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在上海

 《当代眉批》

  这座寄存了我三十来年的巨型城市,有时想来,我的经历、情感都已被拴系在那一个个地名上了,偶然路过,它们便如失散的老马“得得”走来,努力挨擦我的腮帮。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星群,它们熠熠烁烁,辐射而来,使我渺不足道的生平具有大海的宽度。而地名像岛屿依次浮现,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像夹带着磷光的海潮漫上某夜的枕边。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这份默契有时还会飞翔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境界。比如我的童年是在上海顺昌路某幢石库门房子里度过的,时过境迁,那段岁月便像一艘沉船抛沉在那里,除非我重新进入那片海域,面对雅庐书场,找到那位因双腿被截而仿佛戴着一副熊掌的理发师,最好还能看到他嘴里的两枚大金牙。哦,这故事没法叙述,它需要穿透后的面对,也就是说,一份默契。当然,事情也有它不如意的一面,在上海我也尽有着懊丧和失意,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虽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有些深意无多而隐情又很稀薄的自然说说也无妨,只是隐情和深意是个相当滑溜的东西,心理的度量衡没人能够统一。比如我可以坦然告诉你“朵云轩”对我意味着书画因缘(这等于没说),牛庄路也提醒我一度有过对无线电的爱好(这也说了白说),我甚至敢壮着胆子承认,我之所以走过兴乐里(注意,这地名系杜撰)总要朝那幢红砖小楼里瞧上几眼,是因为那里曾住着我的一位小学女教师,我曾有两年时间爱她爱得如火如荼,乾坤颠倒。但是别的,我只能避而不谈了,那是地名与我共有的一份款曲,我保护它不亚于爱美女性遮掩左腿上的一块胎记,我是说她会回避游泳和超短裙。

  地名一旦得到认识,便俨然一座座建筑,有情有义又风格各异,对谁都不再是抽象的了。而且,这建筑还具有浮雕般的流动效果,又似七巧板可以随意组合,映现为我们乐意见到的图像。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也确实构成上海人心底的一份浪漫。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外滩,可贵的是这片殖民地意味最浓的街区,现在反而成了上海人陶冶都市大气、体验奔放情怀的爽心之地。江湾五角场,它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如果日本人的炮弹不扔下来的话,结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西伯利亚,在疏离中感受流放,进而形成人格上的边缘意识,似乎也构成这个地名的部分寓意。地名总在象征着什么,而象征总是意味的膨胀、放大过程,这过程还常常是漫无边际,无法收束的,这使地名成了动态的包孕,它总是大于所代表的区域。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愚蠢又不乏美丽,则这美丽至少是值得鼓励的。地名代表了大地的记述和收容,在它那部更为浩瀚的《人间喜剧》里,我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其中的人物。地名介入我们的生活有时还像一个过于殷勤又缺乏训练的侍者,往往未经召唤就来到面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本来“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仅仅是车把一拐,你便想起五年前在这弄堂口被人猛地撞倒在地的那桩难堪事,记得我屁股刚巧落在一个烟贩子的破箩上,这使我有可能以更为笨拙的方式倒下。我哼哼着当然想有所发作,那家伙趋步上前,一迭连声地向我打招呼,“对不起,我娘死了,我娘刚死,实在对不起。”没说的,走路吧,我就这么摆了摆手。他前脚刚走,我便从裤子上(当然还是在那个不太雅观的部位)摸觉出一道尺把长的口子。一直躲在屋檐下的女烟贩突然躬着身子朝我小步走来,还压低着嗓门:“她娘白天还在弄堂口搓麻将,根本就不会死”……唉,这一个个地名也太会唠叨了,它仿佛对你耳语:“你小子别得意,那件事我替你记着呐,要不要提个醒?”有些地名简直优美得不讲道理,比如这条马路凭什么叫花园路呢?它单调、疲沓,少的是树,多的是垃圾,空中还尽漂浮着令人对化学工业产生不良评价的可恶气味,别说情侣不会在这条街上散步,厌世者也不会找上这里喝敌敌畏。海伦路上也不会有人穿上雅典少女那种轻柔曼妙的“图尼克”,有时甚至走上二十分钟也不见得会有一个标致女人与你擦肩而过,所见只是一些平常而又家常的女人,有些不无轻佻,个别的稍具娴雅。前面提到的凯旋路、花溪路云云,也同样无法顾其名而思其义,说到沉闷它们谁也不想谦让。好在地名本来也毋需起得漂亮,正如人名是否动人取决于我们对该名字拥有者的总体印象,原不在乎春花秋菊。因了贵妃娘娘的香消玉殒,甚至马嵬坡这样的名字也能摇荡出清丽幽怨之气。一条大街既已繁华,叫什么名字都能灿灿生光。一般说来,地名有着旧式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顺从品行,一旦落脚到哪个街区,随即像一块海绵那样尽情吸附该地的街景人情,而全然忘却了自己名讳的原初含义。这样,提到西藏中路我们也就没了雪山或哈达的联想,而仅仅意味着大上海电影院、大不同皮鞋店和甬江状元楼之类,北京路也无法带动关于故宫、西单或颐和园的联想,而仅仅代表着五金电器、传动轴承。不过,地名匹配对于强化感受多少是有点益处的,比如看到城隍庙边上那条国色国香的大街名叫丽水路,就让人立刻多情起来。另一条马路更为多情,两边置满法国梧桐且据说别号叫做“爱情之路”的幽静马路,芳名唤做“思南”(原名马斯南),更让人无比惬意。我强蛮地认为这路名里透着股《诗经》味,是那种“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情调。正是在这条思南路上,在文革时期,当全中国的青年人都视谈情说爱为资产阶级瘟疫的时候,人们偶尔会看到一对大胆的青年男女裹在厚重的军大衣里面,像阶级敌人核对联络暗号那样,交流彼此的青春感受,少不了还得接吻什么的,当然我们谁也没有看见。

  一座城市的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上海不少地名都是国内的省市名,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不过,地名亦如我们自身一样,处于不变的迁徙、流变之中,我们接收着来自地名的符号信息,却无法对它盖棺论定。地名有其生命,这生命一旦与我们自身的生存经验相叠合,便如幻灯片一样映现出我们各自的人生场景。地名标识出一个个生命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他那部自传体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为我们刻画了一位绝妙的玻利维亚文人,一位可以不间断地炮制通奸、乱伦、偷盗故事的广播剧天才。他扛着打字机甫抵利马,便搞来一张市区地图。为了“在生活的基础上创作”,这矮个子在地图上标出了各种缩写符号,比如他给赫苏斯·玛利亚区标上MPA (中产阶层、职员、主妇),给维多利亚区标上VMMH(流浪汉,性变态者、暴徒、妓女),把卡亚俄港概括为MPZ (水手、渔夫、黑白混血种人)等等。这可以看成一套城市密码索引,尽管据说值得商榷,他本人又自称这只是“艺术分类”,但卡马乔据此毕竟取得辉煌成功,可以成吨成吨地赚取利马市民的眼泪。这种分类法太诱人了,只是苦于在上海无法依样画葫芦。上海没有类似巴黎圣日耳曼区、伦敦威斯敏斯特市或洛杉矶贝弗利山庄那种带有世袭性质的贵族大亨区;人种上她虽然荟聚了中国各色人等,外国移民又毕竟极为有限;有些地区和街道虽然文化设施较好,但既然她在起步不久就已被中止了资产阶级式的阶层特征,且后来几十年大家都以“同志”相称,我们便没有理由仅仅根据街区里巷的不同而人为划分市民的类别优劣。的确,四马路曾经是一处浑浊的红灯区,但今天福州路已是文化街的代名词了,两名一地,含义断然有别。此外,除了个别老上海或民俗专家,现在也不太有人想到泥城桥曾是下贱女子雇用黄包车深夜拉客的地方。在今天的上海,既没有一个地方特别盛产艺术家或嬉皮士,也不见得有哪条街尽出些引车卖浆者流,上海的地名将拒绝提供此类意象。因此,我们但求具体的领略、个别的深化、暂时的联想,而无法在概括性上着力。虽然上海人有着“上只角,下只角”的说法,内在依据却并不充分,除非它仅指商业环境和市政设施。据我所知,那些在闸北区、南市区还没有告别木质马桶、铁质煤炉的居民,其文化水准并不一定比居住在愚园路小花园或复兴中路公寓内的公民来得逊色,在卫生习惯上他们往往还更值得称道。他们中的建筑工人在参与建造了某幢摩天大楼之后,或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这大楼就像女厕所,造完它我们就再也进不去了。”这心理确实令人同情,它也附带表明居住设施的优劣很容易引发人的自卑或优越感。上海的某些地名是不无辱慢色彩的,尽管受辱者没有任何受辱的理由,但一个自幼生活在药水弄、大洋桥或潭子湾的青年,当他行走在浓荫如盖、隔着墙栅还能看到一个网球场的衡山路上,难免不会咀嚼出几分酸楚。前几年生活在俗称“大杨浦”地区的市民,习惯于贬黜意识十足地将去一趟南京路称为“到上海去”,而那些所谓的上只角人氏,其自我优越感甚至从店面招牌上都可窥出端倪。一派美风欧雨,举目皆是“爱依面包房”、 “凯瑟琳发廊”和“圣迭各咖啡馆”之类,你正疑心店老板是个系领结、着白色西服、叨哈瓦那雪茄的欧陆先生(如电影《卡萨布兰卡》中亨弗莱·鲍嘉扮演的男主角里克),谁知迎面撞见,竟是位比任何人都更喜欢大热天打赤膊的家伙。可见,袭用那位玻利维亚文人的分类法,在上海只可能造成粗暴和偏见。尤其在今天,市政工程的不断动迁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使本来就欠缺阶层特色的行政区划更显得胡搅蛮缠和错综复杂。这一点在上海的建筑格局上也有所体现,一些二十多层的高楼往往置身麻密的棚户区之中,这些棚户看上去没有任何自惭形秽的姿态,倒是像一个擅长拳击的侏儒,作势要把那高个子击倒。这样,当你报上陆家宅这个地名,我如何确定你指的是简陋棚户还是新近崛起的摩天大楼?至于陆家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它成了上海的客厅,之前呢?地名,就像一家超级市场,我们只能各取所需。由于身世、经历、见解的不同,任何两个人都无法就一个地名产生相同的感受。人言言殊,这是地名的命运,正如它也是人名的命运。

  地名,尤其在我们与它有所间离之际,便构成了生命的黄叶。一种秋天的氛围,使穿过树杪的阳光流露出沉思的表情,而地名随着落叶向我们鞋底纷至沓来,这既是人生的归纳,也是生命的展开。万籁俱寂,步出中庭,一个个地名亦如满天星斗,演绎出我们人生的轨迹。有时,某个地名似旋转的光束突然向我们呼叫,就像当年张翰在京城里因一股乍起秋风而顿生“莼鲈之思”、归隐之念一样,我们也会产生动身的渴望。一个长期被记忆掩埋的地名,像一段忧郁的独舞,然而却以火柴的方式在梦里猛地把我们烫伤。不说别的,单就“上海”这个地名,我想,我对它的熟悉程度很可能超过了对自己名字的理解,虽然个中含义不可能都云集在“爱”这一不够全面的字眼上。

  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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