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190—1980)是当代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家和哲学家。他一生著述颇多。这些著作表明,他将大半生的精力放在了对文化、社会的分析、批判之上,特别关心个人同社会、同人的需要以及人类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关系。他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加以综合,提出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他试图用这种理论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在作出诊断的同时提出了治疗社会疾病的办法。
《健全的社会》一书代表着他的这种努力。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说(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发端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但却与弗洛伊德的主要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
弗洛姆认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从而,把人当成了社会的人。
这种认识使他能够更客观、具体地分析社会和人。他依据自己先前著作《逃避自由》和《自为的人》中包括的“专制性格”和“性格倾向”的概念,集中研究了他所称的“社会性格倾向”。这就为研究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观全书,我们可以把《健全的社会》分成三大部分。一至五章为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弗洛姆提出了社会病态问题,然后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六、七两章是综述前人改造社会的设想及努力,以及东西方两种社会模式;最后,他提出了健全社会的构想。
首先,弗洛姆依据异化的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剖析。这种剖析比较深入,也很新鲜。
他从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倾向,经历了一个从18、19世纪的囤积倾向到20世纪的接纳倾向的发展过程。
他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人的异化的产物。
他主张,要使社会成为健全的社会,人就必须同自然、同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相关关系,不是从求同的过程中,而是在主动、负责的参与行动中,获得自我身分感;人必须以创造而不是毁灭,来超越自然;人必须顺从理性的权威,即伦理、道德和良心,发展自己的创造倾向,消除囤积和接纳倾向。
在第二部分中,弗洛姆总结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
他认为,这些思想家有着一个共同的见解:“在繁华、富裕以及政治权力的后面,西方社会经历着一种衰败及人性堕落的过程。”
“他们的批评都是以宗教及人本主义关于人和历史的概念为基础的。……人是目的,绝不能当成一种使用手段;物质生产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物质生产效力;生活的目的是施展人的创造力;历史的目标是把社会改造成受正义与真理支配的社会——这些便是一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所依据的公开或含蓄的原则。”
弗洛姆对前人提出的改造社会的各种设想进行评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最有意义、最富理想和道德的运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对了解统治社会的规律所作出的最持久、最重要的贡献”;他反对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但与此同时,他却表示不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改造社会的思想和“剥夺剥夺者的权利”的主张,认为马克思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思想”,过高估计了政权和暴力的作用。他不能正确地理解集权与分权、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列宁的国家学说简单而错误地归结为“中央集权”思想。
他推崇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某些论述,以人本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批评”,并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忽视了人的因素,把人机器化了。这些说明,他没有跳出西方流行思潮的窠臼。
弗洛姆的这些思想,包含着许多复杂而矛盾的成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了解相当肤浅,无论从事实、资料的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硬套东方的特殊文化,否认集体精神和伦理传统的积极作用,用模式化的眼光看待东方。弗洛姆的局限性和偏见,导致了他的错误结论。在这一方面,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BertrandA。W。Rusel)则显得高明。罗素看到了东方价值观念的优点,认为理想的形式是综合东西方各自的长处。
弗洛姆在批评了现有的社会模式之后,提出了对通向健全社会之路的构想:建立一种共享工作、共享经验、共同管理的工作公社,实行“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他提出,“关键不在于财产权这个法律问题,也不在共享利润的问题,而是共享工作、共享经验的问题。”
他所依据的,仍然是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理论,以及诸如欧洲的工作公社和北美门罗教(Menonite)和赫特教(Huterite)等宗教组织的社会实践。尽管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现在仍然存在于西方世界,但其影响也仅限于十分有限的范围。弗洛姆重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状况,忽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个大前提,因此,从社会发展的实际讲,他的构想是行不通的。
弗洛姆在他的论述中流露出自认资本主义优越的思想,这种优越感明白地表现在他的“结论”一章之中。从理论上讲,他还抬高了蒲鲁东和巴枯宁等人代表的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因此,我们在阅读本书之时,应对弗洛姆的思想持严格的批评态度。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弗洛姆在50年代写就的这部书,比较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了超级资本主义的特征,从新的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问题进行了仔细讨论。这对于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问题,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进步的主导思想。任何社会改革都不可脱离具体的社会实际情况。
由于译者理论水平有限,就全面分析、评判弗洛姆的思想体系而言,这篇译序只能当作抛砖引玉的一种努力。相信读者能正确地对《健全的社会》加以评判。
译 者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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