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读《新乡土中国》

 《新乡土中国》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铺卷,这个世界越来越趋附于、同化于主流。就学术圈而言,有一股旨在与主流的西方学术接轨的强势声音,这是展现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学问的声音,是以本土现象印证或修补西式理论的声音。沿着这样的声音去追寻,可以发现当前流行的治学路径是经院式的:从既有的理论(一般是外来的)出发,从书本出发,以社会现象为注脚,以完善和建立一种理论或模型为目的。这样的从理论到现实再到理论的治学流程,是以“理”为出发点、为重、为归宿的,是讲究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维护学科阵地的;而对于本土现实则表现出客观式的冷漠,本土现实只是维护、解释或修补理论的工具。这样的流行导向体现在中国农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农村的现象,形成了当前对中国农村的解读和对当下农村处境的理解充斥着某种草率、粗暴和情绪化的倾向,形成了宏大话语霸占整个中国的社会理论的现象。如经济学界认为,正是集体化、产权制度的不明晰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所以私有化正是土地改革的必然趋势;再如,根据已经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认为我国广大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是政策或制度问题,等等流行看法。如此话语流行之烈,以至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大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

  然而,现实生活是多样的,生发于现实生活的理论观点也应该是多样性的。在主流话语的天马行空之下,我们隐约听到了更为切合本土实际的“另类”声音,虽然与主流相比,它显得是那样的边缘、弱势、不入流、趋异: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应返回国情,返回常识,返回个案中来,应大力践行精细性的研究。《新乡土中国》的作者贺雪峰在本书里所发出的就是这种另类的声音。

  在书中,作者呼吁返回国情中来。人多地少的压力,城乡二元结构的加深等基本国情应是理解、解决一切问题的制约性前提。然而一些流行大话语却无视这样的基本国情。以连续数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某些地区农民收入不升反降的原因的解释为例,流行的大话语是:因为国家政策或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将农民本来可以增长很快的收入抑制了。认为是国家一系列农业和农村政策不好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业信贷,国家应投资兴修水利等;而认为是制度不好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应将农民放活,农业放开,应让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和完整的土地产权,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寻找增加收入的办法。针对这些流行的大理论、大话语,作者敏锐地指出:当前农民收入问题明显是结构问题而并政策或制度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一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份额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占总人口绝大比例的农民要大规模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个漫长的过程,如再过30年,既使从农村中转移出4亿人,城镇人口达到8亿,按照现有的人口净增率,到时仍会有8亿人在农村,到时仍有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占有越来越少的农业份额。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是由经济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的不协调决定的,加入WTO之后,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较国内低,进一步使农民收入锁定为结构问题。要拒绝大话语,大理论,要改掉制度、政策决定论和市场浪漫症的毛病。就应该多进行社会调查,切实进入到中国实际和中国农村研究的实际。虽然国家的某些具体政策可能不利于农民增收,可以研究改进;某些具体制度可能对农民不公平,也可以考虑修正,但相信一好政策就灵,一好制度就灵,其实是无视国情的大理论和大话语。

  作者呼吁返回常识中来。常识是基于事实上的理所当然的经验性知识。当前某些流行大话语已经有违常识,如对毛泽东时代的全盘否定。作者作者借评价吴毅的著作,对缺乏常识的大话语进行批评。吴毅研究得出了一个常识性结论,即:在他所调查双村农民的历史意识中,农民关于国家的公的观念和关于个人的私的观念是能够协调的,农民并不怀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真实和完整性。而从西方产权理论来看,合作化的过程即是土地产权收归集体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必然发生农民集体抗拒,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然而,只要研究者尊重诸如双村等农民的常识性经验,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道理:与其从产权制度方面说正是集体化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结论,不如说是因为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因为管理不适应(经验不足)而产生了效率损失。作者进而认为,应自然而然地理解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期间取得的巨大农业成就。再如,大话语认为:人民公社期间“大呼隆干活”式的磨洋工是一种制度存在问题的表现,是人民公社不好的强有力的证据。作者返回到常识上,在反复地问过农民的亲身体验和常识性看法之后,认为事实是现在农村的懒汉比人民公社更多。不仅懒汉多,而且种田技术也在退化。农民现在的懒是有依据的,一是现代科技的投入,如更加依赖化肥和农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太少,过于精心种田是不划算的事情。现在比起人民公社来,最大的缺点是农民无法组织起来利用大量休闲时间维护农田水利设施和其它基础设施。而正是毛泽东时代建成的极其庞大的水利工程和相当完善的农田基本建设,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保证。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磨洋工和偷懒的现象,但人民公社也许是中国自人地关系紧张的最近500年历史上第一次最少偷懒、最多建设的时期;毛泽东时代农业和农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的大量积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为当前农业生产留下的众多水利设施等等,足以让所有尚存常识的人感到骄傲。

  在书中,作者再三强调:返回个案中来,在对个案的细致研究中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在比较中予以分类。因为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由于传统资源的占有不同,由于区位不同以及具体社会、自然基础的不同,农村在当前的大变革中处于不同的分化状态,就没有办法用同一标准对农村进行普适性的理解。当人们讲到村庄时,往往要么是在说一种类型的村庄甚至是某一个村庄,要么是在抽象地说所有中国村庄,而很少有差异分类型地说到中国的村庄,研究中国的村庄。有差异分类型地研究中国村庄的起点是先做好一个个个案,对个案进行“解剖麻雀”。作者正是在对湖北荆门农村等地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开始他的分类研究的。作者认为,如果不能对数量庞大又发展不均衡的中国村庄进行适当的分类研究,农村研究很难提升一个层次。如根据村庄生活的面向,可以分为村庄生活外倾型的农村(湖北荆门农村)与村庄生活内倾型(江西宗族村)的农村;村庄生活内倾型的农村又分为社会关联度弱的农村(江苏如皋农村)和社会关联度强的农村(浙江温州农村)。又如作者把现实中的村治型态依据村干部个人能力和品性划分为好人、强人、恶人和能人四种可能的理想村治型态,这便于把握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现状及其变迁;此外,村务有积极村务和消极村务之分;当前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可以区分为分配型村治和动员型村治;而村庄精英则根据不同参照点可以区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高大威猛型精英和细小琐碎型精英、经济精英和非经济精英、在村精英与不在村精英、积极精英与消极精英、赢利型精英和保护型精英等。至于农村计划生育,流行的大话语是以为全国农村都在超生。作者认为,其实计划生育是当前农村工作中最不平衡的。在地方政府与村庄文化战争的拉锯中,在江西和安徽阜阳,农民无论穷富,是不生儿子不罢休的;而在湖北荆门和苏中苏南的农民则是允许生第二胎也不愿再生。
作者进而提倡,农村研究应精细化。其实个案和分类研究就是精细化的一种努力,或者是精细化的基础和开始。正是由于作者的精细化研究,作者得出了一些精辟观点。如,作者认为当前农民的抗争的特点是:非对抗性、针对乡村两级、有区域特点、主要限于经济要求;而且进一步独到地认为,只要中央继续稳定当前均分的土地承包制度,逐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农民的抗争行为可能不仅不成为大规模反抗的导火索,而成为释放农村社会不满,沟通农民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减震器。再如,一般认为富裕与民主结合起来,比贫穷与民主结合起来的力度强。经过作者的精细研究,认为当村里经济收入巨大而村集体又有巨大的收入分配权时,敢于许诺且不愿公开村里财务收支的村支书便大批地获得村庄精英。是村庄精英而不是一般村民在村级治理中、在民主进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富裕的村庄与民主结合,也有麻烦的时候。再如,一般认为民主的核心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决定,所以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也是多数人决定。然而作者说,占中国农村最多数的,是少数人决定的村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村民自治不具有暴力后盾,村务决策中的多数原则如果在实施中不能获得足够支持,就施行不下去;在缺乏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反对公共工程决策的村民可以轻易拒绝对人、财、物资源的提取;另一方面,当前的大多数农村,因为人口流动和迅速变迁,村庄舆论大多解体,大多数村民的意愿构不成对少数村民的足够压力;而且由于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农村的普遍贫困化,造成大多数村集体不仅缺乏经济资源,而且缺乏可以控制村民的其它资源诸如文化和政治资源。于是造成不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少数反对者即可以阻止协商达成关于村庄公共工程决策的现象。作者一再强调,乡村治理其实就是让制度与惯例或乡村既有资源不断试探,不断接触、不断融合,从而双赢,达到善治的过程。善治不只与下乡的制度有关,更与当时当地既存的惯例、习俗、传统资源等社会基础有关。作者在阐述这个观点时主要分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不能崇尚唯制度论,因为每一种制度都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制度可以在实践中产生一些修补主体制度的补丁制度,从而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制度实施的社会基础很重要,看起来是外来制度的好坏造成的村治状况,其实是村庄本土资源的根基不同。如,人民公社时期,华南农村普遍存在村庄秘密共守的情况,那时农村干部依然是村庄庇护人;而即使在今天的北方农村,那些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中也很少有真正的村庄利益庇护者。再如,同样是三提五统的征收,湖北的荆门为了多收可以大大地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与国家政策无关,却与当地农民的内向性格和当地村庄共同体的解体高度相关;而吉林一些农村就不能为了多收去大大地虚报农民纯收入,因为当地的农民性格外向直爽,农民会拒交税费,干部会有羞耻感。

  作者不但提出了返回国情、常识和个案,提倡精细研究,他还找到了贯彻其理念的视角,为走这条路的人指出了方向,并身体力行地破了题。如,他认为现在的村委会已是半熟人社会,这不但可以理解村委会选举这类事件中村民一致行动能力的缺乏和“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的原由,而且可以构成理解当前村委会一级诸多事件新的视角;再如,他提出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用以说明村民可以具体建立起来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应对事件的能力,由此可以沟通并理解“人际关系理性化”、“派性”、“圈子”、“村庄社区记忆”和“村庄生活的面向”、“村庄共同体”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之间的联系;再如,他认为,当前农村权力网络运作的依托有越来越理性化和利益化的倾向,这显然是传统宗族、亲情、面子、声誉、道德、信仰以及共通的是非标准的缺失而造成的结果,所以,如何为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实在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又如,作者着力谈了村民代表、村民小组会议、村民小组的治理、模化的权力结构等,作者认为村民小组会议是一个观察农民生活及公平感的窗口,是观察农村民主政治、乡村治理基础的窗口;因为村级治理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现在恐怕还应该关注一些村民小组的治理;在一些地区,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在一些地区是村民自治的制度生长起来的基础。作者在其他章节一再强调应该更为细致地考虑村庄秩序的民间基础等。总之,作者为我们更为具体地开辟了对农村进行精细研究的领域和视角。这就为愿意走这条路的人作了指引,就为这另类声音的壮大,路径的拓宽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通观全书,作者所关注的重点、真正的兴趣在于真实的世界,在于如何解读复杂无比的现实的“三农”。现实中的“三农”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者在乡下搞调查,这一搞就是几年。几年里,他被真实的农村世界里有待解释和说明的现象所充斥和激发,由此他有了对农村研究的第一发言权。他所走的路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寻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的路,是从实事中求“理”,再把“理”运用到实事中去的路。一句话,是“本土式”的路。这种从现实到理论再到现实的治学路径,重在解释现实,并力争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它也绝不轻视有关研究对象的既有理论,只是把有关理论做为研究背景,或做理论悬置,然后在其参照下进行的实证研究,用有用的方法进行分类别的、深度的调查并进行提升。沿着这种治学路径走过来的人是具有实践智慧的,是言之重“实”、重问题的,是关切现实的。这样的治学之路当今是极其稀有了,当今也鲜有由于走了这样的路而发出的真正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在现实约束下的真实的学问。因此与主流的大话语相区别,我们把埋头走这种路的学者发出的声音,叫另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种研究以理解中国农村,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理解构成当前中国现代化巨大瓶颈的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现状方面的背后原因,弄清各种现象之间规律性的关系为目的,试图建构一套适合于理解中国农村的概念体系,将中国农村当前特殊的处境与特殊的问题揭示出来,从而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方略提供理论的和学术的基础。”与当前某些农村实证研究的视野向外,为了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对话不同,为了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不同,这种政策基础研究的目光指向农村本身,因此而建构起来的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研究理论不一定对国际学术界构成挑战和冲击,却一定会对中国农村的政策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产生影响。

  其实,这条研究农村问题,理解和把握农村社会的新路,其背后的支撑点必然涉及到学术价值观和学术关切的问题。作者贺君是农民之子,祖宗八代都在农村。所有搞“三农”研究的人,都知道进行农村的调查研究首先是个感情问题,然后才是个学术问题,因为一个缺乏对农村感情的人甚至无法解决自己在农村的生存适应性问题,更遑论在农村长期调查中,在农民的生活场域中对农民进行常识的、个案的、实事求是的“投入理解”和“换位思考”!这里又涉及到学术中立与否的争论。我不想就研究之外的社会功用和研究之过程的客观逻辑进行分析,只想提一些问题:在研究农村问题时,为什么会特别地感到理论失灵,觉得从书上所学的理论根本就离现实十万八千里?农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是否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是否比既存的理论更发人深思?作为有着8亿小农国度里的知识分子,真正应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使命?替农民说话又如何?为什么不有学术的社会关切?

  既然乡土中国处在新时代,新背景、新变迁之中,既然越来越多的明白人愈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的发展所不可复制的,既然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谋阶层或群体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关注弱势群体,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并考虑问题理所当然是份内之事;既然在学术争论上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么,就应该有与主流话语并存的另类声音存在并发展壮大的空间,而因这另类声音的弱小但又极其可贵,理应得到鼓与呼。

  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新乡土中国,孕育着当代中国农村研究和农村发展重建的新希望。

  贺雪峰著,《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作者:何慧丽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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