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反右倾运动”是反谁

 《思痛录》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我曾在1960年初回过一趟怀来乡村。我偕同邹获帆,一起回到我们曾全心全意歌唱过的西榆林,接待我们的刘振声和高江云,正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算账。原来大队统一核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不能不分开。他们两个说:“真丧气,一家子到了分家的程度,光景还能好得了?”我们去食堂,食堂已不开饭,炊事员也散了,各人仍回自己家做饭。因为没法开饭了,开不起了。既曰食堂,总不能给人家开野菜糊糊喝,要煮菜炒菜,要蒸干粮,办不到了!只见还是半新的白生生的大笼屉,丢在过去的食堂里,满是尘土。然后我们又到猪场。这是过去我们大家苦心经营的集体财富,先进单位。郭沫若亲自来题过诗的。凤子还在这里同猪合过影。张家口畜牧学校师生用青贮发酵饲料喂猪,揭开盖一股酒香味。巴克夏猪喂得像牛一样大。那时何等风光!而现在,猪正在大量死亡。人都没的吃,猪吃什么?猪场还没有解散,猪场年轻干部高江贵正在屋里低头写检讨,他说:“要检查‘五风’,我们场头一样五风就是大量死猪。”他其实弄不清上头所说的五风是什么。至于大炼钢铁的那些废墟就根本不必谈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是反动。我岂有不知?但是我却拿不出什么事实来反驳她,只得装作没听见。我的大女儿那时已上小学,而且是先进生。她回家老来磨着我:“妈妈给我讲一个忆苦思甜吧。老师叫回家来找家长讲。”可是我没法讲,我说:“妈妈家里从前不苦。”

  “不苦,你干吗革命呀?”小孩子也会提问。

  “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我只能讲这种为孩子所不能理解的话。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农村城市都是这样。彭德怀元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他的万言书的。他的话许多人都在本机关里说过,而且并非由他“引诱”所致。因为他那万言书刚送上去就被批判为反党夺权,一般干部根本看不到,从何引诱起?那个万言书,先是发至省军级,作为党内的反面批判材料,后来大概才到了县团级。作家协会算是省级机关,我是党员,级别高,因此才得以寓目。我看了,老实说,只觉先得我心,实在不知有任何反党之处,夺权更说不上。但是,却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全打了进去。

  长辛店机车厂打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李树森,人大代表。这个人原先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青年铁路工人。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之后,他跟在苏联总工程师身边,学文化,学技术,从而成长起来。他出身既好,又有技术,提拔又快,号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一回却成了批判对象,成了“典型”。根据是他的言论,他不过是说,咱们的工厂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工作方法太不科学了。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还能让人思考研究什么问题?他说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20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有什么问题按次序进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其它时间是自己主动支配的……就这些话,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一天只办20分钟的公。另外还加上一条,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到资产阶级方面,你看他身上一件体体面面的黑色呢大衣,哪一点还像个工人阶级?……结果,下一次再开会,我就见他换穿了一件蓝布旧棉袄来。

  在那个批判会上,我也曾跟着发了一些类似“评论”的言论,例如说:“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竟也会变质,资产阶级侵蚀真是太可怕了。”但实际上,这个例子不是像大天白日一样的明白吗?这就是说,工人只能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阶段,才叫保持阶级本色。如果你掌握知识了,知道科学了,想用科学方法来扭转愚昧了,那你就算变了质,哪怕是从苏联学来的也不行!最标准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这才是对国家的未来危害最大的“指导思想”。

  另一个我所知道的挨批典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通讯员冯振山。他是个农民出身,在机关跑腿送信的一个粗人,绝非知识分子。那年他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机关之后,不免向同事们讲了一些他目睹的家乡实际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人们挨饿,大跃进造成了农村经济严重破坏之类的话。他级别低,文化也低,决不可能看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同机关里那些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向来没有来往。但是他说了这些话,他直言不讳,竟然由此变成右倾典型,开了他多少次的批判会!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倾”罪状。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因“右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厅。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 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那时她们村里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一风吹,不算了。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你们不同。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倾,等等等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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