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ak Lal论文化与发展

  译者按语:看不到作者的著作,仅就本文中简单的论述看,作者对于“物质信仰”与“宇宙信仰”的区分未免太机械了,其实这两种信仰,都是某一社会用来规范其社会成员行为,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而已,因而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物质信仰,亦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比如作者所指出的政治合法性,二十世纪很多东方国家关于政治合法的概念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再坚硬的精神盔甲,在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面前,恐怕总会有所变化,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精神观念和道德规范不能随环境而变化,则人们要他何用?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把这种精神因素看得很重要,也很高尚,因为,这正是他们自己的饭碗所在。

  作者所提出的两位教皇不经意间改变了欧洲历史的例子,则颇为有趣。历史乃是在在无数不经意间的事件中演变的,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其自由民主制度的重大根基之一,最近看到这个赵苏力先生的一篇文章,则说草创此一制度的19世纪初美国最高法院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其实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的一项判决会改变美国宪政制度。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同事 Jared Diamond曾写过一本非凡的著作《枪支、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非洲,这一人类的诞生之地,却变成最贫穷之处?而为什么欧亚大陆,文明演化的后来者,却更富裕和强大?他的观点是,欧亚大陆的生态环境是主要造因,此地的人类得以建立定居农业。

  而我的出发点是:为什么从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中国的黄河的欧亚大陆文明中,只有一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经历了独创性的发展?一千年前,最大的帝国是伊斯兰阿巴斯王朝。宋朝时中国进入全盛期,已经具有工业革命的技术因素,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

  因此,仅用技术不足以解释西方的发展,很多经济史学家试图从政治上解释西方的经济发展。一种理论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权力分散,使得西方国家较少掠夺性,而能允许财产权的生发。这一理论的麻烦是印度,它的各个国家间也是竞争性的,一如西方基督教化下之文化统一,也拥有早期的技术。大多数跨文化的历史解释都不大可信,诚如Joseph Needham所说,有一组原因,单一的因素并不能予以解释。

  我的看法是,在进行解释的时候文化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人类的智力乃是独一无二的。面对环境变异,大部分生物会演变成新的物种,而人类,则通过试错的过程,形成新的社会习俗,来适应新环境。这种社会习俗通过孩童的社会化过程,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构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想区分出两类不同的信仰:一种是所谓物质的信仰,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所大量讨论过的,人类为了生存,会因应技术的变化而改变其物质信仰。第二种,我则将其称为宇宙信仰,用柏拉图的话说,它所关注的乃是人应如何生活,人类在世界的位置、关于上帝的观念及生活的目的。

  很多人类学的和跨文化的证据都表明,物质信仰具有可塑性。一旦环境改变,人们的信仰也随之改变。只要看看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一旦变化,农民是多么迅速地就变成了产业工人,就能明白。相反,宇宙信仰则是极难改变的。

  明白了这两类信仰的重要性,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思考,我们为何需要某种社会制度,以约束利己主义行为。正式的约束是法,非正式的约束是道德。对利己主义行为的这些制度性约束,都旨在减少交易成本,此种成本共有两类:一是交换成本,也就是寻找交易伙伴的成本。

  另一类交易成本是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从本质上看,我们都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可能撒谎、欺骗、偷盗,有机会就占点小便宜。在社会和商业交往中,你就得监视你的代理人的行为,因为代理人有足够的动机来向你撒谎、欺骗你,偷你,而这些机会主义的行为必须受到控制。

  宇宙论信仰对控制交易成本就很重要。为解释这一点,我们得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古代文明中都产生了哪些宇宙信仰,他们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进化人类学家说,如欲了解人类本性,就得探究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在狩猎过程中,你得和部落其他成员多面对面的接触,很明显,合作对每个人都有利。进化人类学将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在经济学家看来,通过囚徒困境博弈,人们选择合作而不是各干各的。

  随着定居农业的出现,问题就出来了。经济空间拓展了,你的视野中有许多陌生人,我们的下作的机会主义的本能就趁机探出头来,对陌生人,我们会撒谎、欺骗、偷盗,甚至干掉他们。大部分农业文明都努力把道德原则内化为民众的行为规范,以约束这类机会主义行为。这正是道德的目的。道德原则并不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而是社会用来管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它们构成个文明的宇宙信仰之核心。

  这些信仰一般是通过唤起道德羞耻感来发挥作用的。这种羞耻感最终把狩猎时代的野蛮人驯化成有道德的文明人。

  而欲了解这些宇宙信仰和物质信仰的内容,就得追溯到个农业文明的源头。宇宙信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治合法性。人们是怎么确定政治合法性的?只有从各早期文明的宇宙信仰中才能找到答案。

  比如,中华文明在狭窄的黄河流域初创之时,一直受到北方的野蛮民族的威胁,那些家伙总想掳掠中原。中国人便创造出严密控制的官僚制国家、修筑了长城,以抵御北方的野蛮人入侵。直到今天,中国仍在重复这样的历史。一个官僚独裁国家建立起来了,有一段相对平静时期,然后是动乱时期,最后是建立起另一个官僚独裁国家。中国古代政治的惯性很强。想要中国突然之间效仿美国是很荒唐的。人们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2000年中形成的习惯。

  农业文明的宇宙信仰并不很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原因有二。第一,出于防范机会主义利己行为,道德准则就不大可能是个人主义的。第二,农业文明对市场和商人总是没有好看法。所以,问题就是,广袤的欧洲大陆上,为何独独那一个角落却一下子就脱颖而出?

  我的观点是,这一巨变,是由两位教皇在不经意间引发的。先是六世纪时伟大的格力高利教皇修改了教会法中关于家庭的条款,然后是1075年,格力高利七世宣称,教皇是全部基督教界的统治者,是上帝在人间的直接代表,拥有对于一切世俗事物的统治权。

  创建伊始,基督教会就获得财产馈赠,特别是从富裕的寡妇那儿得到不少。格力高利教皇颁布了关于性和婚姻的新法令,彻底颠覆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传统习俗,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土地继承习惯。教会法令使得人们很难找到合法的继承人。除自己所生,任何其他形式的继承人都不被承认。人口学家估计,根据这些法令,40%的家庭都没有男性继承人。这就意味着,有大量财产流入教会手中。到七世纪末,教会拥有法国1/3的土地,拥有如此大一笔财产,你会怎么办?它会招来内外各方觊觎者的。

  格力高利七世本质上是创建了一个教会国家,为了保障教会财产权,就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国家的行政、司法和商业机构。这一伟大革命,特别是司法体系,最终为西方之崛起奠定了基础。

  这两位教皇革命之间并不完全契合。有些人主张西方式家庭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但并无证据支持这一点。另一些人则声称,倒是工业化从根本上导致了西方家庭模式出现,同样也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随你便啦,不过这都是宇宙论范围内的事,他们深入到了家庭领域,直到格力高利七世展开导向市场的革命。

  所以综观各个文明,我的结论是,一个社会对环境变化所能做出的适应,充其量是改变其物质信仰,而不大可能接受宇宙信仰上的变化。你可以现代化,而毋须西方化。

  Deepak Lal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he James S. Coleman 国际发展研究教授, 本文是他1999年11月10日在CATO研究所关于他的新书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Impact of Factor Endowments,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Long-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MIT Press, 1998)所作之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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