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叙述,历来内外有别。或情深意切,或熟悉内幕,个中人的说法,往往与外人不太相同。关系密切,可能体贴入微,也可能曲为回护,“自画像”的利与弊十分显豁,关键在于找到恰当的解读方式。

  讲述大学历史或“光荣传统”,除了众所周知的“内外有别”,还有一点同样值得重视,那便是:同是个中人,因立足点的关系,其视野“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件事,比如最为敏感的闹学潮,校长与学生、在校的教授与已经毕业的校友,评价很可能天差地别。本书之选择教授以及校长的视角,借以勾勒“老北大”的精神面貌,基于如下考虑:首先,老北大的教授们颇具自我批判意识,比起学生的情绪化表述来,更值得重视;其次,学生流动性很大,教授们更能代表老北大的整体风貌;最后,之所以强调教授的视角,因此前以学潮为主体的“新文化叙事”,基本上是站在激进学生或某一政党的立场,有必要略做补充。

  本文之选择十篇北大人撰写的校庆感言,按编年史的方法略做铺排,借以呈现北大校史的某一侧面,此乃文章的表面结构,至于文章的深层结构,则是借解读“感言”,建立关于“北大传统”的对话。比起五十年代以后之力图为北大传统“定调子”,从蔡元培到熊十力的“众声喧哗”,我以为更值得仔细倾听。

  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1917)

  1917年1月,蔡元培走马上任,执掌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五百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后者创办的时间,只有前者的五分之一,可如今竟后来居上。以此推论,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

  纪念的话说过,该进入正题了。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作为标尺,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

  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其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系。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Wilheln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阈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二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

  民国初建,蔡元培主持制订《大学令》,便已主张“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出长北大后提倡大学改制,理由也是“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蔡校长毫不讳言其重“学”而轻“术”,甚至称治学者方可称为“大学”治术者只能说是“高等专门学校”。基于这一设想,蔡元培大力扩充文、理两科,并停办了工科和商科,表面的理由是以便集中经费,骨子里却是看不起应用学科。

  三年半后,蔡校长出访英国,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发表讲话,其中有一段可与上述演说相发明:“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蔡校长的这一办学宗旨,影响极为深远,直到今天,北大仍以基础研究见长。

  胡适《回顾与反省》

  (1922)

  胡适与北大渊源极深,从名教授到名校长,到五十年代成为主要批判对象,几十年风风雨雨。难得的是,胡适对这所大学“痴情不改”,遗嘱上声明将留在大陆的藏书赠于北大,去世时灵柩上覆盖的也是北大校旗。见多识广的适之先生,跟蔡元培老校长一样,习惯于将北大置于整个世界的大学发展潮流中考察,不敢有丝毫松懈与自满。为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而撰写的《回顾与反省》,着重在“反省”:即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因此,胡适对时人津津乐道的“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一笔带过——那确实只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不足以作为北大的独创;作为生日祝词,胡适的调子竟如此之低:“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

  二十年代的北大,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气。但其得享大名,部分由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落后,部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就在撰写此文前两个月,针对少数学生因拒交讲义费而闹风潮,“竟致校长以下皆辞职”,北大声名扫地,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题为《北京大学》的时评,对北大之“暴得大名”忧心忡忡:

  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话是有道理的。名誉是社会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会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许过于实际。所以享大名的,无论是个人,是机关,都应该努力做到社会上对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这种大名。不然,这个名不副实的偶像,终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学以二十年“官僚养成所”的老资格,骤然在全国沉寂的空气里,表示出一种生气来,遂在一两年中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这是大不祥的事。

  以上颇为苛刻的评论,大概只有北大人自己可以说;也只有出自北大人之口,才不会招致北大人的强烈反感。历年北大人所撰纪念文章中,对北大的历史与现状具有清醒认识,在“回顾”时注重自我反省而不是自我表彰的,虽算不上主流,但毕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

  至于胡适所说的“暴得大名”之“不祥”,可与五四运动中蔡元培离京时的留言“杀君马者道旁儿”相参照。此语原出《风俗通》,言“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社会的过高期待,一是使北大为满足各种现实的需求而疲于奔命,难得从长计议;一是因获誉太容易,而使得北大很难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胡适称:“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既要发扬传统,又要忘记虚名,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胡适的提醒,在我看来,百年后依然有效。

  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

  (1922)

  这则署名守常、刊于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短文,极少受到关注。编辑态度极为认真的《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等之未收此文,很可能是“有意遗忘”,因其与世人眼中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著称的李大钊形象不太吻合。这则“纪念感言”,只字未提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也没有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立论,反而批评北大“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尤其是下面这段话,似乎与其激进政治家的身份不很协调:

  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在我看来,这正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过人之处。毕竟是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将“学术上的建树”,作为北大成功与否的关键,而不以党派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为标准。即便是已经投身实际政治的职业革命家,论及大学的功能,仍坚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及“百年树人”的古训,这比日后不时腾起的“阵地”说或“堡垒”说更具魅力。

  鲁迅《我观北大》

  (1925)

  1925年12月,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鲁迅为校庆二十七周年撰写了《我观北大》。与蔡、胡等人不同,鲁迅始终不是北大的专任教授。从1920年8月起,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在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讲课虽大受学生欢迎,可根据规则,兼课者只能算是讲师,对校务没有多少发言权。在女师大风潮中,作为讲师的鲁迅挺身而出,支持学生的抗争,于是招来北大教授高仁山的讥讽。高氏在《晨报》上发表《大家不管的女师大》,称专任教授应该管理学校,“不要让教一两点钟的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于是,论到“我观北大”时,鲁迅首先反唇相讥:“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

  因北大文科教授中,章门子弟占主导地位,本就遭人忌恨;加上鲁迅爱管闲事,即便只是兼职,也被指认为“北大派”。北大本无派,可既然被“圈定”了,在鲁迅看来,这也不坏。因为,北大自有其值得骄傲的校格。“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也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北大还是活的,还在生长,照鲁迅的说法,“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既然如此,却之不恭,“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虽是命题作文,鲁迅也能自出机杼,千把字的短文,还连带扫了一下章士钊的“整顿学风”。当然,命题作文也有难处,以客卿的身份,不太好说北大的坏话。文章结尾,鲁迅预先声明,明年若再出纪念刊,难以从命,因为,“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马寅初《北大之精神》

  (1927)

  1927年12月19日,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举行的纪念校庆二十九周年集会上,刚刚脱离北大的马寅初发表演讲,题为《北大之精神》。此文收入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流传不广,值得引录: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关于北大传统的概括,历来五花八门,就中当推马先生的说法最为别致。不但“精神”,而且“主义”,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大北大”的嫌疑。可将为了国家与社会,“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作为“北大之精神”,我以为还是抓住了根本。

  身为北大的首任教务长,马寅初五十年代方正式出任校长,时间长达十年。五十年代的大学校长与三十年代的大学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利等均有很大差别。即便如此,你仍能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的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上述“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在马先生发表上述演讲前四年,蒋梦麟也有同题文章,不过讲的主要是如何“整饬纪律”。其时正代理北大校长的蒋先生,夹在坚持政治抗议的学生与要求社会稳定的政府之间,正伤透了脑筋,哪敢再鼓励学生们发扬“牺牲主义”而“勇敢直前”?作为大学行政官员,专攻教育学的蒋梦麟校长是称职的;但要讲“北大之精神”,富于理想情怀与独立意志的马寅初,或许更具代表性。

  刘复《北大河》

  (1929)

  在众多校庆感言中,刘半农的《“北大河”》别具一格。就像此文开篇所说的,纪念刊上的文章,不外两种写法:一是说好话,一是说老话。不想追忆似水年华,也不想恭喜升官发财,刘教授就从北大三院门前的那条小水沟说起。

  刘教授突发奇想,将这条水沟命名为“北大河”,并感慨其十几年来“河面日见其窄,河身日见其高,水量日见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见其短”,建议由校方组织清污栽树,并勒石纪念。以下这段话,很适合今日的情景:

  假如到了北大开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有一个学生指着某一株树说:“瞧,这还是我曾祖父毕业那年种的树呢。”他的朋友说:“对啊!那一株,不是我曾祖母老太太毕业的那一年种的么?”诸位试闭目想想,这还不值得说声“懿欤休哉”么?

  五四那一代学人,多有比较丰富的想像力。与蔡元培一样,刘半农也相信美育的功能。从审美意识与人格熏陶的角度立论,这“北大河”的作用,可就非同寻常了:

  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柳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与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

  可惜,刘先生的主意没被接纳,那虚拟的“北大河”,真的被不幸而言中,终于“化为平地”了。大学生之陶冶性情,需要江山日月相助,当年奔走国事的革命者,大概不以为然。可今日燕园,“绿水涟漪,垂杨飘柳”的未名湖,确实成了莘莘学子安顿灵魂并获得灵感的“圣地”。

  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

  (1929)

  其时正代理北大校长的心理学家陈大齐,为《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撰文,实在不太好落笔。先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有国民党新政府,对北大的民主传统均很不放心,各种改组方案,都指向北大校名之取消。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历经一番游行、罢课、抗议,政府终于表示妥协。这一年的8月,国民党中央议决停止大学区制,北大因而正式脱离拼凑起来的北平大学,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名称。

  刚刚恢复建制的北大,百废待兴;而如何使热血沸腾的学生们,重新回到课堂,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像所有校长在校庆纪念会上的表现一样,陈代校长也是大谈如何保持本校已有的光荣传统。不过,陈文还是有些自己的想法,涉及刚刚从被淹没厄运中挣脱出来的北大未来的发展途径:

  本校要想保持过去的光荣,并且发扬而光大之,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学术上努力做出些成绩来。大学本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处所,大学的职务本在于发扬学术,所以大学要想获得荣誉,自应在学术上努力。假使舍却了这条正道,而到旁路上去求,恐怕愈迷愈深,不但达不到目的,终且适得其反。

  这里的大谈“高深学术”,并非老生长谈,乃是针对五四运动以后北大连绵不绝的学潮。北大以学潮起家,北大也以学潮遭谤,作为校长,陈大齐不能不对此表态。既不能伤害学生的政治热情,也必须转移其注意力,于是强调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是“发扬学术”,几乎所有的教育家,都不喜欢学生动辄罢课,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代价实在太大。走出校门后,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将懊悔在学期间的荒废学业。可大学生除了近乎“自残”的罢课,还有什么有力的斗争武器?即便思想激进的师长,也都强调学生的责任是求学,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可是,何时方是“摆不稳一张书桌”的危急关头,各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因而,关于学潮利弊得失之争,永无定论。

  陈文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强调北大以理论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为主。后者易见成效,前者则“不切实际”,在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当年,如何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最急需的地方,每个校长都必须作出抉择。陈氏继承蔡元培的思路,一如既往地注重理论科学,理由是:

  就学问的本质和发展讲,原是为学而学,并非为用而学。为用而学,学问不易成就,实用亦受影响。为学而学,学既成就,自能施诸实用。故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不能有充分的物质上建设,社会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不能有精神文明的发皇。理论科学却是应用科学之母。

  百年北大,在几次大转折的关头,历任校长均坚持有点迂阔的“为学而学”的正路,这是因为,自认本校“对于新中国的建设,负有重大的责任”;别人可以放弃投入大收效迟的理论科学,北大不能。这种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与其政治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北大的“大气”。

  周作人《北大的支路》

  (1930)

  到为北大校庆三十二周年撰写文章时,周氏执教北大,已经十有三年。如此“老北大”,按理说,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可擅长腾挪趋避的周氏,一开篇,便故意压低调门:

  总之我觉得北大是有独特的价值的。这是什么呢,我一时也说不很清楚,只可以说他走着他自己的路,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保有强烈的个性,这确实是北大的特点。可单有这些还不够,“文章”还没有进入“正题”。已经开辟了“自己的园地”,且对“闭门读书”颇有心得的周作人,不满世人眼里只有“政治的北大”,希望略作补充,谈谈“学术的北大”:

  北大的学风仿佛有些迂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来计画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

  针对年来政客式的拥护与打倒,以及时人之急功近利,周作人提醒北大学人,注意那不太时尚但很重要的希腊、印度、阿拉伯以及日本文化的研究。宁愿从事此等“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学问,而不去追逐容易博得掌声的时髦玩艺儿,周作人称,这便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北大的学风宁可迂阔一点,不要太漂亮,太聪明。”此语大有见地。从蔡元培之注重学理,到周作人的主张迂阔的学风,再到熊十力的追求“穷大极深之业”,北大人之着眼未来,不争一时一地之得失的思路,一以贯之。

  声称不抱北大优越主义的周作人,只是强调“北大有他自己的精神应该保持”。接过蔡元培“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本意在纠偏救弊的周氏,依然采取低调的姿态,假定救国乃北大的“干路”,那么,“读书就算做支路也未始不可以”。弃“干路”于不顾,而在“支路”上大做文章,其实隐含着周氏对于其时北大学风的某种批评。

  陶希圣《北大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1933)

  此文刊于《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作者时任北大教授。从1915年入北大预科,到1922年毕业于北大法科,按时下的说法,陶希圣算得上是个“全北大”。陶氏一生,与政治纠葛很深,包括抗战中出任蒋介石从室秘书,为其起草《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及去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等。撰写此文时,陶氏还没步入政界,仍是持书生立场,故对北大学生之与政府步调很不一致,十分欣赏。日后重读此文,陶君不知是否“悔其少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大学生上街游行,发抗日救亡通电,组织南下示威团等,对政府施加压力。于是,时贤颇有高论,以为大学生之“倾向于政治斗争”而不是专业知识,乃中国教育失败的象征。陶文借纪念北大校庆,批评将政局动荡归结于学潮不断的说法。在陶氏看来,是社会需求的诱导,而不是知识分子别有用心的教唆,使得学生走上街头。倘若北大学生对于社会的需求无动于衷,这样的教育,说不上成功:

  假如在民国八年,政府要一个安分守己的北大,社会却要一个揭大旗领导学生到赵家楼去的北大。北大担起这个使命,北大就大了。但是这不是北大自己所能决定的。社会做了北大的后援,北大才有五四的光荣。北大如没有社会的后援,民国二十的示威运动不过烟消云散罢了。

  社会需要学生的冲击,同时,学潮也只有在适应社会需求时,才可能道德社会的后援,也才可能获得成功。在这个意义上,陶教授提醒学生:“北大不要太自大了。北大也不可太自小了。”

  陶氏晚年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强调蔡之主张政学分离,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以及教育的相对独立,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影响极大。依陶氏的说法,“当时北大学生与政客和军阀,在蔡先生的教导下分家了”。这一代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政治与学术之“分家”,其实没那么简单,更不是一帆风顺。但有一点,对于北大人来说,更注重社会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号令,乃至不惜与当局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却是自觉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思想敏锐,以及敢为天下先,固然是北大的优势;可有一句话,“枪打出头鸟”,北大并不总是幸运的。

  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

  (1948)

  上述诸文,不管语轻语重,都是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表彰北京大学的历史贡献。即使有所批评。也只是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长期任北大教授的哲学家熊十力,其思路却大不一样。承认蔡元培出长北大以及胡适的提倡文学改革,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可谓不钜”,可对后者评价却不高。基于“人类如有赶向太平之几,必待儒学昌明而后可”的设想,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极为不满。“三十余年来,六经四子几投厕所。或则当做考古资料而玩弄之。”与此相对应的,便是举世学人之追慕西学,“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毁弃,绝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对此时代大潮,熊氏大不以为然:

  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深究。而于西学,亦不必穷其根底,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

  这里所批评的崇拜西学之“新潮”,与北京大学以及现任校长胡适大有关联。此文作为一家之言,不谐时俗,却值得认真思考。北大的兼容并包,不限于蔡元培主事的十年,也并非只是当政者的雅量。教授可以批评校长,谈学理尽可一针见血,不必考虑是否伤和气,此乃真正的“北大传统”。当初,青年教授胡适可以批评校长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红楼梦〉考证》)。如今熊十力论及胡校长的历史功绩,不假辞色,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熊氏称,胡适的提倡科学方法,固然使得青年注重逻辑,可功绩仅在于考核之业:

  而在哲学方面,其真知慎思明辨者,曾得几何。思想界转日趋浮浅碎乱,无可导入正知正见之途,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

  胡校长不见得真能接受熊十力的批评,但不会、也不可能阻止以上意见的发表——谈论北大学风,此“一叶”,或许真的可以“知秋”。

  已经离开北大的和仍在北大工作学习的,对北大的感觉不一样;校长与学生,对北大的期待也不一样;事后追忆与临场发挥,对北大的描述更不一样。但以上十文,给人总的印象,可用“大气”二字概括。以北大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难,难的是清醒的自我估价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常有人追问,能否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北大传统?我的感觉是不可能。历来鼓励“众声喧哗”、蔑视“定于一尊”的北京大学,一旦被口号化,必定伤筋动骨,弄不好面目全非。与其寻求很可能并不存在的“定论”,不若铺陈若干北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叙述”,借解读“老北大的自画像”进入历史,体会那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北大之精神”。

  老北大的可敬与可爱,还在于即便是“纪念感言”,也都各具个性且有声有色,并非一味张扬“光荣传统”。作为后学,师其心意,也以此亦文亦史、亦古亦今的“对话”,奉献给北大百年校庆。

  1998年2月16日于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