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多多的恶魔

  (德)古一多。克洛卜著,周健、彭志华译:《希特勒的追随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人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的兴亡,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兴亡,成了当代史学开掘不尽的主题。

  1996年,德国出版了由历史学家克洛卜(Guido Knopp )主笔的《希特勒的追随者》(Hitlers Helfer)一书。「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便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光有这位独裁者还不是第三帝国,他还需要那些完全听命於他的帮手们。」克洛卜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发掘法西斯「权力的载体」,从而指出无条件的忠诚的危险性。

  《希特勒的追随者》只写了六个人,他们是纳粹主义煽动者戈培尔(Paul J.Goebbels)、纳粹党的第二号人物戈林(Hermann W.G?ring)、「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执行者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希特勒的代理人赫斯(Rudolf Hess )、第三帝国的建筑师斯佩尔(Albert Speer)、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Karl D?nitz)。因为巨大的罪恶,这些名字已经成了恶魔的符号,好像他们天生就是撒旦的使者。然而,如果不被巨大的仇恨与厌恶冲昏理智,可以看到他们原是普通的德国人,原本可能成为普通的推销员、工程师、商人或者文字工作者,最终却成为杀人机器上的最重要部件。

  戈培尔出身於一个会计之家,幼年疾病使他右腿残疾。他似乎是「身残志不残」的典型,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且终身鄙弃「拜金主义」。假如做一个普通人,他的缺点只是爱好女色。

  戈林对职位与财富有巨大的兴趣,但良好的家境使他养成精炼自信的举止、予人好感的言辞,他一直热诚追求「民族的自由」和「祖国的强大」。戈林对艺术品的收藏达到疑迷的程度,他甚至还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他说:「谁折磨动物,谁就是在伤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希姆莱出身富贵之家,小时候「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伤害的小男孩」。他接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办事非常认真,从来不接受贿赂,总是严格地遵守法律,具有责任心、荣誉感、出众的办事能力和精打细算的品性。「诚实、正直、忠诚和友好」是希姆莱的座右铭。可以说,希姆莱简直可以充作德国人的典范。

  斯佩尔是个杰出的专业人才。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他是一个急於有成的科技工作者,事业心强,一心想在世界上留下辉煌的建筑。他对建筑艺术的追求,达到狂热的程度,只要「有用武之地」,并不在乎其他。

  这些人美德多多,有些人更可谓「高尚」。然而,正是这些人成了希特勒最有效的帮凶,成了创造性地煽动仇恨、战争与屠杀的刽子手。所有的美德都起著放大罪恶的作用,而不是抵制恶行的因素。他们认准了「元首」,跟定了「元首」,忠心之下,美德变成了镶在皮鞭上的铁扣。如果希特勒倚靠的是流氓地痞,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流氓头子而已;倚靠著这些具有「良好素质」和「高尚情操」的奴才,他才真正能够成为希特勒。

  戈培尔信奉「民族,帝国,领袖」,他感戴领袖「重新教会我们古老的德国式忠诚」;戈林说:「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在希特勒身上实现了最深刻的逻辑思想家、真正透彻的哲学家和一个有著钢铁般意志的行动果敢的人的少有的统一,这是对德国的恩赐」;希姆莱评价希特勒:「他属於那种每当全体日耳曼人陷入最深的肉体上、精神上和灵魂上的苦难时就将他们拯救出来的光辉人物」;赫斯发明了「元首」这个称呼;邓尼茨更是走火入魔,因为「和元首相比,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可怜的无足轻重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获得元首,那么德国现在已不再有人存在了」。按照「假如他不伟大,怎么有那么多人从心底里热爱他」的中国式逻辑,希特勒也该为得到这种东方式的理解而含笑於九泉。

  按纳粹党的「党性」,忠诚不仅意味著以党的观点去看待一切,更重要的是终身的行动。「叛党」是不符合党性,也不符合「忠贞不二」的人生信仰的。「如果我立下效忠的誓言,我是不可以违背誓言的」(戈林),「谁对著旗宣过誓,就不再拥有属於自己的东西了」(希姆莱),「信念上的忠诚意味著无条件的服从,这是一种不过问命令的用处和理由的服从,是为服从而服从」(赫斯),这便是法西斯极权主义政党的逻辑对忠诚的理解。

  深知「人民群众其实是女性」的戈林,致力於「把人们改造到我们满意为止」,为此他重组了国家的新闻体制,电影、广播、戏剧、艺术、音乐和新闻开始了一场「国家广告战」,对「坏作品」的焚烧被神圣化了,「宣传的秘密(又叫艺术)」被不断发掘。其哲学洞察力被用於发现宣传对象的弱点,以便於人们更相信「犹太人是垃圾品」。为了消灭「有人对犹太人表示同情」这种表明「民族简直还不成熟,充满愚蠢的多愁善感」的现象,戈培尔甚至导演了「自动爆发的民族愤怒」,以证明「犹太人遭受著虽然艰难,但比他们应得的要好得多的命运」。这命运便是「即使德国军队将来不得不撤退,在它後撤的道路上也要把这世上残留的最後一个犹太人消灭掉」。

  希姆莱说,「如果没有必要,我们将永远不会变得残忍和冷酷」。他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例证:「我们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对动物态度公正的人」,他指的是戈林颁布的「不得折磨动物」的法律。然而,因为第一,「那个有手有脚、有大脑、有眼有嘴的从生物学上看起来和我们完全同类的自然创造物」,是「人类中的残渣」,「在思想上、精神上比任何动物都要不如」;又因为第二,这个民族还「要杀死我们的民族」,从而危害「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所以爱护动物的德国人有必要拿犹太人做活体解剖和极限试验,更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清除这些不过「和乾净整洁有关」的「虱子」。

  希姆莱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他知道应该消除杀人者的精神痛苦,预防杀人者产生内疚感和心灵不安。希姆莱的情调还表现在集中营的管理上,集中营的门口书写著「劳动使人自由」的标语,他将杀人赋予诗情,「自由」与「死亡」的双关令人寒毛倒竖。他如此使用他的「节约」美德:「用尽量少的费用杀死尽可能多的牺牲品。」他是「理想纯洁」的人,杀人之余,「我不要看到这里(集中营管理机构)哪怕只有一处小小的腐败的地方」。他要保证「杀人的纯洁性」,希望杀人与「个人恩怨」无关,便永不承受心灵的责难。正如中国人熟悉的「集体行贿」或「文革」这种巨大的灾难,因为「出发点不错」,就不值得反省。

  技术人才斯佩尔对於中国人来说尤其不会陌生。「只要希特勒要求将一处建筑的长度定为150米,斯佩尔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200米,我的元首!」他深刻理解纳粹主义的「思想实质」,导演的纳粹仪式总是具有强大的感官冲击力。斯佩尔奉命设计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他曾说:「我当然完全清楚他是在追求世界统治权。……这是我建筑的全部意义。……我的全部打算是针对这个伟人将统治整个地球。」他只管完美的「艺术实现」,而不在意这种艺术到底是为著甚么,正如一个歌唱家只要唱出最美的声音,却不管在歌唱著甚么,他只是要让人感动,并视之为艺术的高峰。这样的专业人才是独裁者最有力的帮手,有的发明机器,有的唱著颂歌,有的筑著灵寝,有的成为幕宾,各各以助纣为虐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丧失了善恶美丑的判断,如果那样,他们就是一些有「特殊秉赋」的人,这样的人固然可怕,但毕竟也是「不可多得」。戈林及其同夥一直修炼著以无限制的忠诚、「党性」打头的品格,在坚守勤奋、纪律、节俭、服从、爱国、热爱自然等一般道德上无可挑剔。然而,他们信奉的最高准则却并非人类的公义与良心,所有的其他美德都不过充当了独裁者的工具。

  一切美德若非建立在最基本的人类道义之上,建立在对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础之上,都可能充当极权统治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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