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读书》杂志社所主办的“长江读书奖”诸问题,引发出对于《读书》的格局转换、社会功能的议论。而以其中对于《读书》的“左倾”断言,反弹性地导引出《读书》的拥趸们对于《南方周末》的“右派喉舌”的定性。网上你来我往,相互驳难,各据理由,各成其说。撇开颇有争议的“长江读书奖”这一但愿是个别的事件不谈,争论中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这两种断论了。

  之所以说两种断论更值得注意,从背景上讲,是因为他们出台的时机,正好是与中国现代化结缘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发生分歧之时。社会思想的分化,导致知识界的分化。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认知,使得中国知识界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考验:中国知识界如何面对自己所必须面对的从“消费”现代社会理论到“创造”现代社会理论的转变,又如何调整从曾经是统一的知识圈游离而出之后“独立门户”的学术心态、知识构成、辩论方式、学派认同诸问题,就对于各持立场的学人发生了先于知识主张的挑战。从认同一元价值的知识界到主张多元价值的知识界,如何将自己的主张同时置于与他人主张对等的位置,来陈述自己的价值立场,便成为一个知识人如何更恰切地陈述见解之上令人瞩目的问题。

  这是因为,当知识人的价值立场与知识“判教”问题作为一个矛盾问题摆到面前的时候,太容易发生倒错:以自己的价值主张来硬性衡量他人主张“对错”的思维习性,容易以比较自然的方式,不经意地成为争论双方对待对方的一种运思趋向。于是,一种对峙性的心态便由此形成。《读书》的拥趸与《南方周末》的读者,以对于对方的否定性评价来为自己看重的刊物辩护,便是这种倒错的结果。

  其实,即便《读书》左转,也不是一个什么打紧的事儿。假如《南方周末》“右倾”,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我们不要因为人家基于对于自己刊物某种认知作出的断论而急眼。从现代社会理论的角度看,你左出一套左的、且有根有据、逻辑自恰的现代社会理论来,它就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就现代社会理论的区分讲,左的社会理论不同于极左的社会运动,它的价值不容否认。不要以一种衡量过去极左运动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左的社会理论。一涉及“左”,被评者就暴跳如雷,批评者就心惊肉跳。同样,你右能右出一套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提供中国深度改革出路的社会理论来,就“人正不怕影子歪”。在此,左不是过去“革命”的同义词,“右”也不是过去“反革命”的同义词。事实上,现代社会恰恰是在“左”、“右”摇摆之中寻找到适合现代社会运行的理论方向的。如果我们的思路仍然在或左或右的价值对峙中游荡,并以为被人认定为左或右就是一种政治对错的定性,那只能表现出我们现代社会思维能力的孱弱和极度的不成熟。

  这是一种社会批评的困局。一种只有价值认同却拒绝知识认证的困局。单纯的价值认同以情绪化为心理基础,以对峙性为论说基调,以自恋性为“判教”取向。这是传统社会的社会思维特质。现代社会的社会思维要求我们以知识的严格检验为价值认取的条件。自具逻辑检验准则、自具理论推演程序的社会理论,自具所见所蔽、自具个性共性的社会思维,自具平等“判教”、自具平静心境的社会批评,构成现代社会运思的三个层面。不管你是那派那家,你都得经过这三个层面运思的过滤,才算得上是“现代”“社会”“思维”,“现代”“社会”“批评”。否则,再高调的申辩也是不济事的,再动情的伸援也是不管用的。《读书》的拥趸与《南方周末》的读者,喜欢或不喜欢对方,都得有这种价值的、心理的、知识的承受能力。之后去看待对方言说,才会健康一些。这是我等均是初步尝试以现代社会理论,来解读初步进入现代的中国问题的人士,所不能不正视的。或许如此,我们对于人家赞扬或讥评《读书》或《南方周末》,才不至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壮感,或不为人解的伤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