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储安平先生在上海创办了《观察》杂志,创刊伊始,储先生便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主张以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对国是发表意见、对一般青年的进步的和品性的修养有所贡献。由于这样的办刊志趣和态度,加之由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作为刊物的撰稿人,因此,该刊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的刊物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言论阵地。

  该刊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无偏袒地对政府、执政党、反对党进行评论,对当时的政府和执政党尤其如此。而且评论时往往直书其名、直陈其事,略无隐讳。1947年3月1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刊发了傅斯年先生的一组文章:《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在这组文章中,傅先生明确提出:“说到(国民政府的)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傅先生一向以说话直率、大胆而有“傅大炮”的美誉,因此,从他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使人感慨的是《观察》杂志竟有胆量一字不易地发表这种指名道姓要求现任行政院长下台的文章,而且发表出来后居然没有给自己招来任何麻烦,相反,倒是宋子文自己灰溜溜地被真的“请走”了。

  今天,不仅敢于指摘类似宋子文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人和文章几乎没有了,即使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一两篇,也未必有媒体敢于像《观察》一样去发表,即使是发表了,大致也是要大事删削、加工一番,至少也要隐去真实的人名、地名,而很难原文照发。记得当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陈希同东窗事发后,《南方周末》刊发过一篇评论文章,招致有关方面以违反宣传纪律为由,给报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件事,前两年《读书》杂志发表过作家王蒙的一篇写作家丁玲的文章,文中提到丁玲与建国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之间的一段公案。凡是对文坛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这里的“××”指的是周扬;但对那些不熟悉文艺界的人来说,打死他也猜不出“××”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样一些仅仅触及某些已经失去权势或已经成为历史的人和事的文章尚且会有如此的尴尬和无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作者、媒体在反腐时只是揪住那些偏远山乡比芝麻还小的官不放和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的原因了!

  讲真话难,舆论监督不易,有时其实并不全是作者和媒体的问题。

                   失去的传统(之二)

                       陈言

  一九三六年二月的一天晚上,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先生接到校长梅贻琦的电话,请冯先生到校长室有要事通报。冯先生正准备出门时,来了两位学生,告诉冯先生国民党宪兵正在搜捕他们,特地来先生家避避风头。冯先生将他们交给家人,嘱咐要好生安顿,然后才去开会。梅先生证实了学生的说法,宪兵们已将清华园团团围住,抓捕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召冯先生等人来的目的,就是要商量对策,如何保护学生。后经反复交涉,宪兵们撤离了清华。冯先生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了,两位学生已安全离开。直到解放后,冯先生才知道其中的一位学生便是后来担任党和国家要职的姚依林。

  那时候的许多教师心里都很清楚,教师除了向学生授业解惑外,还承担着保护学生的道义责任。无论学生因为何种原因面临困难或危险时,教师都应该、也必须给予学生应有的援助或保护。当然,除了这种责任感外,他们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学生。

  可惜的是,后来这种保护学生的好传统逐渐被遗忘,并最终消失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被打成右派。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学生之所以遭此厄运,竟是因为自己老师的揭发。学生信任老师,在平时的接触中,常常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向老师和盘托出。“反右”开始后,一部分教师或者为了立功,或者为了自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学生“卖”了出去。稍微有些良知的教师,可能还会照实去说;而那些已无良知可言的“人师”,往往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地给可怜的学生们罗致种种罪名,助纣为虐。人民大学批判学生林希翎时,一位教师说:林希翎毫不吝惜地用了英明的、伟大的等等形容词来形容毛主席。然而,她又一口咬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竟敢于批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句话就把我们敬爱的领袖,勾画为胸襟狭窄、意气用事、无法无天的“小人”。凡是那个领袖崇拜的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被揭露对伟大领袖进行人身攻击,对林希翎来说意味着什么。北京大学新闻系女学生林昭被划右派后,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但由于发现及时,经抢救,未能如愿。(不过,她以后还是被枪毙了。)林昭自杀获救后,曾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长)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这种质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仅没能尽到保护学生的道义责任,反而出卖学生、打击学生,教师自身固然难辞其咎。但也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关系:从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4年的反胡风运动,再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乃至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每一次,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教师都首当其冲、在劫难逃,成为被改造、打击的对象。在这种自身安全尚且难以保证的境况下,要求他们去保护学生,显然是有些勉为其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