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轰炸声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号召中国要以英美为师,这是很有趣的。自由主义的这种逻辑是建立在把英美的“好”(政体)与它们的“坏”(霸权主义)区分开来的基础上的,

  所以这好的一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谴责这坏不能把好的一面也牵扯进去。这种思路运用于当代中国,也就是区分出理想的好的市场经济与目前的不健全的市场经济。这种思路是非常现代性的,与过去我们的领导经常使用的说法异曲同工:把毛泽东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对待。新儒家不也总是用这样的方法吗?这种方法,谁不会呢?区分完毕,心安理得了,万事大吉了。但那些坏东西是怎么来的,也就不用追究了。

  二

  一位先生说,“美国之音(VOA)是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可在美国本土不能播出,因为政府卷入媒体被认为违背新闻自由的原则。”这能用来说明美国的新闻自由原则的普遍有效吗?想赞美它的“好”,却无意中暴露出了这所谓“好”的边际。自由主义在论争资本主义政体是普遍有效的还是仅仅是地区性的时候,立场是从来不含糊的,但我们总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为中看到那些所谓的”好” 的东西的边际。所以美国之音不可在国内播出,对外则是另一回事了。人道主义恩泽在它们国内我们大可想象是雨露滋润,《拯救大兵》甚至让第三世界观众也为这种温情感动,而对待他国则可不同了。炸死别国的人民,道歉一下,遗憾一下,继续炸,反正炸死平民不可避免。为了救阿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而自己国家的人最好是一个不死,所以美国喜欢用轰炸战略。

  三

  所以即使被炸了使馆,也要区分好坏,一面看飞机导弹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头顶上转悠,指不定什么时候炸到自己脑袋上,一面啧啧赞美它们国内的“好”,告诉我们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那些“好”,应该是我们的明天,是文明。可是 “好”的政体怎么会如此使坏,如此将别国的人不当人看待?“好”的政体怎么无法制约北约的飞扬跋扈?抑或“好”和“坏”之间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资本主义国内没有“坏”吗?这位先生说:“美国的媒体当然也是被各种金钱、权力力量所操纵,但却不是(在体制上)直接由美国政府所控制,这个区别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区别是控制的方式不一样,在中国是直接由政府操纵的,在美国是由“各种”金钱、权力力量所操纵。(我不相信政府不操纵它,而是间接一点,躲在幕后,看不见的地方,所以看起来象没操纵一样。)我不知道刘先生所说的“至关重要”是什么意思,但推论于自由主义官惯常的思路,大概的意思是要比一下,谁和谁更坏,这是“新左派”所道出的自由主义的另一法宝:比坏。那意思是,资本主义虽然有坏的地方,但社会主义更坏,所以要选择资本主义。你看社会主义死了那么多的人,压迫了那么多的人。如果问,资本主义历史上也杀人,发动战争,则答资本主义知错就改(有纠错机制),现在不好多了吗?如果继续问但现在不还炸人吗?这也难不倒自由主义,不是还有刚才所说的法宝——区分好坏的法宝吗?我怎么觉得自己陷入到鬼打墙里面去了。

  五

  这位先生接着说:“同时,不要忘记,也有无数人在为相对自由公正的媒体而不断斗争,这包括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正直的新闻从业人员,以及集结起来的美国普通民众,包括弱势族群的成员。他们的斗争也不是毫无结果的,否则,我不会在CNN上看到那条“异议人士”的字幕。所以,作为左翼的知识分子,在谴责美国政府不义之举的同时,不要把他们一起侮辱了。”我相信,左翼知识分子绝对不会侮辱这些人。但这话段我完全同意,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中“好”的东西并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而是民众们斗争出来的,没有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人民的反抗,就根本没有这些“好”。可是为什么不问问,这些人,在美国的人,为什么现在没有有效的反抗,为什么没办法让美国改变其“霸权主义”的国际战略?第三世界的人们想要反抗,自由主义却说,第三世界的人们没有资格反抗,因为第三世界的人们还在第三世界,还没有达到可以反抗的程度。(因为中国是“前现代”)要等到第三世界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后,有了健全的市场以后,等中国美国化了以后,才可以反抗。到那时候,左派啊,马克思主义啊,就可以出来了,自由主义表示,等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切以后,你们就可以来批判我了。

  六

  所以,自由主义认为,你现在为底层说点话,你就是民粹主义,你现在抨击美国,你就是民族主义,你现在批判现代进程,你就是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对别国如此野蛮轰炸,由此造成的反美情绪倒不合法的,倒是必须警惕的倾向的。说中国学生是受中国政府操纵的,是不明真相的。说克林顿的道歉必须在第一时间由中国传媒告诉中国人民,否则就证明中国传媒的专制性。中国学生是这样容易受政府操纵吗?我所看到的怎么是中国政府尽力在限制学生的行为?说实话,如果我是新闻工作者,我绝对不会把克林顿的所谓道歉迅速登载出来,那是什么狗屁道歉,杀了人,是道歉可以解决的吗?

  七

  在中国,到处看到上层与中层,联合起来压迫底层,到处看到改革的危机向底层转嫁,到处看到国有资产被特权偷盗,到处看到警察、乡镇“干部”飞扬跋扈。资本主义永远是伴随着掠夺而开始的,在西方如此,在中国同样如此。自由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中高呼自由,因为据说他们的自由可以使中国摆脱专制。而他们的自由又是什么呢?据说是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可以作一切事情,而为了实现这种自由,就必须搞私有制。特权阶级把人民的财产偷盗得差不多了,自由主义的私有制的口号也提出来的。

  八

  自由如果不与民主、平等结合起来考虑,自由这个美丽的词就必然堕落为上层人的保护伞,遮羞布,甚至帮凶。自由的价值不是由自由本身来衡量的,而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平等与民主。同样,平等的价值也在于看它容纳的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在当代语境下,我与拒绝对这三者进行排序,而认为必须使三者保持互相衡量、互相质问的张力。现代社会,往往造成非此即彼式的两难选择,这是现代极权话语设下的陷井,当人们认定平等作为第一性的社会导致了极权的时候,实在遗忘了非平等的所谓自由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同样,以主权为借口排斥人权,与以人权为借口排斥主权,都是现代极权社会的扩张行为。同样,民族主义可以导致极权,而反民族主义、鼓吹全球化市场的资本行为不正在把世界送向一个新的极权体系吗?弱小国家的民族权利和弱小国家内部的个人权利之间难道要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吗?什么是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是在国与国之间他坚决地站在弱小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反抗强权,在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上他坚决地站在弱小的底层的立场上,反抗社会压迫。而自由主义怎么把前者称为民族主义,把后者称为民粹主义?难道自由主义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都是为强势说话的吗?

  难怪自由主义最讨厌鲁迅了。

  九

  被称为“新左派”的人其实并不抽象地排斥被归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切,相反,比如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都是在具体的历史中呈现的,所以一切都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得到理解,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好的资本主义理念。“新左派”其实也没有排斥市场经济,但绝对不愿意把它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所以也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行为在中国把市场经济极权化为为市场社会。私人财产当然必须得到保护,但是市场经济并不必然能保护弱者的私人财产,它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需要独立于经济的法律,需要弱势群体的社会反抗得到制度上的实现。而公共财富同样也必须得到保护,它是人们共同创造的,而且是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积累下来的,难道可以允许被一部分人瓜分的吗?它甚至也不是可以能让现在的人们平分的,因为它同样属于子孙后代。而我听到了许多自由主义说什么这些财富与其公共所有,不如归偷盗了它们的个人所有,因为据说只有这样,这些个人才可以用这些财富为老百姓办好事。可以想象,在当代不公正的公共财富分割完毕之后,在有中国特色的所谓中产阶级控制了社会之后,所谓的间接民主、所谓的多党政治会是什么样的货色。

  在中国,最有价值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些勇敢地指出当代中国的特别是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的不公正的人们,而不是容忍、默认、甚至赞美它的人们。但是,这些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二次分配”是不是太天真了些?你动用什么力量来行使这二次分配?国家的力量吗?在官僚与财富偷盗行为如此密切的情况下,国家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熟悉当代中国的人应该知道,上层每一次有利于中层官僚、厂长经理而不利于下层的行为,会贯彻得非常迅速,而每一次稍稍不利于他们的举措,总是步履艰难,其结果总是完全走样。你总不至于更天真地向财富掠夺者说行行好吧!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更大范围的民主,是老百姓有权说话,有权制约官僚、厂长们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上下联合,制约中层是有意义的,我相信,当代中国历史上种种直接民主的形式,对未来中国的社会政治不是没有启发性的。美国教授指斥我为希特勒,似乎只有上层与中层联合,才是中国的出路。我听到了自由主义说改革牺牲一部分人,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我们天天在付,而牺牲的人越来越多了,凭什么呢?如此牺牲的结果还会是好的结果吗?

  十

  别尔嘉耶夫说:“我经历了俄国革命,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而不是从外面硬塞给我的。这次革命就在我身边产生,虽然我非常尖锐地批判它,并愤怒地反对它的恶现象。我深深地厌恶很多移民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某种残暴的力量、不小的一群罪犯所完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直终于真理和光明的。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对革命负有责任,最要负责的是旧制度的反动力量。我很早就认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非常美好的。相反,我早就预见到,在革命中自由将被消灭,极端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将在革命中获胜……”

  我觉得他的话比中国人对待中国革命的认识要负责一点。而中国革命不是一句 “以俄为师”可以打发的,“以俄为师”的经验同样也是多重的。

  十一

  在现代社会中考虑现代社会,最简单的方法是作选择题:现成的答案摆在那里,道路已经设计好了,你要作的是选择听谁的。过去的选择是听俄国的,现在的选择是听英美的。但是,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鲁迅与周扬的闹翻倒不是因为鲁迅发现了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而是他不同意周取消了左翼基石的“国防文学”口号,也就是说,在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他老人家比周还“左”,周只要民族而不考虑阶级了,鲁迅希望两者一起考虑。当然,鲁迅完全知道革命以后他的日子不会好过,他预测自己大概会穿着红背心在上海大街上扫马路。但要他放弃从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如果鲁迅发现俄国问题很大,他也不会一百八十度转弯地以英美为师。

  十二

  阿伦特说的话:“反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主义,是反共产主义者的发明。我所指的不是任何先前的布尔什维克或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曾经相信,但某天因为斯大林先生的作为而面临幻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并非真的是革命者或真正参与政治的人,而是,就如他们所言,失去了一个神,于是又去寻找新的神,同时也找上其对立面,一个新的魔鬼。他们只是把模式倒转过来。但是,如果说这些人的心态改变了,他们不再寻找信仰,而是直视现实,将现实纳入考虑,并试图改变事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管是反布尔什维克者宣布东方诸国是魔鬼,或布尔什维克称美国是撒旦,就其思考习惯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心态也仍然一样。只看到黑与白。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整个时代的政治光谱,不能明辨不同国家的基本状况、各种发展阶段、传统、生产的种类及等级、技术、心态等,那么他就不会知道如何在这领域行动及采取什么态度。如此一来他只能把世界粉碎,最后发现眼前只有一样东西:全黑。”

  阿伦特指示的是另一种思考的方式,不是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将二者联系起来批判。她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是同样残酷的“征收”进程。她思考的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使这个过程受到控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去安排,使得被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工业社会剥夺所有权的大众,能够再度获致其财产。仅就这个原因,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二选一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在任何地方,两者都不是以纯粹状态存在,更因为它们是一对孪生子,各戴了一顶不同的帽子罢了。”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记:

  今年5月8日以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多为自号为自由主义者的,联系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的表现,因此写了这篇随感。此文也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传给一些人,反应是各式各样的,说好的,表示坚决不同意的,翻脸骂人的,都有,也有人认为我只是在说一些常识,劝我不要与自由主义者们论争什么。

  文章的题目有些“吓人”,我本意倒不是为了发布什么宣言,而是针对一位朋友的,他由于看到了5月8日以后所谓“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第一次表示了自己的坚决的自由主义立场,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存心与他“对立”一下。我当然知道自由主义也有各式各样的,但是,说实话,对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确实一点也没有好感。

  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