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个时代,本非易事,何况评论自身所处的时代,更何况这时代是历经钜变、天旋地转的二十世纪。今天面对这行将消逝的世纪,只有缩小视野,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脉络里作一鸟瞰,希望藉此对这世纪增加一些历史的透视与时代的警觉。   

  对中国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近现代以前的历史不是只有朝代的循环轮替。长程累进的演变,就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而言,几乎是无代无之,但是在文明的核心发生结构性的钜变,则是屈指可数。

  我所谓的文明核心的钜变是指中国文化自从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之间跃升至文明层次上以后逐渐展现的一些基本制度与思想的改变。这里所谓的基本制度与思想是指政治领域里的普世王权,社会领域里的家族制度与士族阶级,以及文化领域里的有系统的宇宙观与价值观。这种基本制度与思想因受到冲击而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三次:晚周的枢轴时代,佛教流入的南北朝,以及近现代。如论变化速度、广度与深度,近现代远超过前二者,它带来的是文明转型的变化。

  近现代的历史变化,虽然开始于十九世纪初叶,但那以后的变化却长久停滞在文化的边缘,只限于工业技术、行政制度与业务运作等层面。变化提升到文明核心的层次是1895年以后,二十世纪初才广泛地展开。因此,二十世纪一开始便笼罩在由文明核心钜变所造成的危机之下。

  首先是传统政治秩序的解体。这个秩序的基础--普世王权,自1895年以后即开始受到当时菁英阶层所发动的改革与革命运动直接或间接的冲击,终于在1911年崩溃。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年所看到的不仅是清王朝的瓦解,也是三千年以来支撑传统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之瓦解。同时,随着普世王权的崩解,西藏与外蒙也先后宣布独立,加上1895年台湾之割让于日本,这一连串的事件是中国境内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解纽的开始,在当时不为人注意,却是传统政治秩序在二十世纪初解体的另一面,对本世纪后期的政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文化基本取向的失效。这种文化深层的危机有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是导源于传统文化主流的核心观念的解体。此处的核心观念是指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与宇宙观的组合。首先就价值观而言,源自儒家礼教的规范伦理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已开始全面解体,而传统的德性伦理也逐渐动摇而失序。同时传统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宇宙观,也受到西方以科学为主轴的自然主义的冲击与侵蚀。这种核心思想的解体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基本道德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失控;间接的后果是文化认同取向和精神意义取向的失落。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文化传统与任何其它文化传统一样,自己构成一个意义世界(universe of meaning)。在这意义世界里面,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与宇宙观,一方面供给个人与群体一些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也构成一组指针系统,不但替中国人相对于世界其它的国家与文化作自我定位,而且也使他们对宇宙和人生有一全面的解释,从而在这架构内认识生命的方向和意义。因此当支撑这「意义世界」的基本价值观和宇宙观失序与失效时,文化认同取向和精神意义取向也会因此落空,造成精神上的空虚失落和情绪上的惶乱无主。

  就社会经济领域而言,从表面上看来,中国至少从二十世纪开始已经变成所谓的「二元社会」。一方面是沿海沿江的一些大城巿中出现具有现代社会雏型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广大内陆城乡的传统社会。但重要的是前者在中国社会的比重远不如后者,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尚未转型。这种情形从二十世纪初年大约一直维持到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的前夕。但社会经济未经结构转型并不代表危机就不存在。因为农村是传统社会经济的支柱,而几乎所有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所作的社会调查都显示农村经济是在日益凋敝之中,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地在向饥饿线下降落。1930年代,极负盛名的英国社会史学家唐尼(Richard Henry Tawney)应邀来华作社会调查,曾写了一份极为详尽的报告。他指出中国的农村社会急速地溃烂,农民的疾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他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农村里深重的苦难会爆发为一场社会革命。可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虽无转型的钜变,但其危机之深,并不下于文化领域中的取向危机与政治领域中的传秩统序之解体。

  重要的是:中国在当时面临的不仅是文明核心结构上的钜变,同时也是国族存亡的威胁。一方面是清王朝崩溃后所形成的军阀割据,以及随之而来不断的内战,国家陷于长期分裂。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自1900年前后开始也有空前的升级,由之前以经济剥削与间歇性军事侵略为主的「慢性帝国主义」转变成以连续不断的军事侵略与领土掠夺为主的「急性帝国主义」,中国被瓜分成殖民地的危机迫在眉睫。这内外交迫的紧急情势,在当时形成近代以来空前的国族危机。

  因此,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一直笼罩在由文明核心结构的钜变与国族存亡的威胁所形成的双重危机之下。这双重危机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崛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可以说,共产主义革命是对双重危机的一个响应。而这革命在本世纪中叶的成功,似乎代表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这番革命可以化解这双重危机。但事实证明这是幻觉,革命的成功只是暂时掩盖了危机。不错,国族存亡的威胁在本世纪的后半期已不复存在,但文明核心结构的危机又在重现。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中国的政治秩序。它仍然面临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不论就政权的民意基础而言,或者就权力转移的稳定性或透明度而言,都只能算是过渡性的。中国距离一个稳定的民主法治仍然很遥远。同样对现存政治秩序有严重威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社群而言,正面临解纽与分裂。今天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境内的少数民族的问题,已非癣疥之疾。特别严重的是台湾问题。两岸对统一的看法歧异太大,对峙之局随时可以引发战争。而这战争可以替两岸带来无以估计的损害,国力民生又要倒退几十年。从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看来,今天中国政治秩序所面对的危机仍是本世纪初年传统政治秩序瓦解以后形成的后遗症。

  再看看文化思想领域。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宗教性格。它当年之能有风靡一时、笼罩人心的精神魅力,也正因为这种性格。但是谁都知道,文革以后,共产主义已经失去这种魅力,而徒具形壳。大陆上所谓三信危机是很自然的结果。加上近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所掀起的物欲狂潮,使得中国在精神与道德上已成一片荒原。本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文化取向危机,不但再现,而且变本加厉。

  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取得非常可观的成就,使得二十世纪上半期停滞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了转型的发展。但同时它在社会经济的领域里也存着严重的问题。统治经济所遗留下来的种种赘疣,如国营企业的瘫痪,下岗工人就业与生计之艰难,金融制度的不健全,以及贪污舞弊的泛滥,已是人尽皆知的沉。而经济成长与改革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畸形发展,如社会贫富不均的日深,内地与沿海经济的悬殊,以及生态环境长年受到的严重破坏,在在都威胁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前途,甚至有引发动乱的忧虑。

  

  这些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秩序领域里出现的危机,显示二十世纪的钜变已超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中国因此进入一个空前的文明转型时代。在这转型的过程中自然呈现许多契机。但是,如上所示,转型过程的此刻却也是危机重重,而且这些危机的种因都很深远,不是短期所能解决,势必延伸到及见的将来。因此在这行将跨入下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对当前危机的认识与警觉,没有这番警觉和认识,危机可以吞噬我们,一切对二十一世纪的期盼都将是奢望与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