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到一些文章,常常惊诧于其中的言论,迷离困顿于当中的理路。本来,对于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见解,有着不同的观点,实属正常,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自认“独尊”。但是,不管是什么见解、观点,它的成立,却都必须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做到自圆其说,否则的话,就难以立足。比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正是先有了民族的觉醒,然后才有个人的觉醒;先有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才有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民族危机,才发生了启蒙运动;正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才最终发现:民族解放与个人解放是不可分离的。”(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东方文化》2000年第三期。)按作者的本意,似乎是想说明,“民族”优先于“个人”,只有有了“民族解放”,“个人解放”才成为可能。当然,作者完全有权坚持这样的观点,只是他的论证过程却有疑问。“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或许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觉醒”吧,实际的情形是: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大败于西人的“坚船利炮”,有识者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而有洋务运动,并建起了在当时现代化程度领先的军队;未几中日构兵,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有人意识到仅有先进的技术,而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终究于事无补,照样落后挨打,于是而有戊戌维新和随后的清末新政;可是这两样都因为当时的专制极权统治而失败,于是革命军兴,倡言“反满共和”,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新生的共和政权并没有给中国民众带来福祉,国内,民不聊生,军阀蜂起,国外,丧权辱国,而且共和本身也步履维艰,摇摇欲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才意识到,民族的崛起必须立足于个人的解放,离开了个人的解放这个起点,民族、国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壮大,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倡导人权、自由、科学、民主,提出了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没有解决、许多人还在探讨、深究的课题。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我们得出的是个人优先于民族,民族的强大只有建立在个人的充分解放、个人的权利得到彻底保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如果仅仅因为洋务运动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说民族优先于个人,这样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中间的逻辑错误非常明显。

  前段时间,类似《上海宝贝》的所谓“女性写作”、“私人写作”很引起了一些争论,许多人不同意这种写作方式,有人并且还分析了出现这种写作的原因:“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所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似乎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作者举了一些相反的例子:“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30年代一次,出现了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家》、茅盾《子夜》、曹禺《雷雨》,而50、60年代则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分量的,他们是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葛红兵:“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新华文摘》2000年第七期。)

  这些例子不仅没有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反而使我更加糊涂。中国的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在遭遇这“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也都“处处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难道鸦片战争的主要肇始者东印度公司不属于跨国资本?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变化的程度在一步一步地加剧,从洋火、煤油已经到了今天的微波炉,虽然中间有反复,但总的趋势却是在慢慢地远离我们固有的“土生土长的生活”,直至今天,我们也还没有走出这段历史,也就是说,始于近200年之前的那个趋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还在持续着,我们并不能以任何理由把这段历史截断、分割。作者上面举的那些代表了“两次长篇小说创作高峰”的作品,正与其他许多的文字一起,生动地记载了这个趋势所不同者,或许只在于对这个趋势的看法上,但不论怎样,它们诞生的背景,早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看出“跨国资本的烙印”。如果说这些作品在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与《上海宝贝》这样的小说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话,那么恰恰是在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已经不再是“土生土长的生活”这一点上,它们与《上海宝贝》具有本质的相似。作者的这些证据,不仅没有支撑他的观点,反而破坏了其论点之成立。

  正是这样的阅读体验,使我经常想到“智识”这个词。而且我所说的“智识”,并不是什么奥妙的学说、高深的理论之类,而只是基于两点:一是事实,二是逻辑,由这两点形成所谓的“常识理性”。首先必须确认基本的事实,然后依据于逻辑进行论证,这逻辑,也绝非什么数理逻辑之类常人根本不明所以的高深学问,而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形式逻辑如同一律、不矛盾律等等。就是这两样,我们也并不能得到满足。在事实方面,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其实就生活在经过了相当程度的隐瞒和曲解的现实和历史中,仔细反思一下我们的闻见,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有多少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呢?更有多少是根本连影子都不让我们知晓的呢?甚至在今天还有人因言获罪他们的“言”也不过是说出了事实而已。这样的经历,误导我们的思路,搅乱我们的判断,影响了我们对于事实的确认。而逻辑,更是因为强权的存在而一向在中国难有立足之地,只要掌握了话语霸权,就可以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出尔反尔。假如我们依据逻辑的规则来衡量当今中国的一些流行话语,有多少可以站得住脚呢?比如“落后就要挨打”,说这句话的本意是要振兴国家,但把这句话置于逻辑分析的句式中,却可以引出一些别的结论。如果落后就要挨打作为一个前提可以成立,就可以得出“打落后者是正当的”这样的结论因为你落后么。如果这又可以成立,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指责先进国家进攻落后国家为侵犯了,某种推理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自己变得强大了,我们就可以攻打落后国家也可以成立。但这些显然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句话的本意。如果我们确定这样的推理过程符合逻辑规则,那么我们只能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挨打并不仅仅是因为落后,或者说,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落后。还比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经常有“赞赏对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之类的话,但在另外的场合又经常指责某些国家因为没有“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等,我以为这就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论是“坚持一个中国”还是“不坚持一个中国”,其实都是在关注中国内政,二者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并不能因为前者符合自己的意愿就赞赏,后者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指责其为干涉如果要指责,依据逻辑规则,也只应该拿出自己坚持一个中国的理由,来批驳对方不坚持一个中国的观点,而不可避开这个话题而涉及到其他。如果我们说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开像逻辑这样的东西,我以为这不仅没有维护、反而是在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利益,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不要智识而居然还可以寻求国家利益的例子如果我们真的要否定像文革这样的搞法的话。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部美国电影《义海雄风》(又是好莱坞!),一位美军基地的司令官为了整肃军纪,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军人,制订了一些内部规则,有一次几个军人在执行规则的时候过了头,致使一名新兵死亡。一位年轻的海军律师作为控方代表经过艰苦的调查取证,终于使那位司令官被判有罪。在影片的结尾,司令官被宣布逮捕以后,咬牙切齿地对年轻律师说:“你知不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年轻律师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同样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每次看到这个场景,听到这样的对话,我就颤栗不已有多少把国家利益挂在嘴边的人因为对于某些人类基本规则的破坏,实际上是在损害着国家利益!当然,我决不是说,我们的这些经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博士、教授的人缺乏智识,我只是疑心他们并不看重智识,在他们看来有着比智识更重要的东西,如立场、品格等等。由于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传统,我相信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余英时先生说:“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政治上的反智传统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说,它是由整个文化系统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考诸史实,可证余先生此论确当,比较典型的,如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率军与匈奴战,兵败被围,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部投降。武帝闻讯震怒,欲治李陵罪。司马迁起而为李陵辩护,被斥下狱,并处宫刑。李陵在那样的情况下投降,符合人的求生本能,司马迁的辩护,也是基于这样的常识,我相信在内心认同司马迁者绝不在少数,但却不容于武帝。历史的事实如此,现代又如何呢?我们只能说,类似的例子更多,也更为我们所熟悉。想想我们对历次战争中被俘人员的态度、想想他们的不幸际遇何况他们还不是主动投降!据说在二战中,东南亚一带的许多英军接到总部的命令主动向日军投降,理由是抵抗只会白白送命,不会有任何意义。我相信这是符合常识理性的,我也相信我们这些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我还相信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在精神或人格上比他们高贵我们甚至远远达不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这篇文章盘桓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就在准备落笔之即,读到了最新一期的《二十一世纪》杂志(2000年八月号,总第六十期),里边有一篇文章:“谁是'我们'及其'敌人'”(作者遇资州),其中说道:“用农民政治习气来界定毛式政治运动,虽在学界流行,实际是中国史学中未经审思的观点,它可能源于某史家制造的谣言:中国政治具有'反智主义'的传统。中国的'古之道术'可谓再理智不过了,现代中国政治家中,还有谁比毛更理智、更精明、更审时度势、更懂'现实政治'?所谓'浪漫主义政治',绝非凭个人想象和热情胡搞政治,而是一种针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民族政治理念,其实际的政治行动相当理智、现实。”我不知这里的“史家”何所指,如果是指余英时先生的话,我以为作者混淆了两个概念:“反智主义”的“智”并不是“古之道术”,并不是实际政治活动中的“理智”、“精明”、“审时度势”,等等,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以我的阅读理解,余先生所说的“反智传统”中的“智”,更近似于常识理性,而不是实际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智”。实际政治活动中的理智与这种政治活动本身的“反智”并不矛盾,反而理智更会加重其“反智”的程度,当代最典型的例子还是作者举的毛泽东,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理智”、“精明”、“审时度势”、“懂'现实政治'”而又秉持了中国文化中的“反智传统”的政治家才可以发动像大跃进、文革等等这种浓缩了中国全部“反智”传统并使之登峰造极的政治运动当然我绝非说“理智”不重要,而是想说,“反智”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

  虽然像文革这样的大规模的反智运动已经结束了,但得承认,我们依然置身于反智传统中,依然在“享受”着这种传统。我们的周遭充斥着许多违背常识理性的言行,行走着众多不可理喻的人,而且这些言行,这些人,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这样的力量还居于实质上的“独尊”地位。不管它是多么地违背常识理性,不管这些“力量中人”是多么地不可理喻,总之,不可辩驳,不可怀疑,不可拒绝,不可反对。其所以如此的“合法性”依据,隐秘的理由当然是“成王败寇”的心理惯性,公开的缘由一定是立场,或品格之类。后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只有我们才可以说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妙论”,只有我们这样的社会才可以发生目不识丁的文盲上大学、学富五车的教授却只配扫厕所的奇事。这种流风余韵直至今日还在大行其道,以至原本应该最注重智识的学界,也还有相当多的人视立场、品格之类为圭臬,以为只要宣称某种立场,自持某种品格,就获得充分的言说权力,从而可以枉顾事实,不论逻辑,把智识一脚踢开。

  萧公权先生说:“抑吾人当注意者,孔子之教化政策,以培养个人之品格为目的,而不注重智识或技能。乃至射御诸术,亦所以陶融人格,而非健全身体或图谋生计之训练。此为孔子仁本政治之必然趋势。”(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中国失却“天下”,不再是“中央之国”,而成为众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的时候,立即处于衰败落后之地位,因为我们原本并不注重“智识或技能”,而所谓立场或品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不甘落后的话,就应该把智识,而不是立场、品格等等放在首位。中国的问题就像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要解开疑难,靠立场或品格是不行的,唯有靠智识和艰苦的努力方有功成之日。

  在当今中国的学界,迫切需要来一场智识运动,以智识,而不是其他,作为衡量思想学术的标准,惟其如此,学界方可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200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