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对话

 《公共生活的个体立场》

  时间:1999年12月27日下午地点:武汉对话人:一行(以下简称W)、夏天(以下简称X)

  X:再过两天,你的《卡尔—马克思》就要满一岁了。在这一年里,你的写作水平虽然总体上有很大提高,但却始终没有拿出超过它的单独作品。我和朋友们至今都认为这是你最好的作品。我想问的是,对你来说,写作《卡尔-马克思》是否有某种必然性,或者说你在写它时是不是听到了某种“特别声音”的召唤?

  W: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一首诗的写作大多具有某种偶然性,但事后回想起来又觉得是必然的。对我来说,这首诗应该说准备了很久,但开始时并非作为一首诗来准备的,而是作为一篇论文来准备的。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八十周年,我一直想写篇论述他的哲学和人类学的文章,但始终写得不能让我满意。那还是在九八年五月份。后来这篇文章搁了半年笔,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有了想以马克思为题写首诗的想法。恰好那天傍晚后又下了大雾,于是有了这首以“雾”为词根的诗。你看,这是完全的偶然:从它的体裁、它的内容的经验来源、它的写作时机来说,都是偶然。但是我也不能不承认它的必然性。一方面,我想我是一个对马克思欠了债的人(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欠他一笔重债),在思想、语调、风格上我都应深深感激他,对他的生存命运与其思想在后世的命运我都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从批判他而开始独立思考的人,这种批判同时引申为对东西方意识形态或意象形态的批判。这首诗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行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我写作它时确实听到了某种声音,就象德里达所说的,那是“马克思的幽灵”的声音,它来到我的诗中,不是要我替他复仇,而是要我思考他的命运并为之更新和续命。因此我想,写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

  X:你说在语调、风格和思想来源上都欠他的债?这让我想起奥登,无疑,奥登的语调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马克思。你在写作这首诗时受奥登影响了吗?

  W:没有,或者说这种语调直接来自马克思,而主要不是经过奥登的中介。事实上,我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读到奥登,此前一直是仅闻其名。当然,我学写诗时的范本欧阳江河、王家新和臧棣他们都受过奥登极大影响,通过读他们我也相当于读了一些奥登了。

  X:你刚才谈到以"雾"这个词作为全诗的"词根",能否解释一下?

  W:全诗的结构建立于"雾"这个词上,所有其它的词都受到这种"雾"的浸没和修正,从而形成一种整体的氛围,这就是我所说的"词根",诗是为了攻克或解释这个词而存在的。在开首时,雾是作为天气而存在,然后变成时空转换的中介,即从武汉转到伦敦的一个连结词。在第三段,雾变成了"迅猛袭来"的革命,淹没了资本主义这座“城市”,它是幽灵出场的伴奏(在《哈姆雷特》中也是如此)。在第四段,雾又变成了弥漫在历史道路上的某种东西了,即昆德拉所谓“道路在雾中”,雾变成了个体生存于历史中的认识论界限。在最后,这三种雾得到汇合,变成一种真正的、质量庞大的雾,它抹去一切:是天气,是革命,是历史的不可知性,更是遗忘。它变成一种命运,即使是马克思这样伟大的个体也无法逃脱。

  X:那么,我想知道,你以“雾”作为词根是写作之前的预先构思呢,还是在写作过程中的自动生成的结果?

  W:我想有一半是写作前的思考,一半是写作时产生的想法吧!曼德尔施坦姆认为但丁的《神曲》的韵律并非是预先考虑对神学体系的反映结果,而是象蜜蜂筑巢那样自动生成的一种几何式的严谨结构。我个人认为他的说法有夸张的成份。

  X:我注意到,你的诗似乎并没有对马克思思想的直接批判,虽然你以反讽的语气说到他的脚印和声音的结局。你是否想在这首诗中为马克思辩护,使之与东方极权主义无关,从而推掉一切他应负的责任?

  W:应该说,在写这首诗时我是站在马克思一边的,因此其中没有对马克思思想的反省。这也是这首诗的一个遗憾。但我想我并没有为其开脱罪责的意思,尽管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东方极权主义实践是由于其对立面(女妖歌声)对其思想的篡改。其实,既然“雾中的方向无法辨认”,那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肯定也是不完备的。但这种批判我想并不适合在诗歌中说出,如果在论文中我就能从容地批判他思想中的某些深层(例如异化、人的类本质等)问题,但诗不是哲学论文。

  X:我同意。诗不是哲学论文,但你这首诗一开始恰恰是要写成一篇哲学论文 ——这意味着你不自觉地采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是这样吗?或者,你能否谈谈你认为论文与诗的区分?

  W:诗歌,关心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命运,当它涉及到思想问题时也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而哲学论文,总是使用抽象和普遍的论式来讨论,它一般不具备那种具体情境下对个体的关怀。因此,写一首诗意味着要设计一种具体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达致历史与个体命运的交汇。这是哲学论文不可能做到的。这是诗的长处,当然如前所说哲学也有长处--它可以无限制地深入下去,在一种概念思维中把握某些深层的东西。

  X:我在读你这首诗时非常不满的一点是你在其中透露出一种高傲、悲愤和不满的情绪,你看,诗中的措辞“耳光”、“土气”、“奴隶”等等,都显出你一脸的不屑。这种情绪尤其表现在你的两句话里:“在伦敦,你的贫困和人们的思想相等”,以及“孤独者被人群簇拥仍是孤独的”。我担心,你的这种情绪是否会导致对自身思想的缺乏反省,是否会变成一种对人世的怨恨(尽管你提到“你不会在意” ),是否意味着对人性的弱点的不宽容和由此而来的隐性的极权主义倾向。请你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W:你说得很对,在写这首诗时我的确是对人丧失了信心,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堕落。当然我不相信有谁能救得了这个世界,但这种绝望也许仍然会导致某种不良的倾向。因此后来我写了《弥漫,或乌鸦之死》来反省这首诗,用以寻求一种从诅咒向怜悯的立场转换。对人性的弱点的不宽容固然能获得某种尖锐性,但却是以丧失它与时代的关联为代价的——这样的诗只能使世界更加绝望,而不能建立起任何积极的东西。帕斯在批评萨特时就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写诗都不是要使世界被我们自己的绝望所传染,而是要在某种层面上改善世界。因此一种批判甚至反讽的立场必须得到修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做一名喜剧时代的哀歌诗人。

  X:有意思。哀歌,难道不是一种绝望的宣扬吗?

  W:不,哀歌里面有某种赞美的出现。绝望的最高形式是反讽,而不是忧郁。只有看透一切,才会变得透骨地绝望。哀歌也要求看透一切,因此分析和智性是它的一种准备,但它主要不是智性和分析,而是祈求,是呼告。思想和精神的最后形式都只能是呼告。

  X:我能理解你的用心。但是,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在气质上是一个依靠智性写作的诗人,转向哀歌可能会导致你放弃你放弃自己的长处而走向一种并不太适合你的语调,你不怕写作的失败吗?

  W:失败是每个人写作时常有的事。但我想真正的失败可能是一个诗人不能或不敢改变自己的风格和语调,而只局限于用一种自己已经习惯的方式说话。比起失败来我可能更怕沿袭自己的旧有风格。

  X: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这首诗能传世吗?

  W:有可能象马克思的那个足印一样仅仅“留在大英图书馆里”吧!当然,我很自信,我相信我写下了优秀的诗歌。至于它能否传世,这好象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我只希望你和朋友们能继续喜欢它,不介意我再次向你朗诵它吧?  

   卡尔-马克思

   雾遮住了城市的水泥面孔
   和充电眼睛。虚幻的夜晚降临。
   比耳光更响亮的脚步声传来,
   但没有人感到疼痛。
   大雾使我想到另一个城市,
   以及你在其中幽灵般的游荡。
   在伦敦,你的贫困和人们的思想相等,
   象一个人在四面来风中
   随手摘下帽子时露出的秃顶。
   而所有的人从你身旁经过,
   一个个仿佛灾年的农民,
   有着颗粒无收的土气。
   一座城经过一场雾就会消失,
   而一个幽灵却因此变得真实。
   你让人们注目迅猛袭来的雾,
   一座城的消灭,以及幽灵脚步的去向。
   你行走有如俄尔甫斯弹奏着竖琴,
   并不知道围在身边的全是聋子。
   雾中的方向无法辨认,
   人们让你替代他们行走,
   自己却听从女妖歌声的诱惑
   奔向古拉格和牛棚。
   需要多久才能从雾中走出啊,
   即使你的双腿突然化为道路。
   孤独者被人群簇拥仍是孤独的,
   天空在你的头顶消失。
   拯救是徒劳,人们对锁链的爱
   甚至超过了你对自由的渴望。
   奴隶们梦想着更换主子,
   从国王到领袖,从利剑到纸币。
   你的脚印早已被运钞车碾平,
   除去留在大英图书馆的可疑的足迹。
   你不会在意。隔世的乌鸦飞来,
   叫声被高音喇叭的大嘴吞没。
   这使我想到你在伦敦的身影多么单薄,
   仅一团雾就可以抹掉。  

   一行1998年12月29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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