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一位社会学家克莱伯(Ian Craib)说:“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你就会看到前此未曾看过的事物。”54 我们现在正是想尝试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历史。

  前面说到:古代中国人没有提出一种系统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他们所经历的历史,55 而现代以来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的一种“五阶段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却明显地不仅带有强烈的现代西方的色彩(如集中于经济原因),而且带有中国所处的二十世纪这一激烈动荡的过渡时代的特定色彩(如集中于阶级斗争)。且不说这样一个强调不断变动和造反的理论是否适合于一个正欲进入长治久安的社会之需,对于兴趣尤其在过去而不在未来,尤其在对历史的学术性解释而不在对未来行动及决策的政治性预测的学者来说,心平气和地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当然要有一种世界的眼光),大概能使我们更恰如其分地看待我们祖先的历史,从而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由于上述“封建社会”模式的支配性影响,1949年以来的大陆学术界一直不重视对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研究,此一领域是为冷门中的冷门。在迄至八十年代初之前的三十多年中,笔者仅见有张晋藩等著的薄薄一册《科举制度史话》及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出版。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此类书籍先是有王道成《科举史话》及许树安《古代的选士任官制度与社会》等,后来黄留珠考证甚详的《秦汉仕进制度》及宏观叙述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阎步克选材精审、叙述连贯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等亦纷纷问世。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著作深入细致地研讨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九十年代以来,此类书籍明显增多,显示出一种繁荣,然而质量尚参差不齐,其中有一些在材料之爬梳、考订方面反不如以前之精审,而是常为泛泛的、重复的叙述,有些著作则过于注意如状元等鼎甲人物或者奇闻轶事。台、港近半个世纪来则不间断地有研究科举的著作推出,但总的说,这些研究与大陆近几年的著作一样,主要还是一种制度史的研究,并因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特别注意于选举后期的考试制度。

  海外一些学者受到欧美社会科学的影响,又有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研究古代选举者,如柯睿格(E.A.kracke)对宋代科举的研究,56 其中成就最著者如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其英文书名直译为《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副标题即为:“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57 作者通过对大量功名获得者家世资料的量化处理与统计,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程度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作者在此引入了社会学的概念,然而主要是从社会流动、而非从社会结构着眼。58

  社会的垂直流动意味着个人在社会等级阶层之间的地位变化。除了某些简单和原始的社会,所有社会大概都有某种垂直的社会流动。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上升流动的一条捷径是通过教会。59 过去一般认为,现代工业社会里的垂直流动(特别是个人的垂直流动)现象要比以前的社会为多,但新的研究表明,即使如此,其数目亦属有限。60

  涉及到社会流动的一个较极端观点是普兰查斯(N.Poulantzas)的观点,他认为,即使所有的资产者一天一天(或一代又一代)地下落到工人们的位置,或工人们一天一天(或一代又一代)地上升到资产者的相对位置,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总会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位置,这是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方面。普兰查斯的观点是一种相当极端的结构决定论的观点,在普兰查斯看来,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中的人毫不相干。泰洛德(Claude Thelot)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指出,在此,个人或家庭的命运没有被当作注意的中心,且社会结构与结构内人的流动规模之间并非互不相关。他认为,一种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等级制社会,和另一种新一代青年人都可以有机会发展的社会,在本质上不是一回事。61

  最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流动的自然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然而,许多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往往是孤立的量化研究,没有与社会结构发生联系。 这正如波兰社会学者韦索沃夫斯基(W.WesoIowski)等所批评的一样。62

  而我不仅想注意社会结构对流动的影响,还想注意一种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才有的现象,即一种制度性的上升流动不仅已成为持久的结构性流动,而且这种结构性流动已使社会形成为一种流动性结构,即流动已进入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成为其持久不变的成分。在我看来,仅仅从社会流动入手,还不足以透出秦汉至晚清这两千多年来社会变动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不足以透出它与西方社会形态相比的自身特色。中国在这种历史发展中,社会已渐渐由一种封闭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为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此即为“选举社会”。

  我们还须再观察一下“结构”的含义。布罗代尔(F.Braudel)指出,“结构”一词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所有的结构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阻力表现为人及其经验几乎不可超越的限制。可以设想,要打破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是何等困难的事。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63 这是一种与在现代人中流行的急邃变化的短时段时间观相当不同的时间观,这也正是我们所要采取的时间观,即如明人张和仲所谓的“千百年眼”。64 断代的或更为局部的时间和地域的研究或能更真切地展示细节,但有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个较长的历史单元作出一种社会结构的解释。

  琼斯(Jones)说,近年来社会学对历史研究的最主要影响是引入了阶级与社会结构的概念。65 社会“结构”或“组织”( structure or organization)的概念借自物理学与解剖学,有多种看待社会结构的模式,如强调个性、强调类型差别的文化模式型;强调共性、强调普遍原理的结构功能型;以及强调矛盾、斗争的冲突型。66 后一种模式也许较适于描述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变迁,而要描述一个较持久的社会类型,则可能最好诉诸前两种模式的某种结合。这也涉及到我们所欲采取的一个观点,即希望从和平、从合作中看进展。

  除了历史文化的因素之外,我在社会结构的形式定义方面相当接近于布劳(Peter Blau)的观点。布劳指出,在词典里,“结构”通常被定义为由一些相互依赖的要素和部分所组成的事物。“社会结构”的定义就是由下述这些基本要素所确定的:不同的社会位置、社会位置占据者的数量以及位置分化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根据这一定义,一个社会结构既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这些不同部分又是相互关联的,即一方面是社会的分化,分层,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的整合。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异质性相交叉的程度或者各个方面的社会差异发生关联的范围。布劳并指出学术界有关社会结构的两点歧异:1.它是指社会关系的经验结构还是指理论模式;2.它主要应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分析。67

  富永健一把社会结构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各种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的层次(微观层次)到整个社会的层次(宏观层次)划分出若干阶段,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区、社会阶层、国民社会。他认为在这些阶段的哪一个层次上进行结构分析,是社会结构概念化时的层次选择问题。社会阶层或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同社会群体及社区一样,是由一定的界线所划定的人们的集合,但它不象社会群体那样以内部有互动的积累为条件,也不象社区那样以居住地域的共同性为前提。而国民社会是与现代国民国家的地理广延相吻合的最大社区,对现代社会阶层的分析通常是以国民社会为单位来进行的,所以它可以说是国民社会的横切面。 富永健一指出在社会阶层定义中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所谓“社会资源”,是对满足个人需求或实现社会系统的功能先决条件所有用的、因之人人都想得到而又相对稀少的、为此从个人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出发赋予其价值的有形及无形的对象。社会阶层亦即社会资源在国民社会内部不平等分配的状态,是指一种基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的地位划分。将20世纪美国型的社会阶层概念与19世纪欧洲型的阶级概念相比较,社会阶层的研究具有分析性、多元性、过程论和实证性的特征。68

  我所取的观察社会结构的角度自然也可以说是属于一种广义的、基于全体社会的社会阶层的分析,但我所涉的不是现代社会中那种相当松散、微殊、变换和多元的社会分层,而是传统社会中的一种严格、悬殊、一元和数目很少的等级分层,而且,我所集中注意的是个人在这些等级阶层之间的流动。等级阶层与流动结构可以说是我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两个基本点。

  贝尔(Bell)倾向于认为现代社会的几个主要领域是分离的,社会可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社会结构主要指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是决定社会上个人生活的主要组织的结构:如个人的职业分配,青年人的教育,政治冲突的调节等等。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思想靠发现一种表达基本格局的语言来认识自然,犹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察的问题。”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例如,对托克维尔来说,平等是说明美国社会的中轴原理。对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对阿隆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69

  而我在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态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中心问题又是否可以作为考察它的一个恰当基础呢?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广义的社会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与声望)的不断再分配,统治阶层、社会上层的不断再生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则是个人在一个社会中所能有的合理期望,个人所不断寻求的上升途径和发展机会。 借用一个政治学者拉斯威尔(H.Lasswell)的话来说,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怎样得到。70 这些人们所欲得到的东西,当然是那些普遍为人珍视、能使自己超出社会水平线、从而也总是显得匮乏的资源,而究竟哪一些人能够得到,他们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得到,在我看来,就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轴心。

  我认为,这种资源分配或者说归谁所有的问题确实是划分社会形态的一个基本标志,而不论我们如何理解这类资源的范围或者在其中最强调什么──如生产资料、或者政治权力、法律身份等等,这种强调只涉及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并且,划分不同文明的不同社会历史形态恰恰有必要不是使用统一的标准,而是使用不同的标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来说,广义的资源分配是最重要的。贝尔说,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71 布罗代尔也认为∶要打一开始就承认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72 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常常容易对社会资源作过于狭窄的理解。

  我曾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的“代序”中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划分社会结构往往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极其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它对社会结构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当我们将此一原则应用到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尤其是应用到非西方的历史社会形态时,却宜有一种自我反省和警惕,因为中华文明确实表现出与西方文明相当不同的特点。如果说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具有浓厚的礼乐“文化”的色彩,古代中国那些左右形势的人们,看来并不把经济发展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把经济财富的不断和大量的增长作为人们幸福的主要成分和必具条件。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道德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似乎愈加重要和明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实际上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种“学而优则仕”了。

  这就回到了我为什么要提出“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这样一对概念的考虑,它们意味着一种观察角度。简单的说,提出这一类范畴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上升渠道和发展条件,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多少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机会。在此我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实质性的,即社会的等级分层结构,注意的中心是社会分层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由于有一种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与社会名望这三种主要价值资源联为一体的情况,而政治权力又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所以“仕”成为主要的出路,对“仕”的强调可以说是一种四千年的一贯制。就像现代社会相当“突出经济”一样,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也一直有一种“突出政治”的色彩,但是,如何能够入“仕”,究竟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入“仕”,对于社会等级分层来说还是更关键、更优先的问题,而在这方面,秦汉之后的中国显然摸索着走出了一条在世界文明中极为独特的道路,需要我们作出一种恰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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