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世纪末有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哲学神话:在某些哲学家看来,本世纪以来哲学的一场“伟大革命”就是哲学的语言转向,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系列的文章评述这一点。撕开这个令人震惊的哲学神话的幌子——它出自受我们尊敬的哲学家之手并加以精心巧妙地炮制——我们看到的只是哲学的迷误和哲学家自身一场危险的走火人魔。只有高扬本体的至上性,破除理性崇拜与现代迷信,才能从魔幻中解脱,使哲学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的优性结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艺术实践与人文学科的探索,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中国满天飞的是沉迷于知性而对复杂社会问题无能为力的哲学家,但时代更需要头脑清醒,超越理性崇拜和实践模式崇拜的思想者。(注一)

哲学语言转向是西方分析时代的产物

语言哲学(或语言学哲学)是本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是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和继续。(注二)

哲学语言转向是指西方某些哲学家通过先后对语言、语言学、语言学基础作为分析对象,予以根本性的关注并进行的哲学研究。该转向呈现三大特点:

一则认为哲学首要的任务是对语言进行分析,企图以语言哲学取代哲学本身,声称“语言是哲学的家园”,“全部未来的哲学是语言学哲学”。

二是研究方式上唯数理、逻辑是从,沿袭了西方分析哲学所谓语义的精确性、逻辑论证等特征;

三是将语言由准确表达思想或观念的工具变成“语言即思想存在本身”,声称“离开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

诚然,语言转向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在哲学的发展上也起到一定进步作用,比如超越身心二元论,开拓一个从语言的维度看世界的视野,为西方人走出西方传统文化提供一条通道等。

对哲学语言转向如实公允的评述,使西学东渐,对于扩大学者的视野,也不无裨益,这理应引起我们的尊重。

然而,也有些哲学家看不到哲学语言转向在西方是分析时代的必然产物,看不到有些西方哲学家及其哲学正逐渐走人死胡同,声称西方哲学的特征乃至当代世界学术潮流的最引入注目的特色之一,就是重视语言,看不到东方哲学的巨大生命力和它对西方哲学交参互融的力量,也看不到有些西方哲学家正转向东方学习,忽视乃至忘却这场转向背后哲学家自身的立场责任所在;不去研究存在本身,只是关心说法、提法,以及对时髦哲学的诠释与注解,因此,不但不能对此予以及时有效地澄清,反跟在西方人后面,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西方哲学的俘虏和奴仆。

哲学语言转向的极致,是哲学终结论,在时代日益庞杂、混乱不堪的社会问题面前,回天乏术,妄称哲学及其使命的终结。

哲学语言转向的结果,是对哲学自身存在的误导,并导致哲学的混乱;作为哲学家自身存在立场、使命和良知的丧失,基本是非价值观的沦丧而陷入迷误,甚至声称哲学语言转向是哲学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哲学向本体论高形态复归

作为一种猜想,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哲学发生学告诉我们:哲学(philosoph)是爱智学,是开启智慧的学问,哲学“通过对事物(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本源,本性及其变化发展和相互关系的全方位关注和研究提供最一般规律”。科学解决认知,技术保障操作,艺术实现创造,而哲学作为人类的智慧,在美的统摄下其作用在于使人自身聪明,使他人成功,使社会发展,使世界进步。

哲学是启迪民智的学问,启蒙在于引发,同样自明性大于论证性。哲学的本相在于自明性而非论证性,与其反复论证,不如把论断说得简洁、明了、适度。分析论证对于事物深入透彻的了解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代之以科学化、学究化。即认为只有强调学术规范、逻辑论证和理论体系,并将哲学纳入有限的框架内,分解为某一具体学科,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哲学。如果按他们的逻辑,老子的《道德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都不是哲学了!

在分工时代,各门学科日益具体化和专门化,分类越来越精密,造成了哲学的分科化。哲学又可分为元哲学、科学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等等。

哲学不是专案调查,也不是科学鉴定,即使是科学也只是在不停的探索中试错而已。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限定之学、分科之学,科学家也需要有哲学思维。当然,科学成果有利于丰富和进一步发展哲学,正象艺术创造和人文学科也有利于哲学的丰富与发展一样。

然而,世界不仅仅需要分析、分工和分科,更需要的是综合。这恰恰是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并不能因为各学科不断发展,而忽略了综合之学、智慧之学,必须有人重视对基本理论即元哲学的研究,哲人的使命和出发点也在于关心时代和社会的重大问题,而非从西方引进的时髦哲学。

这也并不意味着因之而排斥对个别具体领域的研究。对具体问题、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基于事实存在的基础上。这事实不仅包括实际存在的事物,还包括直觉到的未来的事实。

语言哲学只是众多分门别类哲学分支中的一种学科,它不能代替综合的辩证的思考,不能代替综合思维。哲学本身是爱智之学,哲学对各学科根本的指导、驾驭权并不因哲学的分科化而消失,哲学家的使命并不因之终结,而是随时代的发展愈发显示出其基本与日益重大的意义。

应该看到,人们认识、把握、控制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方式,既包括语义、逻辑和数这一途径,更包括体验、直觉和形;哲学研究不仅包括理性认知,更包括直觉感悟;而且感悟大于理性并置理性为人类精神的有限层次。

哲学即是感性与理性的优性结合。这里感性不等于感觉,感觉只是人类认识的初级阶段。

广义的语言既包括语义、逻辑和数,又包括体验、直觉和形;就狭义的语言——语义本身而言,“离开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其错误在于:一是没有看到某些拒绝人工语言的人,靠直觉、感悟更能彰显其生命本体力量的事实,比如聋哑人。更不用说,还有用形态、视觉与空间思维(和实践)的美术家了。(注三)

以直觉、美为代表的感悟思维比理性思维更高一层面,以东方文化为代表的综合思维包含并高于西方文化中的分析思维。辩证的综合比清晰的分析更能根本性、整体性地把握事物的本体存在。

美不是生活、漂亮和对自然的反映,“美是感应到的优化信息。”“美学是对优化结构直觉判断的学问,是研究直觉判断力的学说。”对美学修养的缺乏直接导致是非判断力的混乱,审美价值观的沦丧以及对存在基本立场的彷徨和背叛。

“如果说,科学是人类的理性,哲学是人类的智慧,那么美学就是人类的心灵直觉。”

“美学,乃哲学之巅。”

要使科学有意义,技术有效益,创造有价值,智慧有善果,必须通过美的最高统摄。真正的哲学家不仅仅是认识世界,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大哲学家如老子,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杨振宁,莫不重视直觉、美学对于社会人生和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更不用说艺术家通过对美的创造,优化人们心灵的意义了。

每种学问、理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狭隘的一面,必须注意使自己的学说、理论兼收并蓄他者所长,使之最大层面上具有宽泛性和互补性,并努力朝着本体的方向全方位推进。哲学经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演进历程,必将在高形态上向本体论回归,并以本体论统摄认识论和方法论。(注四)

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事物的经验层,而不太关注甚至否定事物先验层与超验层的存在,结果导致科学真理的本体化(即将科学、真理本身作为终极存在的标准加以困守、崇拜),忽略乃至消解本体的至上性;

长期以来,人们不注意感悟对理性的指导作用,甚至消解直觉和美学对社会人生的根本指导意义,殊不知,理性的两个层面——科学和真理都是学理,科学是限定学,真理也只是最高形态的理性,就本体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而言,“科学是趋向本体的学问;真理是趋向本体的理沦”,它们都不能被崇拜固守,都必须不断接受事实的检验。

长期以来,人们生活在对实践模式的盲从之中,看不到实践本身也有不合目的性、不合规律性的一面,重量轻质,重知轻智,片面强调实践出真知,一味教人勤奋苦干、老实的人,而非教人辩别,造成实践和鉴别力、知性和悟性品性的严重脱节,从而造就一大批谋生技能高明而缺乏头脑的机器动物,精神残缺的病态的人。

坚持本体的至上性,即坚持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即坚持以开放的心态与外界不断保持物质与能量的交流和交换,保持对自然、社会、人生存在本体的尊重;即尊重科学与真理,但决不盲从;即坚持“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基于实践的效应。”

哲学的魔幻,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本体的至上性,导致理性崇拜和实践模式崇拜。

崇拜科学导致教条主义,固守真理尤其是对作为真理化身的个人的崇拜,导致现代迷信和历史的惨痛教训—文化大革命和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难道还不深刻吗?!

哲人是人类和时代的良知

哲学注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但同时必须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不能搞西方文化中心论。

哲学研究在借鉴、扬弃西方哲学的同时更讲求民族文化的尊严和文化自信心。这决不意味着哲学是情绪的渲泄,道德的说教,即便是科学中立,学术中立也是为了防止科学、学术本身为特定政党和特定阶级所误用;但决不意味着哲学家可以借中立的幌子而失去道德良知,作了特定政党忠实的驯服机器乃至以宣传、教授的名义误人子弟。

有两种“为哲学而哲学”,一种是拒绝哲学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拒绝哲学政治化,它必然关注自然、社会和人的变化发展;一种是借中立的名义,不研究美学和存在本身、不研究是非判断力、价值观,哲学家穷其一生只为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周到,不思考怎样改造和优化世界,不强调社会责任和终极关怀,将哲学科学化、学究化,这不仅很片面,又很荒唐。

哲学家必须经常对事物做出判断进行定义,而且在判断和定义之后,必须坦然迎接否证;但哲学家却在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定见,以使自己的观念趋向本体。任何论证总难逃脱规范,规范性、限定性就是科学即限定之学的应有之义。这也是哲学比科学更高一范畴的原因。

有人动不动要人拿出科学论据、理论依据,殊不知,正是科学和理论需要根据,而其本身不能成为根据,所以,这些动辄要别人拿出科学依据并加以论证的人,不承认老子、尼采是哲学家,指责他们是滥用天启的人。有人认为,提出一个有创见性的命题、见解不难,难的是论证,事实恰恰相反。哲学家正是生产命题和定义的人,有的人也许一辈子发现不了一个新命题和有价值的定义。

美好的哲学在科学化、学究化的名义下,被无情地肢解,成了与人生活无关痛痒的学说,或者愚弄、麻痹人的学说。比起片面强调学术规范与学养的人而言,拥有人自身的道德正气和良知更为重要,“持天地正气者,其道恢弘,此谓之气正道大”。(李正天)

才学广博,治学严谨的学者倘不关注社会人生,长期固守书斋,更易失却基本判断力,更易变得鲜耻寡廉,那时哲学的立场良知不存,又遑论哲学的发展!

认识论包括认知与见识两个方面,缺乏见识,“认而不识”,用知识充当智慧,用智慧出卖良知,取消善恶判断与正气,是当今某些“知识分子“和文人的通病。自身尚且是非不分、美丑不辩,又遑论什么引导他人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权利和责任:

甚至哲学仅拘于方法论领域,“哲学家”可以不顾及道义与良知,使智慧服务于邪恶的目的,哲学沦为诡辩术。殊不知,哲学正是在悟道与用道,悟用一体中得以丰富与发展,真理往往不言自明。

甚至那些从事论证迷恋分析的哲学家,不关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如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耗散结构论、规范场论和人本心理学研究成果;从事方法论研究的人不关注东方神秘主义。即使注意到了,也是食洋不化、食古不化,将他们那似乎万能的分析逻辑、充斥知性的脑袋,充当邪恶的屠刀,将人类永恒的精神、正义和良知一一加以肢解、还原和屠宰。

在刻意追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周到的名义下,哲学家躲进书斋,掩盖在科学理性的框架内,使自身变成一架历史的思想的传声筒,漠视社会生活与时代的大是大非,缺乏同情心,一方面造就一大批思想的懒汉和冷漠麻木的研究者,一方面视野狭隘,将哲学引入一个远离现实人生和社会关怀的隔鞋搔痒的处境,这实在是哲学的不幸、人类的不幸!

有些哲学家以价值中立为由,结果导致性格、气质决定一切(包括哲学倾向和是非判断力)的性情决定论,漠视乃至否定哲人立场和良知的存在;在哲学科学化、学究化的名义之下导致缺乏统一、和谐的多元异质并存的相对主义。

殊不知,思维的多元也是为了趋向本体的一元,在本体面前,“百虑而一致”(《周易》),万法归宗。

难怪某位哲学家曾经在二战期间为纳粹效忠,在法西斯对六百万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血腥事实面前,丧失基本的是非判断力与人格立场,且在其晚年仍不失却对纳粹主义的崇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当代某些哲学家心目中哲学大师的地位了!

哲人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与阶级而存在,以此保持超然独立的经世关切和终极关怀。

哲人是人类和时代的良知。

背叛学术良知的哲学只能导致哲学家本身的卑污与堕落,造就一批“玩知丧志”的沦丧的“知识分子”。

从魔幻中解脱,高扬本体至上性

哲学陷入迷误,一些哲学家走入魔幻决非偶然。

长期以来,固守书斋,将哲学变成了阐释学,注解学;哲学作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附庸存在,哲学家变成了学问家,不去正视大是大非,在外界压力面前,不敢有自已的声音和真正独立的思想,而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宣传品(注五);加上长期脱离社会生活,或丧失对社会、人生应有的关注,置所谓生存智慧于学术良知、思想生命和正义之上,不敢坚持原则及哲人立场,从而陷人专门哲学的某一分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于查究枝节。

经历十年浩劫而今成为“哲学家”的某些人,本应在当初站起来捍卫思想的权利,履行哲人使命的重要关头,留给后人的却只是缄默和逃避的软骨头哲学,甚至炮制一些见风使舵的看眼色哲学。并且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检讨文革时期哲学家自身的责任时,非但不怀一种羞愧、耻辱感自觉担承,反以国情、情势使然为由而推卸之。

也有些哲学家以追寻真理和经世致用为最高使命,怀着真诚和善良的愿望志于哲学事业,却忽略了美学修养,未能将哲学提到美学的高度,未能使哲学智慧导致优化自然、社会与人生。

中华民族向来较缺乏宗教情感,对于美学应有的地位远远重视不够。

宗教,源于生活超越生活,其超然人世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资源。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时时铭记源于历史、个体、民族的屈辱和苦难本身,并努力升华为力量;使人时时铭记一个正直有血性良知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存在立场及其作为,使人对完整而健全的人生、正义和智慧的力量,保持坚贞执着的精神信念。

东方哲学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以周易、老庄、奥义和禅宗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强调“知不知为上”,注重直觉感悟和审美判断以及对事物的变化发展与相互关系的关注,不仅为艺术也为科学提供了珍贵的营养。玻尔、卡普拉等物理学家从东方神秘主义中看到了与现代物理学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

哲学不研究本体,不关注本体存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由于缺乏哲学智慧的指导,缺乏正义和有激情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价值观,缺乏精神信仰和宗教情感而导致精神苍白,活力匮乏,同情心丧失,对社会人生冷漠自私,是非混淆、颠倒的闹剧和悲剧,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未来社会是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信息时代。对信息的接受、调用和储存已有电脑代劳,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能否有效处理瞬息万变的信息,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人智慧和才能的量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聪明的人善于接受各种信息,而智者善于对信息作出判断和处理”。

人们往往并非缺乏真诚,而是不知如何真诚;

人们常常并不缺乏爱,而是不知如何去爱;

学者也许并不缺乏献身学术的意愿,而是缺乏那照亮学术及学术赖以观照的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眼睛。文革期间,顾准和他的儿女们两代人之间的悲剧即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具体事物的处理,因社会的日益复杂而更需要凭籍智慧与直觉洞见,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坚持本体的至上而非荒谬的科学真理的至上性基础上。

如果说,科学理性是时代的“火车头”,带动人类文明的进程,那么以人文学科和艺术实践为主导的判断力价值观就是“火车头”上的“司机”,为人类文明掌舵并指引优导其进程。缺乏“司机”的“火车头”是危险的。

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的优性结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艺术实践与人文学科的演进,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广集才学,深化素养,才不至于走入迷途,而使哲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途径。

结语:时代呼唤思想者

魔鬼附身,若仅仅是烧着的是哲学家自身,令其幡悟则幸;或促其消亡,中国亦不缺乏这样的哲学家。惹火烧身,自食其恶果倒罢了,但这魔鬼的幽灵却浮荡在天地间,一边是叫嚣哲学使命终结,退缩于故纸堆、千人一面的学究、注释家,一边却是层出不穷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苟须澄清鉴别。一个史所未见的思想的真空出现了。哲学因此被钉上耻辱柱,这真叫那些学究籍以为衣钵的古圣先贤在天之灵,汗颜而愤怒!这样的“哲学家”不以为咎由自取,自取其辱,反以人们不关心学术、思想为由,逃避社会人生,躲进理性的怪圈之内,美其名曰“拒绝媚俗”。的确,那里很舒服,但也实在很卑污。

这天地间,很不干净。看来,那忘却了屈辱的历史,残暴的权势、苦难的人民的,倒常常是那卑污的智识阶级;那优雅着,披着知性傲慢着,炫耀其博学和口才,如鹦鹉者,正是思想界的盗跖;生产一堆堆知性的垃圾,增添这不堪其负的苍茫天地的污染者,将是人民的罪人。

事哲学、文化事业者,从来都没有坦途可言。从事思想业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源于个体在历史、时代不同境况下的深切体验和遭际,并感知个体与时代命运、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息息相通。

一个缺乏圣贤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由于个人崇拜导致了十年文革的悲剧,更多的人们谈起圣贤时,或退避三舍,生怕被冠以个人崇拜的帽子;或敬而远之,视圣贤思想为个人身边附庸风雅的饰物;或极尽其谩骂诡辨之能事,将人类优秀的灵魂以时代不断发展的名义加以阉割。岂不知,基于感悟的对圣贤的祟仰即是对人类的良知、正义、人格精神的祟仰,即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有人认为,“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理由是“肯定中国没有产生精神巨人的土壤”。此论无异于坐井观天、逃避责任、一味等待和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我深信,中国并不缺乏精神巨人,也不缺乏这样的土壤,而是缺乏发现的眼光和勇气,缺乏为捍卫人类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精神意志,缺乏为追求人类社会的福祉的信念。

必须看到,人们常常无视两个思想领域的基本事实存在。

一个事实是:历史上有许多思想的先驱,如耶稣、尼采等,常常被钉上十字架、耻辱柱,常不被时人所理解和发现,并被视为异端。思想的先驱为时人所回避、所不敢言、所歪曲,甚至横遭垢辱,只能是从事哲学、文化事业者的耻辱:每一个稍有正义与良知的人的悲哀!

再一个事实,中国至今尚未颁布《出版法》,至今所谓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只能是在国家机器的体制和框架之内进行;真实的声音,长流落于民间,“大音希声”。“大相无形”,又岂是那些好心的等待者所明了?

倘每一个中国学人不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不放弃对人生、自然、社会的关注,不放弃自信心——它绝非意味着个人和民族的自大,诚如毛泽东当年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完全有信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自己的主人,作思想的主人,少一些等待,少一些空喊,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多一些开创性的建构精神,则学术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中国需要多一些富于创造力和拥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艺术家,少一些毫无创见而又常常走火入魔的“哲学家”。

中国满天飞的是沉迷于知性而对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无能为力的“哲学家”,但时代更需要头脑清醒,超越理性崇拜和实践模式崇拜的思想者。

世界需要思想者。

中国需要思想者。

时代呼唤着思想者!

1998年2月8日初稿,1998年3月29日修改稿

注一:本文的选题是我在思想探索中由导师李正天所拟定,在写作中,深受他思想的指导和启迪,多次引述了他的《超越理性》一书,此不一一注明。

注二:其他主要参阅书目和文章:

《哥白尼式的革命》(徐友渔)

《语言哲学研究述评》(王路,《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六期、1998年第一期。)

《语言与哲学》(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尚杰 著)

《寻找家园——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尚志英)

注三:这里,我们不想一一罗列,音乐的思维、舞蹈的思维。可惜,我们那些提倡语言转向的哲学家,恰恰是无视这种超越狭义语言的思维。

注四:关于本体、广义本体论,这在李正天的《超越理性》一书的上卷:“广义本体论”中已说得非常清楚,此不一一引述了。

注五:诚然,任何政党需要有自己的宣传机构,也需要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将哲学变成特定政党的宣传品,特定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是将哲学附庸于政治,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政治是对公众事物的控制,政治哲学在哲学领域里自有其独特有效的存在价值,但绝非全部,甚至反过来颠倒哲学和政治的主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