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书生的心灵

 《当代眉批》

  夜凉如水,闲挑灯芯,顺手将孔尚任《桃花扇》摩玩手中。卷首“小引”上作者几句感慨先逗人眼:“今携(按指剧本原稿)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作者的处境是哀怨可感的,如此珠玑璀璨、刮垢磨光的诗文奇品竟然不获认同,任谁也会唏嘘长叹。然而,真正触动我的乃是作者的信念,即作者坚信若干年后定有博雅君子命世,届时自会使自己枯木逢春,杨柳翻新。

  这份信念其实也渊源甚古,我们可以方便地在神话中找到它的源头。我们知道,所有神话都是人话,神话故事折射出的无一不是世俗心态,如普罗米修斯坚信几千年后会因赫剌克勒斯的援手而获解救,本来也与文人视文学为千古事的心态一线相通,所以一时的偃蹇困顿并不足以给他们带来毁灭性打击。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艺术的生命原非因时而败的时令菜蔬,诗文妙曲天生具备黄金的功能,恰可历久弥新;不仅如此,默然无语的时间长河说不定还会以淘遍万沙始到金的保值增值方式,使他们的艺术声名因兑现的延期而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样,暂时的不获知赏便常常更坚定了他们的不朽信念,出于对日后在文学天国发迹的期待,他们的眼光里往往不由自主地会折射出某种神汉般的光采。显然,我们文学园囿里的历代耕夫挑夫园丁们,他们心里除了有个雅致绵远的悠悠前朝外,还更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予姑俟之”,言中虽有无奈,却也别具信心,正是这份信心,让今天的我感慨之余又大感憋气泄气。毫无疑问,就今天的文人而言,虽然风雅前朝仍在,瞩意后世的信心已杳然不知何处去了。寄文章于千古,托情意于名山,仿佛所有后人都在殷切期待自己的那份愉快感觉,也越来越显出痴人说梦的特征。

  文学天生有着与科学相异的属性,文学的复古气质、回溯渴望正与科学的前瞻精神、开拓欲望相匹敌。也正因此,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就像一对长相厮守却争吵不休的夫妻,彼此奚落对方的浅薄短视构成了两者的惰性思维。相比较而言,科学家注重改变时代的空间构成,文学家则倾向于成为时间中人,他们对时间的关注和萦索总是更为诚笃,更为有效,也更容易得到时间的回报:他们成了飞翔于时间之上的文化超人,可以受到历代读者圣火接力般的尊崇。已知文学史上最早的诗集出现在古埃及,玩味其书名《往世书》,我们当有所启迪;荷马吟诵的时候,他心中的英雄长眠地下已有数世纪之久;莎士比亚堂皇戏剧的主角大多为逝去的先烈前贤;至于施耐庵与罗贯中,他们的宏篇巨制也旨在为昨日的好汉招魂。文学史旨在说明,越是往昔的作品,它的回溯能力越是绵长和惊人,与之相对应,越是现代的作品,它的当代气息也越为显著。内容的前推当然取决于心灵的趣向,因此,不管传统作家着意描写当时的《人间喜剧》还是过往的《撒克逊英雄传》,他那颗文学心灵总是下意识地向逝去的时间皈依。作为有意味的对照,我们发现,认为自己生逢文学盛世的诗人或作家总是少而又少,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大抵属后世追认,当世者每不以为然;不仅不以为然,他们还更习惯于认为自己恰好错过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一点我们从文学思潮的命名上也可窥端倪,著例如唐朝“古文运动”和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都明确表明了对往昔岁月的神往;业已成为欧洲精神无上安慰和终极寄托的古希腊,他们年轻的心灵里也自有一个埃及老师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已言之再三)。于是,这些被认定为失之交臂的时代便作为一个个“此情只堪成追忆”的艺术王朝,进入历代文士香格里拉般的伤感情境之中,向他们提供各种伊人之思,缱绻之想。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即属此列,他们一方面以如椽巨笔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纶音,一方面笔下又充盈着对“蓬莱文章建安骨”的不尽思念,仿佛当世“饮中八仙”果真无法望先代“竹林七贤”项背。只是,欲让建安才子们认同李杜的见解,怕也难甚矣哉。他们普遍遭际不偶的运命竟成了中华风流的象征(所谓“魏晋风流”、“正始玄风”),本来也更应被视为历史的诙谐。同理,大文豪莎士比亚想必也不会认为自己生逢文学盛世,断言自己的读者五十年后方会出现的斯汤达,对当世的文学品味则评价更低,尽管在我们这些后人眼里,那可是一个何等辉煌的文学盛世!一个先后有梅里美、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巴尔扎克、圣伯夫、波德莱尔交相辉映的时代(且不说中间还穿插着席里柯、安格尔、德拉克罗瓦等不世出的大画家),显然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学天国。如此看来,认定自己不幸地被排除在文学天堂之外,本属文学家的常规心理,古今并无二致。古今文学家的真正区别在于:映现于昔人心中并且始终给他们带来安慰和鼓舞的那个梦幻般的文学天国,距今日作家正日益遥远,对这一天国的向往亦已成了某种失传的宗教心灵。那本是一个可以在精神上托付永生的文学圣殿,与之相较,任何既存的文学现状都显得意气灰索,左右不顺眼。

  读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我曾对老葛朗台的临终嘱托颇感嫉妒:“把财务管得好好的,到那里再向我报账”,它表明这个吝啬鬼认为自己到了阴界依旧可以腰缠万贯,换言之,死亡在他大脑里尚没有映现为决绝的寂灭,而仅仅换了一种生命形质而已。葛朗台诚一俗物,但市井俗愿与文人雅士相对高迈的心灵也非毫无共通之处,希腊圣哲苏格拉底当年甘愿饮那杯毒酒,不也同样表明了对天国的渴求,只不过后者的天国乃一哲学的理想国而已。同样,《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也没必要因作品一时得不到认同而意兴阑珊,他有理由相信所从事的乃是不朽之业。作品的一时不彰不等于打入冷宫,尚有名山可藏,来日可期,空间的失落正可借助不绝如缕的时间来弥补。反观今日的作家,由于那因科技发展带动的时代观念早已辗碎了他们残存的宗教情愫,是以他们的大作若不能像麦当劳汉堡包那样即时售出,便很难拥有当初斯汤达的自信:假以时日,雄文必有洛阳纸贵那一天。也正因此,即使是一位公认的严肃作家,为了作品的一时效应,偶尔也会借助一些庸俗包装,如《丰乳肥臀》。尝试言之,这位作家似乎把读者的智力估计太低了,虽然美好母亲的形象不至于将“丰乳肥臀”排除在外,但这样的字面组合对任何生活在当代语境下的读者只可能意味着世俗性感,挖地三尺也很难找到蕴含其中的炎黄母亲形象,正如“风流”二字在往昔语境下全无生活作风不轨之意一样。不管作家如何援引人类学上的故实来辩解,其本意在打一个世俗擦边球,则属昭然。笔者自诩对人类学也稍有经眼,在我看来,初民对“丰乳肥臀”的注重纯在于生殖的方便,在于对种族繁衍的期盼和赞颂,发而为词,也便与“丰”、“肥”等感官性字眼无关,而会更倾向于用“壮”、“硕”等实用性语汇。这部作品在初始层面(标题)上就对读者造成性骚扰,却偏要学刀切豆腐两面光,未免算盘打得太精。我没有读过这部小说,但这不应妨碍我下此结论,因为我是在不排除它也许相当优秀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不仅如此,我还愿意相信它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倘如是,作者就更值得同情了,因为他的行为正表明一个末代书生特有的无奈。试想,如果他相信有无数双后世的眼光将瞩意自己的作品,如果他相信换一个不那么注重“卖点”的名字仍会带来可观的销路,在命名上还会这般轻率吗?

  使人深感遗憾的是,今日的文人与以往比较,确有了本质的不同。曾有记者问美国意地绪语作家艾萨克·辛格:“阅读长、短篇小说是否不久后就会成为往事?” 他答道:“我的看法正相反:技术越发达,越会有人对人脑在没有电子技术帮助下创造的东西产生兴趣。技术永远不会消灭文学,正如它不能消灭宗教一样。”我们且不去纠缠辛格这一答复的诚实性(他同时承认“在当今时代,讲故事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艺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以往的作家绝对不可能遭遇此种提问;这一问题之被提出,本身已说明了危机的存在,而这一问题恰恰只有今天才可能被提出。辛格的乐观答复其实很容易被视做自慰,何况它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问题不在于技术是否会消灭文学,而在于它会在保留文学外观的前提下偷偷置换它的本质,正如它已部分改变了宗教的本质。众所周知,当今世上新出炉的宗教与历史上的宗教已大有区别,有兴趣的读者可拿日本奥姆真理教或瑞士太阳圣殿教与原始宗教作一分析对比。

  文学是否会成为被遗忘的艺术?这成了一个尖锐的拷问,然而文学家们并不具备回答这一问题的能力,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任何现代作家都只会张皇失措。因为在此之前,文学史上的不朽者们从来不曾遭到此类问题的烦扰,他面前始终横亘着一座需要赶超的目标,而压根不需要思考这一行本身的危机感。今日文人却仿佛一位登山运动员,突然面对山头的消失,于是,价值的突降便如同意料之外的灾变,让人瞠目结舌。一个没有危机感的作家是可笑的,通常也是不入流的,但以往作家的危机意识通常只与个人零丁寥落的命运有关,他们甚至习惯于在恶劣困苦的条件下写作。“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太史公的感慨,正着落于此。此外,我们也较少听说哪位大作家自称勤奋异常,通常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易抱怨自己的懒惰。他们如此深责自然是因为名山在前,不敢稍有懈怠。今天的作家则仿佛无暇思考勤奋与否了,他的忧虑是:我是不是地球上最后从事笔墨生涯的人?

  这问题的沉重性自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人们要么被它弄得心摧神伤,哀怨不堪,要么干脆将其视为杞人无事忧天倾之举,或干脆在脸上堆叠出一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散漫表情。尽管与此同时,当代作家(首先是美国作家)命笔时都已不约而同地谋求起记者心态,专意于捕杀最为当代性的主题。即使处理历史题材,其目的也不在真实再现,因为历史是否得到真实再现早已溜出普通读者的兴趣范围,不,他们只满足于对对象作插科打诨般的轻倩戏说(港台人尤擅此道)。认为文学有可能从人类活动中退却,无疑多虑了,因为文人还在,但今天的文人已不再存有不朽之念了。没有了不朽之念,卡莱尔意义上英雄文人概念便告隐退。游侠时代的文人于焉消失,新出现的文士则以让人不敢恭维的江湖气粉墨登场。

  由于早期社会对人类的游戏欲大多不作鼓励(古希腊是个例外),文学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便成了人类最为重要的娱乐和消遣。夤夜读书既是高尚优雅之事,它常常也是知识人舍此无他的惟一选择,因此,在孤寂的斗室里奋笔撰写个人的文学,也就成了历代识文断字者不可遏制的冲动。然而,时光悠然晃到了20世纪末尾,伴随着电影、足球等大众娱乐的出现,文学市场急剧收缩。起初若干不甘示败的文学家还希望通过为电影提供剧本的方式维持自身的文人价值,但每次这样的“触电” 总意味着文人个人尊严的碰伤(福克纳也曾承认撰写电影剧本时的那份“免不了的妥协”)。电影的集体合作性质与文学的个人创造气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电影的市场因素也常为心志高迈的文学家不敢苟同,更要命的是,在电影中文人注定只能居于从属地位,无论制片人、导演还是演员,都高居区区编剧之上。此外,由当今时代休闲倾向所导致的大众娱乐手段的变幻多样,也是造成文学式微的原因之一。白天的工作既是如此紧张激烈,美妙的夜晚又有如许多的方式可以用来休憩放松,人们便犯不着再去思索托尔斯泰那修改了无数遍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部分了。这一点在诗歌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街头书贩会告诉你诗集销售的惨状,而仅有的几次诗人爆热,又都让真正的诗歌爱好者感到心寒,以至不得不疑心那是一种私底下的操纵,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压中国所剩无几的诗人的孤傲之心。上海的一次图书销售排行榜,位居榜首的竟然是一本名叫《醋蛋治百病》的小册子,直令英雄气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文人淡出历史舞台之前,科技发明先让他们尝试了一下电脑写作的兴味,一时间他们在键盘上把文章敲打得不亦乐乎,浑不知电脑问世虽不是促使文人倒霉的始作俑者,却实在起到了加剧末世预感的作用,“末代意识” 也由此成了当今作家的集体心理病兆。因为,当那些原本是文学潜在读者的人现在不仅拥有了电脑并且愉快走上Internet时,作家的福祉也就面临终止的那一天。未来世界似乎倾向于让每个人成为创造者,而不像过去那样仅仅被动地充当一个兴冲冲的读者,以成就文学家的个人功业。然而正好像全民卡拉OK热潮并没有提高国人的音乐水平,却使举国上下充满了不忍听闻的聒耳之音一样,万维网(WWW )上各路跃跃欲试的网络高手,不消说必然会将自己因无力跻身文学之林而被搁置的创造欲望一股脑儿地抛洒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未来的一代是不可蠡测的,已往的历史经验将不敷运用,它无法帮助我们判别这个由奇异的键盘造就的一代新人。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络虽然理论上有能力使人类获得最多的信息来源,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只是,屏幕作为书本的替代物,不仅感情上难以接受,事实上也难以做到。因为,即使不伤视力的屏幕研制成功(对此我绝不怀疑),人们同样会因选择的众多而无法对某本书作单独的钟情。多媒体技术势将在很多方面都使人类文明大大迈进一步,但至少在文学领域却很难有所进益,也许我们看到的更多只是文学的伪形而已。历史的反讽在于,作为最初之文学形式的诗歌,在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而成了令现代人普遍视为畏途的东西,于是,当今世界科技最为发达的日本人,便干脆全身心地拜倒在各类漫画杂志面前。

  话说回来,诗歌本来就具有两极性,它既可能被认为是文学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钻石,却也同样易被人判定为相对比较低级的艺术,这一点在诗歌作者群里也能稍窥端倪:历来从事诗歌写作的主要是两种人,要么是杰出的大诗人,要么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学爱好者。由于我们的人文视野受个人“生年不满百”的限制而往往习惯于仅以百年为单位,“常怀千岁忧”本来就是谈何容易之事。也正因此,才会有末世论者为所谓千禧年的大难忧心忡忡(上世纪末鼓吹末世论者也自不少)。若我们遵循自然的节奏,将人类的生活历程置入自然的大节奏中,即使心情依旧澎湃激荡,理性上则可相对平静地体认到,既往文学形式在人类历史上的退场,原非乖谬绝伦之事。人类活动导致某种艺术形式的消失非自今日始,如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四面开花的岩画艺术,似乎纪元前就已退出了人间艺术家的欣赏视野。末代书生的心灵,在这里便显出了巨大的悲剧意味和宿命色彩,进而构成一种考验,不仅是对文学的考验,还是对文明尊严的考验。技术没有消灭宗教,不过它已改变了宗教;技术同样不可能毁灭文学,但它是否会篡改文学?

  出于对时间的虔信,书生的心灵天赋有一种共工怒触不周山般的抗争倾向。弗洛伊德直到生命最后几天依旧在避难地伦敦坚持写作;顾准思考时除了四壁萧然、亲友离散和癌病魔的纠缠外,还得忍受种种政治上的非人待遇;在动荡的年代里米兰·昆德拉据说写了数千篇占星术文章,其心路大可探究;钱锺书著《谈艺录》时,正值“侍亲率眷,兵罅偷生”之乱世,所谓“立锥之地,盖头之茅,皆非吾有”,只能“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其情至哀至惨。以上四人虽与我辈同属本世纪,然彼等之著述心态已恍如隔世。

  对现状现世不满,似乎从来就是每位愿意对人类现状作一些思考者的常规举动,而历史截止目前却只满足于给这些杞人型思考者泼上一桶又一桶冷水,让他们永世背上落伍者的包袱。未来的时代,也许文学的确会日趋没落,但历史的车轮并不因此而有所减速,也许一个旨在释放全人类创造才能的新时代就要来临,我们等着为这样一个时代欢呼吧。既然海勒·波普彗星对太阳的朝圣使我们的记忆倏然返回到武王伐纣的年代,威加海内的信息高速公路或许会把人类文明的鼓点一直敲打到冥王星上去。

  “凡不可说的都应该沉默”,未来是不可说的,我们沉默吧……

   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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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进修建议 - 来自《经济学方法论》

本书第一部分意在介绍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一些读者或许对我的概述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会通过先读一读斯图尔特(1979年)的著作而获益匪浅,由于我晚些时候才看到这本书,故没能吸收其成果。斯图尔特的前六章是经济科学哲学难得的系统介绍,即使我也不能声称已超过了他。他提供了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的折衷观点,与此同时,与我不同,他对现代经济学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采取了“软件”观。查尔默(1976年)的著作几乎具有与我的前两章完全相同的背景,但得出的结论却与我迥异。洛西(1972年)的著作对从亚里士多德到波普(包括波普在内)的科学哲学作了……去看看 

第二部分 第八章 工作理事会 - 来自《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第一条 每一个技工团按照第四章第十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从它们的成员中选出一个工作理事会。  第二条 由中央技工团按照这种方式选出的工作理事会我称它为大工作理事会。这个工作理事会和卫生参议会在一起作为国务部以辅佐三人团。  第三条 各工作理事会由各必要和有益的劳动部门的男性或女性主管人组成。因此理事会的每一成员都或者是在各技工团的地区范围内、或者是在整个大家庭联盟的地区范围内的某一整个业务部门的男性或女性最高主管人。  第四条 各工作理事会的全体成员以他们原来是各技工团或中央技工团……去看看 

译后记 - 来自《邓小平政治评传》

1991年8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教授讲了他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化的政治》的要点,随后我认真地阅读了论文全文,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在论文中论述了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创建的太行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对邓小平以后的思想发展非常重要。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许多思想来自太行经验。他举例说:“八十年代改革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责任制和党政分开都起源于太行。”(见《中外……去看看 

前言 - 来自《哲学问题》

在本书各章中,我主要限于谈论那些我认为可以发表一点肯定的和建设性意见的问题,因为单纯否定的批判似乎是不适当的。为了这个缘故,本书中知识论所占篇幅就比形而上学更多些,而哲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一些论题,倘使加以处理,也处理得非常简略。  G.E.穆尔(Moors)和J.M.凯恩斯(Keynes)两位先生的未出版的著作给了我很宝贵的帮助:前者是在处理感觉材料和物质客体的关系方面,而后者是在处理关于或然率和归纳法方面。吉耳伯特.墨莱(Gilbert Murray)教授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也使我获益匪浅。……去看看 

第三章 论其他的德和恶 - 来自《人性论(第三卷 道德学)》

第一节 论自然的德和恶的起源  现在我们来考察那些完全是自然的、而不依靠于人为措施和设计的德和恶。对于这两者的考察就将结束这个道德学的体系。—  人类心灵的主要动力或推动原则就是快乐或痛苦;当这些感觉从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中除去以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发生情感或行为,不能发生欲望或意愿。苦和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心灵的倾向活动和厌恶活动;这些活动又分化为意愿,分化为欲望和厌恶,悲伤和喜悦,希望和恐惧;这些变化决定于快乐或痛苦的情况的改变,决定于它们变得很可能或很不可能实现,变得确定或不确定,或是被认……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