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与鲁迅的关系是人们所熟悉并经常谈及的;但聚仁与虽为鲁迅二弟、却有着不同追求的周作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聚仁与周氏兄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而本文却只想提供一些有关聚仁与周作人关系的材料,以供对此课题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里曾有如下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大概就是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开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纂稿人、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的《语丝》“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鲁迅也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但他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却很难用“自由主义”来概括)。或许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正是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曾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日寿诗”引发的“三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之间的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其实在此之前周作人与聚仁之间就有这一次合作。1933年春当李大钊的遗孀请求周作人协助出版《守常文集》时,他即给曹聚仁写信,请代为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联系,曹聚仁也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同意。周作人以后又提出了“请旧友题跋”的计划,并表示“弟拟写一小序”,并约定由曹聚仁约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周作人约胡适之、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写序或题字。后来鲁迅果然应曹聚仁之请写了《〈守常文集〉题记》,周作人的小序却因《文集》出版搁浅而未写成。这祥,周氏兄弟又失去了一次由曹聚仁搭桥而合作的机会。

  以后的人世沧桑自是一言难尽。再度相见时已是1956年。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之机,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72,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已》,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他们这次谈话竟是围绕鲁迅而展开,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在谈话结束时,周作人将自己的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聚仁之手,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及国外的联系通道,海内外的读者也因此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读到了周作人别具一格的晚年散文,曹聚仁的“沟通”之功自不可没。

  曹聚仁因此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大量的通信,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有一部分为周作人与鲍耀明的通信),按内容分“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篇,足见他们通信内容的广泛,关系之密切。他们也曾在通信中交换对鲁迅及其命运的看法。周作人在1958年5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就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了如下意见:“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曹聚仁写有《迅评传》,其中有些观点也遭到很多非议。不过这都已是题外话。

  可以称为周作人与曹聚仁晚年友谊纪念碑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最初定名为《药堂谈往》),出版时才改题为此)。这部书在聚仁的建议与鼓励下,从1960年12月10日起笔,至1962年11月30日完稿,前后经历两年多的时间;以后的发表、出版,却有着更多的曲折,其间周作人与曹聚仁之间,有过许多通信,记录了其中的种种艰难与辛酸。但直至1967年5月6日周作人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仍未问世。这对曹聚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像当年鲁迅所说的那样,拿着亡友的文稿,就像揣着一把火,以致在重病中仍然焦灼于心。1970年《知堂回想录》终于出版,书前刊载着周作人生前写给曹聚仁的委托书的手迹,书后附有周作人的《后序》。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表示“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在《校读小记》里则回忆了他“年老衰残、精神不济,伏案校对,腹痛如割”的情景——这一切都成了对他们50年不渝的友谊的永久的纪念。

  (选自《曹聚仁研究》试刊第四期,北京,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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