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现代化的陷阱》

  牛年伊始,我受邀参加全国青联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扶贫团”赴河南南部山区。对我这样一个书斋学者来讲,切身感受一下中国开放改变的现实进展,遭遇一下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这正是盼望已久的机会。
  初春还是那么寒冷,南下的火车带我们一行驰过辽阔的中原。出京门,过邯郸,下南阳。中原古地,当年金戈铁马厮杀的疆场,如今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腹地,成了中西部发展对比的试验场所。而这里,正是当年小平同志率刘邓大军数十万兵马进行中原逐鹿的主战场。在本世纪的下半叶,正是小平同志领导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第二次“决战”棗不过,这次他是全局的总指挥。
  我们正是,也不过只是这次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决战中的普通的一员。我们的生命与它相联,我们的荣辱与它相关,我们的信念被它所溶化,我们的志向被它所感染。
  南下的一路上,我想着我们这套书。在筹划这套书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回答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我们有责任,因为我们是职业理论工作者。十多年中,我们的学者浸润在这一个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领域中,思考着,研究着,阐述着,与祖国的现代化进程同呼吸,与小平指引的改革总战略共命运。
  改革18年了,我们亲身经历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伟大的变革。与前苏联的那种败家子式的“改革”相比,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禁为自己拥有邓小平这样成熟的杰出的领导人感到自豪。邓小平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中挽救了中国。
  正如不少作者所论述、所预料的,我在河南南部的县里与干部群众座谈中了解到的问题,是那么迫切地要求有个明确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区别在哪里?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理据是什么?今天的意识形态战略要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它的出路在何方?我们的500家大企业的总销售额还不及日本三菱一家,为什么?下一个世纪,中国还能养活自己吗?……这些问题,正是日夜困扰着我们的啊!不仅领导者,不仅理论家,而且茶前饭后,在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我们也常常听到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组稿写作过程中召开过几次全体作者的会议。这些作者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导、所长、副所长,但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年无长少,学无先后。大家深切感受到了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英明,体会到中国取得今日之发展和成就来之不易。我们要万分珍惜这一历史机遇,为小平同志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继承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添砖加瓦,维护它健康地朝前发展。这是我们这群作者的共识。在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很大、立场多无的情况下,我们不隐讳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或是改革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各种极端立场,抱着解决问题的、建设的心态面对我们的各种问题。左和右的极端都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们的学者从掌握的大量材料出发,有理有据地叙述了当前改革遇到的关键问题,并试图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出发,提出了种种选择。我们怀着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心情,企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我们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企图告诉我们的读者: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刨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
  改革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地去解决它、克服它,而不是因此消极对待它。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问题的真相是什么?比如失业问题,它为什么产生?它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轻重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对的办法是什么?学界提供的思路有效性怎样?从全局上了解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就不会轻易地情绪化地去对待了。
  问题暴露得越彻底,展现得越深刻,说明改革发展越是走向纵深。这给一切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为了解决解放战争相持阶段的难点问题。道理是一样的。丛书所描述和展现的诸多问题,个个是难点,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实践正在进行,实践还没有结束。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问题研究、论述,提供解决问题的种种选择,不仅可供领导者参考,而且也可供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如果可能,也可起到解疑答惑的作用,把前景和希望告诉群众,把困难和问题告诉群众,这就是将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与亿万人的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就是研究社会,特别是研究当代中国。但囿于学科分工,我们一直缺少这样的机会聚集一堂,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现在,今日中国出版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可以一册在手,全貌在胸。出这样的书,实在是好主意,好举措。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中国的学者谈论中国问题是应尽之职。这部书的作者虽然政治倾向相似,但由于视点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论述问题的提法可能会有差异,也可能有不妥之处,祈希读者提出批评。
  丛书组稿的时候,正逢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但他开创的事业将会永存。我想,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尽可能地将前进道路上的问题研究透彻,阐述明白,给老百姓一个“说法”,为各级领导同志的决策提供一种参考——这是最好的纪念吧!

                           许明
                      1997.3.28于北京建内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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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那几年的经历 - 来自《思痛录》

——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   许多文章和电影表现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写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场景,抄家呀、打人呀、游街呀……很少写到后几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来说说后半截。   1973年,已经是“文革”第七年了。我们那个干校的“学员”,已经陆续被指名调回北京。凡是到这时还留在干校住“早稻田大学”的,都不免心里窝囊,嘴上牢骚,不知几时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种你斗我、我斗你的 “革命情绪”,早已烟消云散;“军管”也已管不住我们这些军心已散的兵。人们在闲谈时、歇工时,不由得从心里冒出……去看看 

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讲演 - 来自《哈维尔文集》

(1995年3月29日)   [捷克]哈维尔著  唐晓渡、崔卫平译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从一个简短的个人表白开始:除了80年代后期的一个短暂阶段,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都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国家。随着数十年的时光流逝,我已习惯这种荒诞的处境,我确信我永远不会去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不必说访问像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大陆了。在我的头脑中,澳大利亚是那些传说中的、无从抵达的世界之一,是一个不能进入的世界,如同一个人不能登上一个遥不可及的星球,或步入另一个世纪。   几年前一切都变了。世界向我们所有的……去看看 

第五章 内部规则:自由的法律 - 来自《法律、立法与自由》

埃弗罗斯(Ephorus)对克里特 (Crete)宪法所做的描述, 也许充分道出 了该宪法所含有的最为重要的规定。他指出, 该立法者似乎当然地认为, 自由是一 个国家所具有的最高的善, 而且也只是基 于这个理由, 他才规定财产明确地归那些 拥有它的人所有;相反, 在奴隶制的条件下, 一切都归统治者所有, 而被统治者则 一无所有。——斯特拉伯法官的职责 现在, 我们必须努力对那些源出于法官裁决纠纷之过程且一直是立法者竭力效仿的模式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独特属性做出更为详尽的阐释。有论者业已指出, 个人自由的理想似乎主要是在法官……去看看 

中文版序言 - 来自《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1960-1965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5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11篇,否定的评论有3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去看看 

第二章 佃农理论 - 来自《佃农理论》

在本章,我们将推导出分成合约下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自由市场中私人产权约束条件下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前提上的。在资源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的条件下,每一个合约当事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绝通过协商达成的分成合约条款。除非有特别的说明,我们假设签订合约的成本为零。①[1] A.所定义的解 在图1中,垂直的供给曲线的横坐标S表示属于某一地主的土地总面积。h表示某一佃农所承租的土地面积,q表示产品。在一个佃农(或一户佃户)耕种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的边际产出量随着h的增加而减少。假设地主征收的地租是年……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