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则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资本主义是给人类带来最多福利,人类也获得空前的行动自由的时期;然而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此集中地、持续地受到它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拒斥,批判的声音在很长时间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得承认,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像资本主义一样,对这种批判保持宽容,并根据这些批判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超越,从而保持相当的活力。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强烈地拒斥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但似乎很少有人触及,我以前所见到的解释只有米瑟斯在他的那本小册子《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有一节,序言的最后一节《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这里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他的解释有点过于简单,而且有谩骂的嫌疑,他的看法是:“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变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

  最近看到美国极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诺齐克的一篇旧文《知识分子为什么拒斥资本主义》,他的解释似乎更合理一些,他是从青少年成长心理学上给予解释。

  他的主要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和一般社会遵行着不同的分配准则,在学校是按美德(知识上的)分配,按价值分配,而在一般社会,不是按能力,不是按美德,不是价值,而是按你给社会的贡献,也就是你发现和满足别人的欲望的程度来分配。这样一来,在学校中表现出色的学生,总是能获得最高奖赏(高分数,老师的青睐,等等),而且十几年学校生活下来,他们习惯于这种奖赏,认为,靠他们的能力他们到社会上也理应得到最高奖赏。然而,进入社会后,他们却发现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并不是最成功者,事实上,那些在学校中表现并不怎样,在校园等级制度中根本就没有地位的家伙,却享有金钱、名声、地位、权力等,甚至有的人只凭一张脸蛋,一对长腿、或者跑得快、跳得高,就可以获得远比他们更大的成功。他们心中便产生了愤怒,从而对这个社会制度产生了怨恨,转化到学术上,便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批判。当然,诺齐克也给出了许多限定性解释,比如,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那么看重世俗人眼中的成功标志,他们也许打心眼里就看不上金钱什么的,但当他们得不到时,他们觉得那表明社会根本不重视他们的价值,这是一种失落感。另外,只有在资本主义这个号称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才有失落感,否则,在种姓制度、在裙带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知识分子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他们屈居社会中下层倒并不会很愤怒,因为他们知道最高地位本来就不是他们。

  看罢这篇文章,我就不由地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拒斥资本主义?

  我知道在这里用资本主义一词,是相当莽撞的,刘擎曾经提醒说,西方倒并不大使用“资本主义”作为分析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实在太庞大。这是冷战时期媒体的一个常用此词,今天在学术界几乎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仍然在使用。(见他与许纪霖等人的对话《寻求“第三条道路”》)不过,好在我们并不是进行学术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正好,资本主义的概念一直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恰好是那些老老少少的意识形态专家们使用得最多。

  回顾一下思想史再环顾一下当代思想文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末一直迄今,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那就是反对资本主义。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当代与现代,甚至大清帝国),还是民间知识分子,无不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基础性框架。文化保守主义者担心资本主义瓦解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激进主义者要超越资本主义而达到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甚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从来也没有机会尝试的纲领中,也只要政治自由(甚至只要文化思想自由)这样的上身,而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下身,连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先生都不能免俗,对私有财产制度和自由市场敬而远之,而对苏俄的的计划经济心向往之(不过有论者指出,胡先生晚年对此也过反省)。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就不用说了,新左派当然也跃跃欲试地做中国(甚至还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埋葬者。可以说,反对、批判、超越、摒弃资本主义,是中国百年思想史的一大主线。

  我必须承认,批判资本主义及对这种批判的回应,也是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学术甚至文学艺术演变的主要线索。对于西方学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批判精神之所系,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之所在,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现实,批判精神所展开之矛头自然是要对准资本主义。如果现代、当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不批判资本主义,而是集中力量批判诸如印度的种族制度、中国妇女缠小脚之类别的什么东西,那才会让人看不懂。

  但回头看中国一个世纪的思想演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尚是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与西方知识分子之拒斥相比,最有趣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之反对资本主义,其实根本就是无的放矢,无异于堂吉诃德之大战风车,或者竟连这位骑士也不如。因为众所周知——甚至连最激进的人士也承认,中国即使有曾经有过资本主义(或者现在也有了一点资本主义),也根本就没有充分发达,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被政治权力压制的因素,那么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岂不是与空气作战?从此一批判中体现的是批判精神,还是别的什么精神,只有天知道。

  对此一怪异现象,学界有不同解释。

  一种是用思想情境的错位来解释。中国思想界一直疲于奔命在与西方接轨的路上,本世纪初开始,西方知识界厌倦了古典自由主义(最典型者如凯恩斯的思想转向),发展出新自由主义(也有人指出,这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对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展开猛烈批判(在文学上如德莱塞的批判小说),西方的政治向左转,知识阶层也向左转,到三十年代,左倾成为一种时髦,法国知识分子争相访问苏联、忙不迭地为苏联唱赞歌。

  此种风尚当然也波及中国知识界,起码从现在的文学史上我们得到的印象是,30年代的上海,作为文学艺术的中心,整个就是左翼文化的天下。

  当代的新左派的知识源头恐怕也来自西方,任剑涛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解读“新左派”》)。这是一直以来左翼一方反资本主义知识背景。本世纪初激进主义者的理论武器也正来自西方,或西方之东方转卖的西方(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云云)。

  在自由主义一方,中国开始接受自由主义的时候,西方已走过古典自由主义阶段而恰逢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之时,胡适的老师是杜威,储安平的老师是拉斯基。他们之坚持政治、思想自由,而放弃甚至坚决反对自由市场而心仪计划体制,倒可以说是合乎世界潮流,超越古典阶段而直接与世界潮流接轨呢。而唯一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也许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严复老先生,他的思想在中国则是真正的空前而绝后,而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稍具规模的时候,他老先生却跌进复古的歧途,所以可以说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这种与国际学术思想界接轨,就单个学者个人的学术取向来说,我自然无可置喙,然而,当学者对社会发言,试图以思想影响社会甚至改造社会——改造人的本性时,我——包括芸芸被教育的对象——就不能不发生疑惑:你用治疗艾兹病的药,治得了我的感冒吗?尽管那药化了你不少钱。

  在此接轨心态下,当东亚经济模式如日中天的时候,新权威主义风行一时;当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走上权力舞台时,有的自由主义专家便号召我们复习前半个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与政治自由相结合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当然,一大批文学青年摇身一变而贩卖起形形色色的各种后学,俨然今日之显学,几乎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看罢这些接轨出来的怪胎,我又不禁疑惑: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根在哪儿,你们心里到底有谱没有?

  批判资本主义的另一条线索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他们的思想资源也部分地来自与国际接轨,梁启超到欧洲转了一圈,发现西方文明正在破产,中国自然不应再搞以人的自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也是受到美国一位作者的启示。直到当代复兴中国传统的人士,也是自觉地于国际接轨,不过是一种“反向接轨”,也就是说,不是用西方的新药方治中国的老病,而是要用中国的不传之秘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治病。

  到这里就涉及另一种解释,涉及的是中国知识人的民粹主义传统和文化思想决定论的传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本土知识资源。这种知识资源不唯文化保守主义者运用自如,就是新老左派和激进人士,批判的长矛也是用这种材料做成的,只是镀了一层西方思想界的最新流行色。

  这些知识分子是相当理直气壮的,因为他们自认为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表达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声音,那自然是反抗的呐喊。因为普通民众感受最深的就是社会的公平、不平等。

  然而普通民众是否从根本也拒绝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绝大的疑问。这只要从自留地、包产到户等这些小儿科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经政权的反复压制而最后仍浮出历史水面,就能看出一二。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民众的贫穷是资本主义所致吗?知道20世纪70年代或者更近一些,在今天,几千万人吃不饱饭,是资本主义的错吗?而几千万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也是资本主义招的?

  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远非知识分子在书斋中所能想象。另一方面,看看知识分子及曾经是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为中国的穷苦大众设计的,在打倒了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后所要实行的新制度,我相信劳苦大众也要退避三舍,因为那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却是要彻底改造民众,要让大众到他们设计好的砧板上去平等。

  其实这里有一个悖论: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人民群众根本就不要资本主义,他们在公社、在传统村社中乐不思蜀,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纯属多余,这里的意思是说中国人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就不感冒;而另一些左派人士却觉得资本主义太低级,很不高尚,他们想尽办法防范资本主义的蔓延,比如改造思想,甚至房宁先生提出改造人的需求,这一改造就露出真实的事实: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一样不能免俗,资本主义对中国民众同样很有吸引力,只是我们这些高尚的知识分子不能听任普通民众陷入这种低级物欲满足而放弃批判的责任,这可以说是新老左派的共同新态。此一论述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优越感,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平等?

  我绝不会天真到得出结论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拒斥,是中国资本资本主义发展迟滞的根源,我们用了一个多世纪时间,仍然没有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比中国近代化过程起步更晚的日本,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了要进行反思的程度,我相信,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大的法力,权力的压抑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正是要打破这种权力的垄断体制。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错位: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承认,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就是批判社会、批判现实,那么当他们呀西方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来到中国舞刀弄枪的时候,他们是批判现实呢,还是为现实的体制辩护,反而帮助权力体制压制民间社会的创造性?这是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

  当然,民间社会从来就不会关心书斋中几个穷酸(不过,现在很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穷,相反他们拿着美元来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这也是几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一)知识分子的说词,权力也不会理睬那些繁琐的论证。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从不同方向坚定地拒斥资本主义,起码蒙蔽了他们的思想视野,使他们看不到中国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之所在,因此,他们开给民众和政治家的药方,如果被用了,那是国家的灾难,如果没被用,他们却觉得自己被冷落,更激发起反资本主义的激情,此亦是一个怪圈。另一方面,仅从知识的角度看,也使他们在思想上不可能有任何大作为。

  当然,最后我的结论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2000,3,11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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