Smith)这本《中国人的素质》也自有它的价值。有好几层理由可说。明氏是美国的一位传教师;生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来华;最初在山东传教,前后约有三十年之久。辞职后,移居河北通县,致力于通俗教育。年老退休,始回美国;于四年前才去世。他毕生的著述,几全部以中国作对象:《中国文化》,出版于1885年;《中国人的素质》,1892年;《中国的农村生活》,1899年;《骚动中的中国》。1901年。明氏和中国的关系,既如是其长久而亲切,观察所及,当不至于过于浮泛。这是第一层。明氏是一个老教士,目前基督教教会的前辈和他接触过的还不少;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脑筋敏捷、眼光锐利、辩才无碍。诚静恰牧师曾经亲口对我讲过他个人对于明氏的良好印象。这样一个人的见闻观感,我们当然也不便搁过一边,认为是无足重轻。这是第二层。前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主任今清华大学教授李景汉先生也和明氏相熟,对明氏也有同样的印象,同时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大体上很可以说是一幅逼真的写照。明氏以传教师的地位随意观察中国农民,李先生以社会学家的资格研究中国农民,而所见吻合如此,可见明氏这本作品,也决不能和一班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西人著述等量齐观了(说详于上文李先生的序文中)。这是第三层。《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一班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淘汰的理论而确,则有到中国的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便不能不发生一种特殊的淘汰作用;有到此种淘汰作用,便不会不形成种种特殊的品性。种甚因,食甚果;种麻的,必得麻,不得黍,此种特性的演变而成,当然也不是例外。明氏单单把果和盘托出了,并没有讲团,恐怕他实在也不大明白因之所在;不过讲淘汰学说的我们是明白的;拿我们所明白的因和明氏所描摹的果,联系了看,便恍然于因果的不爽了。这是第四层。因为理有固然,势所必至,所以也可以说这是最有力量的一层。

  《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原有二十七章,我只选择了十五章,每章也还很有一些删节。删节时大率遵循二三简单的原则:一是所叙与特性无干;二是就译者的眼光看去,所叙名为特性,或貌似特性,而实非特性;三是所举特性的实例过于琐碎,地方色彩太重,或早成陈迹,为时人所不易了解。间或也有就译者经验所及,特别添注的地方,添,用方括弧,注,用圆括弧,分别标出,以明责任所在。译笔以不失原意而能传达原文的谐趣为主。明氏是对我国民族十分表示同情的一个人,但因为性喜诙谐,有时兴会所至,常要穿插一些过火与挖苦的笔墨。这些,我全都照译了,因为我相信它们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而决不会引起以辞害意的危险。

  译文十五章的次序是我完全另外排过的。最初五章所描写的是生理与心理的品性。其次三章,是经济的品性。后来六章全都是社会的品性。论自私的一章是兼具经济与社会两重意义的,所以列在它们的中间。这样排列似乎要比原书合理一些。

  上文说特性是果,淘汰作用是因;接着的第三篇便专为推寻这个因而设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s-ton)是当代一位著名的人文地理学者。1923年,他一度来过中国。1924年,他发表了一本极有趣味的作品,叫《种族的品性》( The Character of Races),其中专论中国民族的文字,竟有四章之多,散见于序文及其他章节里的片段又有好几十起。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则来解释中国民族性的学者,以前不是没有,不过我没有见过比亨氏叙述得更详细、推论得更周密的了。四章的大意,最初我曾经在英文《留美学生月报》里介绍过一次。但把它翻译出来,则在归国之后。原文第四章末尾,本有一段总括四章大意的话,嫌它有些无谓的重复,所以未译。此外别无删节。以前印单行本时,我替这四章起了一个总题叫《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如今为呼应上文,酌改为《自然淘汰与特性的由来》。

  亨氏原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者,他一向以为一切文化的发生变迁,可以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来直接解释。但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以前,他的见地很明白地经历过一番修正;从此以后,他承认此种解释至少有一部分只好算为间接的,而直接的却是自然环境所供给的选择或淘汰作用,以及与此种作用所形成的种种品性。他在《种族的品性》一书的自序里,便很坦白地说:

   大约九年以前,在一本书名叫《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的书里,我叙述过一种学理的主张,以为文明与进步的一般的分布是大半依靠气候的。在那本书里,我也有过一度尝试,证明气候的影响,倒过来也受下列种种事物的有力的修正:民族与文化的移徙、种族的混合、发明与发现(例如铁器与农业)、意识的事物(例如宗教),等等。把这些因素都酌量采纳以后,我依然觉得,人类进步的分布问题里,还有很有意义的一部分没有得到解释。例如,慧星一般的理智的光芒何以会在希腊一隅放射出来?印度文化里一部分的伟大的遗墟何以会在柬埔寨找到?冰岛酷寒之地,何以会产生一种很高级的文化,并且能维持至千年之久?文明分布的公例是南方趋于保守,而北方趋于进取,何以中国的南北便适得其反?经过好几年的思索以后,我相信至少一部分的答复,可以在人口过剩与移徙所引起的自然淘汰中求之。这淘汰的原则原是极简单、极明显的,但何以历来从事于地理、历史与社会学的人竟会拥过不问,真教人大惑不解。

   我所以发现这条原则的重要,其关键实系乎对于中国饥荒的一番研究。中国北方,就气候、文化制度以及以往的历史成绩而论,原该是很进步的;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我对于这一点一向觉得莫名其妙。有一次在《地学评论》(The Geegraphic Review,第7卷,1922年)里读到一篇比削伯医师(Carl W.Bishop)的稿子;比医师在这篇稿子里,把华北的保守性与华南的进取性,指点得十分清楚。经此一番提醒,我对于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便更觉得有推究的必要。我忽然想到饥荒的题目上,以为它也许和这问题有相当关系。因此,我就写信给在天津的一位传教的老友(姓名从略),问他,据他看来饥荒的结果,借了生、死、流亡的途径,对于人口中生理与。心理的各种流品,究属发生过什么选择或淘汰的作用。他不但自己答复了我,同时又征求到了许多别的传教士的意见,作《中国人的素质》的明恩溥便是其中的一位(余四位姓名从略),这些朋友对于中国的灾荒和救济工作,都有过亲历的经验。后来我自己也到过中国,又和许多别的传教士接谈过(原文列举五人姓名职业,今亦从略)。他们和不胜枚举的许多别人一起供给了我很多的资料,全都似乎证明,假手于人口过剩、饥荒以及移徙的自然淘汰作用,在今日的中国,正在急速的进行之中。历史的记载也明白而示,以往二千多年的时光,一大部分也受这种作用的支配,其进行的速率比今日的也并不算慢。所以就中国而论,淘汰原则的适用是最明显不过的;因此,我自以为关系中国的四 章,也许是全书最关紧要的部分。这最关紧要的部分现在就成为本书的第三篇。

  第四、第五两篇可以无须详细地说明。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为不妨当做民族的病象看待。这些特性,自其来历言之,既有很深的根源,亟切铲除不去;自其效用言之,又是我们应付20世纪国际环境时一些庞大的障碍,亟切推动不得,所以事实上也确乎可以当病态看,当先天不足看。民族的先天不足,惟有民族卫生的药方可治,所以便殿之以《民族卫生的出路》。

  本书原是一个论文集,事前并没有什么计划,各篇稿子是在很不同的时候写的,写时或讲时的读者或听众也很不一致,所以全书虽可以辑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其间拼凑、粘连、折叠的痕迹,自然是在所不免,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关于折叠这一点,我自己尤其是觉得抱疚。“好曲子不唱三遍”,何况所唱的又未必是好曲子呢。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一点,我说,这一类民族、特性、病态、优生、选择、淘汰、遗传……的话,我自己也觉得讲腻了,别人请我讲什么或写什么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到“炒冷饭”或“翻旧卷”的无聊。这位朋友却很诚恳地安慰我说,不妨,在你固然不免讲得或写得厌倦,但读的人或听的人,大概总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这类的话也无妨多听或多读几次,因为在别处他很少机会听见或读到。这话虽很给我一些鼓励,但于心总觉歉然,所以在整理本书中各稿的时候,已经尽力地加以删节。其真正不能删节的,只得仍旧,仍请读者谅宥。

  这本集子对于民族的特性有许多很不恭维的议论。为要表示这种不恭维的议论决不是由于我个人的癖性或偏见,我请了三个人做见证:明恩溥牧师、亨了顿教授、李景汉先生。对这三位我都要表示我的敬佩与感谢之意。李先生特地为我做了一篇万余言的长序,把“良药苦口”的意思再三地为读者申说,我尤其是觉得感激。  

  1936年6月 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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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评《中国人的素质》①  

  ①这里选摘的四段评论,摘自黄兴涛、宋小庆所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此处经译者同意采用。  

   一

  ……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比如那个可敬的明恩溥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还有那个被认作大汉学家的翟理斯博士,我试图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真懂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没有哲学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赋予的博大胸怀。 ——《中国人的精神·序言》  

   二

  我们举的关于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明恩溥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至少那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实际上,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中国人的精神》

  “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求除它之外的余下人类都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① ——歌德  

  ①“Der Philister negiert nicht nur andere Zustande als der seinin ge ist,er willauch dass alle ubrigen Menschen auf seine Weise existiere n sollen.”——原注。

  斯特德①先生曾经设问:“作家玛丽·果勒里( MarieGorelli)走红一时的秘密何在?”他的回答是;“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读其小说,沉醉在玛丽·果勒里世界中的信徒约翰·史密斯们,把她看作该领域最权威的代表。他们生存在里头,活动在其间,从中找到自我。”玛丽·果勒里之于大不列颠的约翰·史密斯②们,就恰如明恩溥牧师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①斯特德(W.Stead,1849一1912):英国著名新闻记者。擅长以流畅的文笔和炽烈的感情去撰写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曾撰有《俄罗斯真相》、《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世界的美国化》等。

  ②约翰·史密斯:这里特指那些自以为比中国人优越,想要以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中国人的英国人。

  然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别也就在这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想去读些能揭示事物真理的书,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辈,则宁肯去读些将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其虚荣心驱使而欲事物变成何样之书。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明恩溥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明恩溥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之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

  但是,斯特德说过:“正是约翰·史密斯和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 所以,最近,我不惮其烦地读过了那本提供给约翰·史密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观的著作。

  早餐桌上的那个独裁者(The Autocrat at the BreakfastTable)曾把人的智能分为两种:一是算术型智能,一是代数型智能。他观察说:“所有经济的和实用的智慧,都是‘2+2=4’这种算式的延伸扩展或变化。而每个哲学命题则更多地具有‘a十b=C’这种表达式的普遍特点。”约翰·史密斯的整个家族,显然属于那个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所谓的“算术型智能”的头脑类型。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名约翰·布尔,他把自己的命运同“2十2=4”的公式联系起来,到中国来贩卖他的曼彻斯特商品。为了赚钱,他同中国人约翰①相处得很融洽。因为无论是约翰·布尔,还是中国人约翰,他们都懂得并完全服膺“2十2=4”的公理。可是,现今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却不同了。他带着满脑子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a+b=c”的东西来到中国——不再满足于贩卖曼彻斯特商品,还要开化中国人,或者,按他的话说,要“传布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结果,约翰·史密斯同中国人约翰闹翻了。而且更糟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开化和影响下,中国人约翰不再是曼彻斯特商品的诚实可靠的好主顾。他们玩忽商业,心不在焉,却尽到“张园”去庆祝立宪去了,实际上,他们已变成一群疯痴狂乱的改良者。
  

  ①中国人约翰:这里特指与西方人打交道,接受西方“开化”的那些中国人。

  前不久,在辛博森①先生《远东的新调整》一书和其他著作的启发下,我曾致力于为中国学生编过一本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手册。结果,迄今为止,我编来编去,不过是以下这些东西:  

  ①辛博森(Bertrarn Lenox Simpson,1877—1930):笔名普特拉姆·威尔(Put-nam Weale)。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报纸驻北京通讯员。曾被黎元洪和张作霖聘为顾问。是著名的中国通。著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东亚正在到来的斗争》等书。《远东的新调整》出版于1905年。

  (一)——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使大英帝国荣耀,为大英帝国增光。

  (二)——你信仰上帝吗?是的,当我上教堂的时候。

  (三)-—你不在教堂时,信仰什么?”我信仰利益,——你给我什么报酬。

  (四)什么是最正当的信念?相信人人为己。

  (五)工作的当然目的是什么? 挣钱装腰包。

  (六)何为天堂? 天堂意味着能住进百乐街(Bubbling Well Road)①,拥有敞篷车。  

  ①上海最时髦的住宅区。——原注。旧称静安寺路,现为南京西路。——译注。

  (七)何为地狱?地狱乃意味着不成功。

  (八)——何为人类完美的状态?罗伯特·赫德①爵士在中国的海关服务。  

  ①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来华,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年,一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多年之久。对近代中国洋务事业和中外关系均产生过影响,被清廷授予太子少保衔。庚子时期,曾著《这些从泰国来:中国论集》,促进了庚子议和。辜鸿铭对他控制中国海关十分不满,不时加以嘲讽。

  (九)——何为亵读神明?否认罗伯特·赫德先生是一个天使。

  (十)——何为极恶? 妨碍大英帝国的贸易。

  (十一)——上帝创造四亿中国人的动机何在? 为了英国发展贸易。

  (十二)——你如何祈祷?感谢你,主啊!我们不像邪恶刻毒的俄国佬和蛮横残暴的德国佬那样,想要瓜分中国。

  (十三)——在中国,谁是最伟大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传布者?莫理循博士①,《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①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英国人,生于澳大利亚。1897年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他是当时舆论界的活跃人物,主张中国政治上“西化”,经济上加强同英国的贸易关系。为事鸿铭所恶。后者也因此骂辜鸿铭为“疯子”。

  如果说以上便是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一个真实全面的表述,可能失之公正。但是,不论何人,假如他不惮其烦地去阅读一下辛博森先生的著作,就不会否认,以上确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读过他著作的约翰·史密斯所传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一个公正的具有代表性的陈述。

  最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何以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竟然在中国能真正生效?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约翰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去实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和荣耀。那拥有八股文的古老的中国文学本是一种无害的空洞之物。而在约翰·史密斯这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影响下正喧嚷着建立的新型中国文学,外国朋友将发现,它会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和危险的破坏。最终我恐怕,老约翰·史密斯不仅会发现他的曼彻斯特商品贸易要完蛋,而且他甚至还不得不去支付另一笔巨额开销,以供再派出个戈登①将军或基齐勒勋爵去枪杀他可怜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那受约翰·史密斯之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而变得non comPos mentis (精神错乱)的中国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①戈登(Gordon,1833—1885):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参与侵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后任“常胜军”统带,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贯穿黄马褂。后任苏丹殖民总督,被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

  在此我想简明地指出,这就是有理智的英国人所做的事。依我看,这些满脑子装着从有关中国人的书中得到一派胡言的外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还能同他必须接触的中国人长期地和睦相处,那简直是奇谈。对此,我不妨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Alexis Krausse)所著的题为《远东:它的历史和问题》这本大部头书中,取出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该书写道:“影响远东西方列强的全部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别那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观察事物不仅与西方人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他的整个思维途径和推理方式也与西方人不同。那种根植于亚洲人中的独特的感知,同我们所赋予的感知正相违反!”

  在中国,一个读过上述引文中最末一句的英国人,假如他听从逻辑不通的克劳斯先生的劝告,那么当他想要一张白纸的时候,将不得不对他的儿子说:“孩子,去给我拿张黑纸来。”我想,为了维护那些住在中国,且讲求实际的外国人的声誉起见,当他们来同中国人实际交往的时候,还是应该能够抛弃那类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的。事实上,我相信那些同中国人相处得最好的外国人,在中国最成功的人,是那坚持2+2=4,丢掉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那一套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a十b=c的理论的人。毫无疑问,当人们记得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即在明恩溥写他那本《中国人的素质》之前的日子里,大英商行的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①和他们的中国买办②之间的关系,总是那样的彼此相亲且代代相传的时候,当人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考虑,在坚持2+ 2=4的西方商人与怀着那套a+b=c的东方本质理论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的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①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 son,1796—1878):二人均为鸦片战争前来华经商致富的英国大商人,怡和洋行的合伙创办者。不过他们致富,并非如辜鸿铭所说,是因为与中国人相处得好,而主要是他们从事一本万利的罪恶的鸦片贸易的缘故。

  ②买办;在中国被外国洋行雇佣的、充当他们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媒介之代理人。——原注。

  那么,吉卜林①那句“东就是东,西就是西”的名言,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当然有的,当你与2+2=4打交道的时候,可说存在极少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当你面临诸如a十b=c这样的问题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存在许多的差别。然而要解答东西方之间的那个a十b=c的方程,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本事。今日世界之不幸,就在于对远东问题中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掌握在那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而且还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里——那个约翰·史密斯甚至连代数问题的基本原理也一窍不通。在东西方之间,对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未知数。不仅东方的孔子、康有为先生和端方总督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在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和约翰·史密斯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实际的情况是,当你专门解答a十b=c的方程时,你将发现在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和歌德之间,只存有微乎其微的差别;而倒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师之间,反而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对于这一点,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  

  ①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主要作品有《吉姆》、《营房歌谣》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那个明恩溥牧师,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时说道:

  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理雅各博士在同一个论题上是怎么讲的。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中国二十三个正统王朝的历史时说道:
  
  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民族能有如此完整贯通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它是值得信赖的。在谈到另一本巨大的中国文学集时,理雅各博士又说:按照我原来的推想,这部巨著是不会出版的。但实际上,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察和资助下(还有其他官员的协助),它在乾隆最后当朝的第九年①就编定出版了。如此大规模的巨著的出版,显示出在中国高级官员中有一种公益精神和一种对文学的热心。而这一点,是值得私虑重重的外国人好好学习的。  

  ①这里原文时间上恐有误。因为乾隆1796年即退位,1799年让嘉庆亲政。上文提到的既元,是清代著名学者,曾官至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在两广总督任上,主编过大型类书《皇清经解》,时间是1829年,即道光当朝的第九年。此处可能是理雅各弄错了。

  以上就是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而且即便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个能鉴赏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爱戴的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不同。——《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四

  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同类的时髦,在他系列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在中国,“宿”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为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深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说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都是健全可靠、完全可信的。

  现在,要估价那种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关于《文人》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个公认的大德国学家,然而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一个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取一个名目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华的英国人,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的。

  我们已经被引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中国的人们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工作,而试图去建构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不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评判它们,而且最终论定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学家。下面,我打算作如下几点考察:首先,看看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欧洲人中,他们的中国知识真实到什么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了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的方便条件。——《中国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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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评《中国人的素质》①

  ①节选自费正清《眺望中国》一书。

  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映象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师所著《中国人的素质》。明恩溥在山东的一个乡村呆了多年,试图从中国下层开始推行基督化,并从乡村这个层面来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素质》先是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1985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