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鲁迅在自己的杂文集《坟》的后面,写下了这句话。当时,电灯虽然一直亮着,但鲁迅的内心却显得有些阴暗,并经受着忧愁对他的袭击,他开始后悔印行自己的杂文集了。甚至,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一封信中还说:“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是一些非常真实的片断,鲁迅的一生常常被这种矛盾、不安所捕获。然而,鲁迅死后,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鲁迅曾经有过的复杂的内心生活,他们只关心作为批判家、讽刺家的鲁迅,只关心鲁迅的愤激和尖刻。尤其是今天,当神化鲁迅和贬抑鲁迅都成了一种时尚的时候,要获得鲁迅式的清醒立场,越发成了困难的事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曾引用过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这才是鲁迅的真性格。那些容不得别人说鲁迅任何缺点的人,其实是对鲁迅最大的误解。

  我开始寻找新的接近真实的鲁迅的有效途径,或者说,寻找鲁迅之于现在的写作界的特殊意义。作为一个孤独的、坚强的个人,鲁迅对存在的闭抑性,对周遭现实中的苦痛,对自身所处的境遇的自知和自省,已经成了我们今天最缺乏的精神资源。在当下这个以抽空痛楚性为代价的时代,写作演变成了一种轻松的事业,一个巨大的苦难消解机制,由此而形成的词语滚动中,生活的尊严丧失了,现实的敌人也悄然隐匿,仿佛太平盛世已经来临。用鲁迅自己的话说,“现在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不亮(此说如果发表,一定又有人来辩文学遗产和枪之不同),我觉得实在可以说是打岔。我觉得现在以袭击敌人为第一火,但此说似颇孤立。”(《书信·致胡风》)“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华盖集·碰壁之后》)鲁迅的提醒,不过是要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内心,重新注视自己脚下所站立的位置,重新省察来自存在领域的精神消息。让无病呻吟或熟视无睹退场,让每一双睁着的眼睛都来发现,生活的屈辱与沉重,到了需要为之垂泪的地步。安德列·纪德在《人间粮食》中感慨万千地说:“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阅读鲁迅,我心里经常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这是一个在生活面前努力过的作家。鲁迅非常清楚,生活和现实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自己前进到了什么地方,也明白前方的障碍究竟在哪里,所以才有《影的告别》中“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这样的孤独言辞。设想,如果没有鲁迅对自身处境的深刻敏感,必定也没有鲁迅火一般热情和锐利的文字。鲁迅一生,用过许多比喻,如“碰壁”、“铁屋子”、“过客”等,无一不是指向闭抑的存在本身。他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鲁迅说这话距今已七十五年,但许多中国作家的精神状况似乎没有任何的改变,依然是“不敢正视人生”,依然是被“瞒和骗”所奴役。于是,你可以在当下流行的文学话语中亲见下列事物:私秘经验的展示,斤斤计较的心灵,琐碎繁冗的文风,轻松虚无的精神,以及把写作当成获利的手段和找乐的法子,等等。在这些事物的背后,活跃着的是一颗颗可疑的心灵,但他们对真正的、需要为之垂泪的现实却保持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缄默。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有一句名言:“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我觉得有道理。是鲁迅把自己塑造成了战士、孤独者、绝望的弃儿的形象,而核心的问题是“整个承担责任”。鲁迅承担了什么?并不像多数人所说的那样,鲁迅只是为一个民族而战斗,或者为底层民众而呐喊,其实,鲁迅首先承担的是他这个个人内部的事物——属于他自己的内心冲突。这一点,可以见之于《野草》、《两地书》和一些诸如“序”、“跋”之类更带个人性的文字中。

  翁——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翁——阿阿。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野草·过客》

  “过客”,这分明是鲁迅的一种自我指认。当他察觉出存在是一条荒诞、孤独的旅程时,并没有逃避,仍然“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到最后,“过客”几乎喊着说:“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面对个人的存在旅程,面对命运的折磨,“过客”选择了承担,选择了前进。明知前面的结局是旷野,是坟,是死,仍然拒绝一切尘世的和解方式,义无返顾地向存在的深处进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碣文》)这在我看来,即是一种写作与存在的勇气;而这一勇气的背景和根源,在于对绝望和虚无的承认,以及随之而起的反抗。“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书信·致赵其文》)

  比起当下一些作家被荒诞的现实和虚无的精神所奴役的状况,鲁迅的写作的确是有勇气的写作。而任何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都起源于作家对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判词。东方是一个拥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机制的民族,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经验一进入到这个机制里,都可能迅速地被消解,轻化,从而进到空无的境界里。这种消解机制所带来的麻木性,使得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轻松的,闲适的,游戏的,缺乏紧张的冲突,作家一进入写作,就采取人格虚化的办法,回避心灵与现实的正面相遇,从而把心灵的压力减轻到最低限度。于是,颓废的经验,生存的残酷性,欲望的袭击,使一些人的写作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作家不再是现实的抗争者,而是成了被现实奴役的人。他们会在一些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面前忍气吞声。

  这种被奴役的原因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这恰好是鲁迅最为可贵的品格)。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存在带进软弱之中,从而使写作被无关痛痒的生活事象所困,或者被浅薄的过日子精神所左右。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在愤怒中,我们将看到现实的局限、苦难以及它内在所包含的危险性,由此,心灵就渴望向终极攀援,渴望存在的幸福出现以平息这种怒气。现在的事实是,有一帮作家与生活中的庸俗哲学和物质主义思想建立起了亲密、暧昧的关系,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文学是软弱的文学,没有勇气的文学,存在在他们的作品中完全趋于沉默。

  鲁迅不是这样,他自始至终都是以彻底的存在主义者的面影出现,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用大质量的心灵坚持了自己与存在之间的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证明了自己的良知与勇气。鲁迅是无畏的。他的写作,一次次地把个人所应担负的生存责任还给个人,以达致最终的自我实现。如他在《华盖集·北京通讯》中所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我自己负责”五个字,是一种庄严的承担,它道出了鲁迅定意在自己身上实验“虚无”、“黑暗”的个体存在思想的决心。“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二四》)试验的结果,当然是鲁迅以个人的记忆,经验,独特的话语,为那个时代保存了一份真实而深刻的内心证词。

  我感到诧异,为什么强调自我承担,声称“我自己负责”的鲁迅,他的写作并没有滑向私秘话语的后花园而孤芳自赏,也没有当下写作界所盛行的建基于身体经验的自渎精神。我想起这几年来议论纷纷的所谓“个人化写作”的问题,好像它是拯救写作的救命稻草,其实,我们只要读一读鲁迅,就知道早已是那样了。只是,鲁迅的个人,与当下这种以展示私秘经验为特点的写作不同,他凸现的是个人的存在感,而非个人的身体细节。比如《野草》,鲁迅很少写实,但通篇充满的都是鲁迅对存在之荒谬境遇的独特感悟,是一些有切肤之痛的个人体验。在鲁迅笔下,不单“过客”、“战士”是孤独的,就连朔方的飞雪和秋夜的枣树,都浸透着孤独的气息。孤独,实在已经内化到了鲁迅的灵魂之中,在他,这并非什么姿态,他就这样活着。鲁迅的力量或许正源于此,他的文字里蕴含着内在的真实。

  但鲁迅的写作还是有他自己的界限。他没有过度发展自己的个人私语,没有把自己幽闭于自我经验这个窄小的空间里,或者说,他除了彷徨之外,还有呐喊——所谓呐喊,实际上是对一个群体的局限性的觉察,是一次公开的行动。个人和群体这两条线索,在鲁迅身上有非常显著的发展痕迹。我想,鲁迅能成为二十世纪的民族灵魂,实在是跟他背负着个人与群体双重的使命有关。他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非常经典: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于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去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那些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

  ——鲁迅:《两地书·二四》

  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秘密就在这里,当鲁迅坚守个人立场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共同的人道主义,没有忘记为别人设想;当他在为别人设想时,也不忘在自身试验那些“黑暗”的思想。这种平衡能力是非凡的。相比之下,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当下的写作界,都成了陷阱。一种人,是完全落入了个人私语之中,精神通道塞满了黑暗的隐私和庸常的身体细节,写作仿佛成了个人那点可怜的生活事象的展览馆;另一种人,他的写作则被社会公论和集体记忆所左右,除了那些空洞的代言身份和历史结论外,我们读不到多少属于他自己的精神气息,个人在那个时代是怎样一步步地走过来的艰难历程被轻易地省略了,作家成了一个十足的理想家、幻想者。对于前者,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词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所描绘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他所记述的失败里不会有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描绘的胜利中也没有希望,更没有同情和怜悯。他的悲哀,缺乏普遍的基础,留不下丝毫痕迹。他所描述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物。”靠“内分泌物”写作的人,其实是对写作与存在的尊严的变相放弃;而对于后者,多是假大空的思维,它最大的缺乏就是遗忘此时此地的存在,鲁迅说到这种丧失个人承担的写作时曾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两地书·四》)

  鲁迅不做空洞的理想家,他的写作是现在的写作,是与自身此时此地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写作。所以,他有一种说话的痛楚——“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两地书·二四》);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抗着生活的压力——他至死都背着通缉令,且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其二是‘穷途’了”(《两地书·第一集》)。建基于这种深切的个人体验之上,才谈得上鲁迅为群体的思想。即便是为群体,鲁迅走的也不是集体话语的道路,依旧是塑造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比如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等,是这些真实的个人共同构成了“普遍的基础”,从而接通了个人与群体,为自己和为别人设想之间的道路。一次,鲁迅在病中自语道:“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知道,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桌,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且介亭杂文末集·附集·“这也是生活”》)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它几乎可以看作是进入鲁迅心灵深处的解码口:这里有“我”(存在者),也有“街灯的光”、“微明”、“墙壁”、“棱线”、“书桌”、“画集”、“夜”、“远方”、“人们”(存在的环境,以及存在的群体),鲁迅为之确立的关系是“都和我有关”——再次返回到个人承担的命题之中,而且,我们知道,这种个人承担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有广阔而坚实的现实基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鲁迅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就在这个基础上展开。鲁迅终生都活在“两种思想”的矛盾之中,但多数人只是注意他的群体精神,而忽略了他更为重要的精神联结点——孤独的个人;另外,多数人都以为鲁迅这两方面的矛盾(也有人称之为“两个鲁迅”)最终得到了解决,或者说,他们更乐意看到一个解决了矛盾的鲁迅。这些,其实都是对鲁迅的误读。在我认为,鲁迅至死也没有解决这些矛盾,所以,自始至终,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都是极为紧张的,厉害的时候,几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鲁迅是那种少有的将内心冲突贯彻到底的作家,他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先见。而我,一想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写作问题,依然是鲁迅当年所面临并试图解决的,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从鲁迅的存在起点上落了下来,甚至还有人以为鲁迅已经过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真是悲哀。

  我们对鲁迅的遗忘,还远远不止这些。面对这个苦痛的灵魂,非有特别的敏感,是断难与之达致共鸣的。这一点,鲁迅自己似乎早有觉察,他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书信·致颜黎民》)“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书信·致王冶秋》)但鲁迅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作品会在某个时期(“文化大革命”)成为钦定的经典,强加给所有识字的人,这是完全有悖于鲁迅的本意的。鲁迅一生反对思想强迫和阅读强迫,推崇独立,个人,战斗,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只能是时代的异端,而非代表多数。鲁迅只适合于少数悟自身之为奴、有人生创痛、在小事上都竭力争取生存尊严的人,而一旦将鲁迅神化,树为楷模,必定变质,甚至可能发展成为打击人的武器。“文革”的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只有回到鲁迅所生活的沉痛的存在现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鲁迅,否则,他身上所固有的偏执、愤激、刻薄、多疑、一个也不宽恕的思维特点,一不小心,就会显露出非常危险的一面。可以想见,在一个惟革命、暴力、野蛮、践踏人性是从的“文革”年代,鲁迅一落到那帮狂热而失去理智的人群手中,会被糟蹋成什么样子。鲁迅的生存现实,内心压力,鲁迅对现世的绝望,以及他与黑暗捣乱的决心,是接近真实的鲁迅的必由通道,离了这些,必然发生对鲁迅的严重误读。

  误读不仅发生在“文革”期间,此前此后,都是如此。闻一多早就说过:“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即便是现在,真正理解鲁迅的人依然是极为少数,有时我甚至想,面对如此复杂的鲁迅,也许只有鲁迅自己才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他的人。他在临死前写的《女吊》一文,最后一句是:“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读起来真是惊心动魄。

  与鲁迅比起来,我们的匮乏太多。如何正确、清醒地传承鲁迅这笔遗产,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有太多鲁迅的真精神还处于隐匿状态,也有太多依附于鲁迅作品的杂质没有清除。我们需要珍惜这段二十世纪精神史上的奇异段落。“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语)当文学在今天日渐丧失精神的力量,写作也不断陷入暧昧而庸常的状态时,回想鲁迅一生所进行的伟大的灵魂的事业,的确是一次有效的解放。比如,对自身为奴的境遇的自知,对个人孤独旅程的承担,对一个群体的闭抑性的呐喊,对此时此地的存在细节的敏感,对希望与绝望、黑暗与光明、人与兽、友与仇、死亡与生存、爱者与不爱者的痛楚指认,对弱势人群的悲悯,以及对未知的、神圣事物的敬畏,(像《祝福》中,祥林嫂问及“我”死后是否有灵魂与地狱的问题时,“我”不安、吃惊、悚然、惶急、如有芒刺在背的神情;又如《我要骗人》一文中,鲁迅说,“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这些一个作家必备的心灵品质,鲁迅有,我们却没有;而鲁迅所没有的逍遥、遗忘、游戏、玩世不恭、轻松美学等,我们却全有。——如鲁迅所说,“真是无法可想”。

  “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2000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