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形而下”

  一、余英时先生在其新著《现代儒学论》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学术 关怀的“形而下”取向。他说:“如果用宋儒关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划分, 那么,我可以说本书论现代儒家仅限于‘形而下’的部分。”

  仅限于“形而下”?这仅仅是对研究范围的规定,还是另有深意?“形而上者 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野,正象“道”与“器” 的分野一样,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界定,何必倚重倚轻?又何必如此泾渭分明?人们 也许很自然地会提出这些疑问。是的,也许抽象地讨论这种二元对立所引申出的问 题,我们真的很有可能会迷失在无端的概念游戏之中。但是,这里所说的对“形而 下”的真正关切,却有着具体的知识旨趣与社会背景。

  为什么仅限于“形而下”的部分呢?余先生自述是基于两个理由。其一,他愿 意“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因为,近几十年来的儒学讨论主要集中在“形 而上”的部分,而“宋明理学”又被视为儒学的最后阶段。现代新儒学大都“接着” 宋明理学讲。这样,“形而下”领域的儒学变动则很少被人关注。其二,从比较思 想史的角度来说,宋明理学的“形而上”途径主要由佛教的刺激而起,释氏心性之 论的广泛流行逼得儒家不得不“鞭辟向里”。但是近代西方文化对儒家的挑战主要 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下”的领域之内。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前夕,儒家在社 会、政治、经济、伦理各方面的思想新基调更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说,之所以要 更多地关心“形而下”的层面,乃是为了回答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提出的具体问题, 而不满足于仅仅抽象地揭橥中西文化的分野。

  事实上,余英时也并没有将“形而上”的问题完全悬搁起来。只是他从反面入 手,以新儒家为例,提示了耽于“形而上”的玄思,而忽视“形而下”的关切可能 导致的问题。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是对新儒 家道统论的全面质疑,其目的正在于阐明新儒家所追寻的“道”的实质。在余英时 看来,这里的“道”无疑带有非常明显的形而上学的甚至是宗教的色彩:

  依照他们(按:指新儒家)的解释,一部中国文化史的精神仅在极少数的儒家 圣贤的身上获得比较完整的体现和发展……至于中国社会制度上的所谓儒家,包括 纲常名教在内,则都是对此一精神的歪曲。道统便代表了这一精神的历史,而且也 是唯一有意义的历史。新儒家所说的道体、心体、性体等都是这一精神内核,不过 因观察的角度不同而有种种不同的名称而已。但这一精神的内核又是中国自古以来 所特有的,古代希腊、以色列、印度的哲学和宗教都见不及此。所以新儒家才说: “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这一中国的“道”正是所谓“放之则弥六合, 卷之则退藏于密”。新儒家的历史任务便是以现代的(主要是康德—黑格尔的)哲 学语言来展示此“退藏于密”之“道”,然后再求“放之则弥六合”,即全面重建 一个现代的中国文化系统。(p143)

  这样一来,从根本上说,新儒家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悖论:“他们确是对中国文 化的一切有形的现实都无所肯定,所肯定的仅是无形的精神。”(p143)也就是说, 形而上层面予以肯定,形而下层面则予以否定。否定纲常名教、社会制度等等,却 对某种绝对精神——道一往情深。“总之,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主要思想倾 向看,他们所企图建立的是涵盖一切文化活动的至高无上的‘教’,而不是知识性 的‘学’。”(p156-157)因此,“虽然在现实上距离君临天下的境界尚远,他们 的君临心态已牢不可破。”(p157)余英时于是将之与企图独占“真理”的科学主 义的“知识的傲慢”相提并论,称之为“良知的傲慢”。从这个意义上说,彻头彻 尾的形而上学,和一元论的唯我独尊,乃至政治专制主义的霸权,本质上并无二致。 无法证伪而又被视为无所不在的“道”,事实上成为窒息自由的最高存在,唯一正 确而又不知究竟为何物。

  二、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对“形而下”问题的重视,便与极端形而上的倾向形成 了一种思想的张力。它所期望提出的,不是最终的答案,而仅仅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那么,又如何切近“形而下”问题本身呢?在相对悬搁“形而上”问题的同时, 余英时所格外关心的,是明清儒家从社会与个人生命两个方面开辟新空间的努力。 他将之统称为“日用常行化”或“人伦日用化”。借助这种考察,他不仅把问题的 焦点落到了比较“形而下”的层面,从而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而且也事实上 在为儒家思想重新定位的同时,倡导一种“形而下”的思考乃至生存方式。

  《现代儒家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家的现代发展》一文, 通过论述儒家与专制制度的一般关系,又特别就民间社会组织(涉及市民社会论题) 、富民论(涉及民权等问题)、公私观(与公共空间问题有关)三组事例,考其流 变,得出处了一个基本的结论:“明清有济世之志的儒家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 上行路线,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p30)正是这样的下行路线, 使得明清儒家知识人“绕过专制的锋芒,从民间社会开辟新天地。”(p30)因此 这也成了“儒学脱离建制化的一个信号。”(p39)

  余著甚至将这种脱离建制化,走向民间社会的思想历程,与西方16世纪宗教改 革以后所走的肯定日常人生(The Affirmation of Ordinary Life)的世俗化过 程联系了起来。“虽然在具体的内容层面,儒家与基督教的‘日用常行’差异很大, 但仅仅这个大方面的一致已是令人惊诧。基督教肯定日常人生也是从反抗与脱离中 古教会的建制开始的,其结果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直接面对上帝,并执行上帝交给的 人间使命。”(p39)

  不过,脱离建制化,走向民间社会,与其说是儒家知识人的自觉选择,不如更 准确的说,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困境使然。余英时在《现代儒家的困境》一文中分析 说,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遭遇困境不自现代始。孔子之后有杨、墨特别是墨家的挑战。 这是第一次困境。汉晋之际有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运动,这是第二次困境。第三次 困境则发生在晚明,由于泰州学派的风行一时,遂有“三教合一”运动的兴起。三 次反儒学的思想运动都爆发在中国社会解体的时代,解体的幅度有大有小,深度也 颇不相同,因此对儒学的冲击也有或强或弱之异。但以现代眼光看,上述三次社会 解体都没有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儒家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之后,仍能脱出 困境,恢复活力。换言之,儒学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现代儒学所面临的困境则 非上三次可以比拟。它不仅不再是文化主流的代表,甚至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枝可 依的“游魂”。

  之所以说儒学已经成为游魂,实际上与它越来越脱离“人伦日用”,仅仅成为 知识人的一种论说(discourse)有关。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文化结构中,它越 来越“形而上”了,而与“形而下”的生活本身严重脱节。这和儒家的根本传统相 违背。因为,“儒家是价值必求在‘人伦日用’中实现,而不能止于仅成为一套学 院式的道德学术或宗教哲学。”(序言第Ⅴ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恰恰就是现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现实。人们在言说儒学,但是却很少去践履之。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自20世纪初以来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 事实,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完全失去了效用。尽管一个多世纪以 来,若干西方观念和价值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人心中生了根,对儒家世界发生了强 烈的冲击和挑战。但根据余英时的分析,最先接受西方观念并将之与自身的传统思 想基调相连接的,恰恰便是儒家,而且,尽管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 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 力,但是由于儒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凭藉深厚,取精用宏,它的游魂在短 期内是不会散尽的。只要一部分知识分子肯认真致力于儒家的现代诠释,并获得民 间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大陆上的民间社会现在已有开始复活的迹象),则民间社会 向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儒家仍能开创新的精神资源。(p173)

  这一结论,无疑是非常低调的。它是对晚明以来儒学发展“下行路线”的进一 步延伸,同时也或许是“形而下”关怀的集中体现,甚至预示着一种儒学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的消弭。如果借用儒家经典《大学》的语言表示,余英时对儒 学“日用伦常化”的倡导,实际上是基于修齐/治平之间的巨大落差而提出的。而 这一切又与他对儒学发展相应低调的判断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完全 排除西方文化的成分;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 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无论儒学怎样调整其结构,它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领域都 已不可能象过去一样,继续运用《大学》的传统模式了。”(序言,第Ⅶ页)

  三、

  一个那样重视“践履”、重视实践精神的学术与思想系统,经过数千年的演变, 居然只能象一个“游魂”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这个结论如果成立,不能不说 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悲剧。而不管我们是否最终同意余英时的上述判断,也许都必须 重视,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正象儒家思想发展史的个案所提示我们的那样, 将一种学术或思想极端“形而上学”化,不仅会导致这种学术本身的消亡并带来一 元论的专制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思想与知识如果仅仅沦为形而上的话语,而不 再对实际的社会—文化进程发挥效应,那么,实际的社会—文化进程也将丢弃这种 话语。即使时至明清,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许 多层面仍发生着重要作用,但一旦它不再有效地在形而下的层面对日常人伦发挥效 应,它的存在也就岌岌可危了。

  然而,从形而下的维度出发,对现代新儒家的极端形而上趋向进行有效的质疑, 是一回事;儒学的下行路线,能否真正拯救自身于困厄之中,又是另一回事。透过 儒学的命运,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何以这种实践性很强的思想,最终会 越来越成为一种形而上学?重新沿着明清以来所遵循的民间化的道路前行,乃至如 余先生所倡导的那样走向“日用伦常化”,儒学是否能真正走出困境?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儒学“日用伦常化”的前提。“儒学不只 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 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内”(P.160)。将这 样一个“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加以“日用伦常化”,有两个前提是不 容忽视的。首先,如上所说,之所以要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儒学期望自愿放弃 传统的领地,而恰恰是一种不得已的退避或撤离。其次,这一选择,实际上不经意 地暗含了这样的预设,即儒学尽管不再能在建制化的、“得君行道”的或“公”的 方面对人间秩序发挥作用,但是仍然能在日常人生中、在“私”的领域,发挥效用: 积极的效用。对此,余先生似乎非常肯定:“只要一部分知识分子肯认真致力于儒 家的现代诠释,并获得民间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大陆上的民间社会现在也有开始复 活的迹象),则在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儒家仍能开创新的精神资源” (P.173)。

  可是,进行怎样的现代诠释?开创何种精神资源呢?儒学的形而上学化,已经带来 了太多的问题,何以我们可以保证在形而下的方面,它一定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呢? 这是否依然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肯定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现代意义,而相对忽视了 具体的分析与再检验?余先生似乎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也在对自己乃至对学术 思想界提出这样的问题。传统中国,到处都是儒家发表自己思想的地方,从书院、 私塾到朝廷,儒家学术都可以获得发扬光大的空间,甚至构成主流意识形态。而现 代以来,儒学早已风光不再,它事实上已经更多地存在于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议 论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已然式微的学说,真的能够对民间社会有切实的影响 吗?即使它能够发生影响又是怎样的影响呢?余先生的下述提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果儒学不甘仅为“游魂”而仍想“借尸还魂”,那么何处去找这个“尸”? 以“家”为尸吗?今天是小家庭制度,孝悌将如何安顿?更如何应付愈来愈显著的 个人主义的趋势?以“国”为“尸”吗?今天中国人所追求的是“民主”,这恰恰 不是儒家最精彩之所在。(P.164)

  看来,余先生的内心很可能也充满着很深的矛盾。一方面,鉴于儒家思想在中 国传统乃至现代生活的某些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他试图全面考 察其中所蕴涵的积极因素和创造资源。特别试图从长期被忽视的“形而下”问题出 发,期望可以找到“借尸还魂”的途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他在某种 程度上的犹豫乃至怀疑。因为,说到底,从思想方法上弥补乃至修正儒学“形而上 学”的偏差,并着眼于新的“形而下”诸方面,也只是提供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新的 角度,并不自然带来对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许,“这些问题都不能有简单的答案, 甚至未必有答案”,但,思想已经就是可贵的,“思考是脱出困境的始点”。(P. 164)

  是的,这不是长久以来汉、宋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者基督教传统中学问( scholarship)与信仰(faith)之争的翻版,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气息的表征,一种 对人伦日用的真正关心。这,多少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陈平原先生对“学者的人间情 怀”的倡导,想起了陈思和先生对民间问题的关切,想起了葛兆光先生对“一般思 想史”的求索,甚至想起了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与拆解…… 虽然我无意对这些不同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追求作机械的比附,但这些有意识的“下 降”的态势,的确使我感到有几分亲切与温暖。透过儒学的现代困境,透过余英时 先生在其精辟的分析中所流露出的深刻矛盾性,我们不仅需要反思儒学,更需要反 思通过儒学所折射出的当代思想问题。在学者式的生存方式之外,有更广大的“人 间”;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之外,有更朴素的“民间”;在精英的思想之外,有更丰 富的“一般”;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本质论之外,有更具体的文化事实与文化空 间……

  我们终于不再仅仅停留在“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来贸然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 而是试图回到实实在在的大地上,来关注“形而下”的方方面面、关注那些日常生 活的是是非非;更重要的是,我们即使不直接关心那些具体而微的事件或过程本身, 也在学会对独断论与“形而上学”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开始习惯对任何唯一正确的 答案进行必要的质疑。

  接近民间,接近形而下,告别“良知的傲慢”,这或许也是余英时先生提出儒 学“日用伦常化”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1998年11月初稿于香港沙田新界道风山,12月25日改定于北大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初版,pp.179,30港币/册)

上一篇:粗鄙的问题,高雅的学问

下一篇:八次犯规,破位下行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海湾石油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溶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年来,中国的GNP年均增速接近10 %。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造成能源需求迅速增长。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能源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生产手段落后、运输能力不足、浪费严重等使能源生产不能满足经济建设需求的问题日益突出。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供应全面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源--其中特别是石油--供应短缺问题更为突出。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石油纯进口国。预……去看看

湖南城镇化不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摘要:湖南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是由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的模式决定的。利用湖南14个市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湖南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并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湖南城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揭示了湖南城镇化和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农村非农化、基础设施、政府投资等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未来湖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城镇化的发展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实现城镇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在非农产业中,要大力开发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潜力,加快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步伐。农村工业……去看看

负所得税问题

负所得税在确保所有的人的最低年收入问题上,存在着一种与我们目前的计划百宝囊相比要好得多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要利用我们借以收缴大部分税收的那种机制,即个人所得税。一度,公民们被要求以实物支付的形式来为国家作出贡献——如用于公共项目的食物或木材的强迫征集,或劳动力的强迫征用。这一原则在许多落后地区仍然存在。货币税对实物税的替代,既促进了自由,又促进了效率。 在我们的福利计划中,我们又回到了早先的时代:以实物形式来施予恩赐(或者试图这样做),并且考察接受者的详细的物质条件。这里,取得进步的途径同样是用货币……去看看

寻访“延安道路”的遗迹

赛尔登(Mark Selden)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赛尔登(Mark Selden)撰写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是第二代西方学者关于中共党史和近代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在探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和抗战时期中共政策的战略转变等问题时,自觉地摒弃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种种干扰,始终紧扣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以社会史的广阔视野和严谨细致的实证方法立论,创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的影响从1970年代初流传至今,实际上构成欧美学界「……去看看

我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演进(1949-1998)

「按语」本文发表于《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该文和另一篇本月即将发表的论文之雏形是去年下半年应张群博士之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修订版)所撰书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毒品立法》(全文约2.8万字),并经今年年初两次修改而成。该书稿也是我阅读法律的心得,旨在站在法律体系角度审视禁毒立法。本文为书稿前半部分,另一篇论文结合《禁毒法》制定,主要研究了近十年(1998-2008)的禁毒立法,是书稿的后半部分。本文主要立足于“述”,另一篇文章则重点在“评”。特别感谢主编卜安淳教授,编辑孙勇才副教授的大力支持,在这个特……去看看

在自由与公正之间

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两个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去看看

招魂的尴尬

读孟繁华的文章,常常产生共鸣,比如在人文精神讨论结束之后他对人文精神的持续寻思,比如他对“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皈依”现象的思考,都曾使我感动不已。然而,这次读到他的《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1],感觉却完全不同。 该文提出了“无产者写作”的概念,呼唤继承无产阶级文学遗产,并且把摩罗、谢友顺等人的写作划入“无产者写作”版图,作为继承无产阶级文学遗产的代表,令人读后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和忧虑。一首先是概念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建设,首先需要概念明确,“无产者写作”却不能不在概念上陷入尴尬的处境。对于当代中……去看看

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及中日关系

随着旷日持久的谈判即将结束,中国加入WTO的问题终归要解决了。中国加入WTO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对中日关系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 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 加入WTO将给中国带来重要的影响,无异于是一场“革命”,因为其影响不仅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长期的。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对加入WTO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对待的。 1、中国的经济体系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已经有着很高程度的开放和对外联系,比如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30%以上,吸收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FDI)。加入WT……去看看

剖析银企关系

中国的债务本质上不是债务   银行与企业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说法,听来好像再正常不过。但这个说法受到了张维迎的质疑。他指出,这种说法在中国过去体制下是不正确的。好比单位有一台复印机,最初谁复印都可以免费,但为了便于管理,大家都要签字登记一下,结果一年下来复印了几万张。后来单位重新宣布,所有复印过的人都要交钱。这时候大家自然都不乐意,因为当时是不交钱他才复印那么多。企业贷款也是这样,当初很多企业想的也是不用还才贷,早知要还,它才不贷那么多。所以说银行骗它了,当然不能还。张维迎指出,由于过去中国的债务本……去看看

缓解供给和体制约束 重在启动农村市场

——2001年11月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1月份,我国的经济运行继续走低,工业增长趋缓,消费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下降,通缩趋势显现,预示着明年的形势可能更为严峻。国际经济衰退一方面使得出口形势不可乐观,另一方面更突显了扩大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重要。内需不足关键是受到供给的约束,政策效应不佳,主要是受到体制的限制。因此,在扩张货币的同时,要着重金融体制结构的调整,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允许城市发行基础建设债券的同时,要按照不同范围公共产品的不同供给和融资方式,变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计划生育等全国性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去看看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一剂不对症的药方:反通货紧缩  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评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只能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两种判断中作出选择,再没有其它。然而,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不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又碰到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是照搬照抄洋教条呢,还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经济总量出现失衡的状态,针对前一状态,通常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以抑制需求;针对后一状态,则采取……去看看

当代中国文件治理变迁与现代国家成长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内容提要: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文件治理国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文件治理的演进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建国以来,随着党政关系的几经调整,文件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本文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的历史变迁为观察点,试图探寻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轨迹。  关键词:文件治理;现代国家;土地文件  与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法律治国”以及传统专制国家中的“个人独裁&rdq……去看看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困境及其理论诠释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p108~116  「英文标题」Th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for Peasant-Workers :Dilemma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YANG Cui-ying 1,GUO Jin-feng 2(1.Center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China;2.Teaching Research Section ofBusiness Management ,Party School of Jiangxi,Nanchang 330003,China)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47307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4ZD012)  「作者简介」杨翠迎(1967……去看看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

因为要写一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所以对“思想改造”这个词 也就较为留意。要理清“思想改造”这个词,我以为要先说明这样三个问题:   一、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二、 思想改造;   三、 思想改造运动。   一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所持的是这样一种看法:他总是把知识 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可以这样说,对 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这个评价,从一个政党的体制 化行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过一个《关于一九 三三年两个……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