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14日,从盈江小平原出发,一伙知青将"雪球"越滚越大,到瑞丽双印,队伍已显得浩浩荡荡。经过几番聚散,到达潞西三台山邦滇寨时尚有30余人。整个德宏地区的边境五县,处在被闪电射入的新的动荡之中,红卫兵用"走串"来增加他们的行动感,尽管果敢者仍是少数。采取实质性步骤毅然出走的人将一面旗帜扛走了,竖在异国丛林上空,猎猎飘响。"纵横谈"主持人宣布:所有问题都有了明晰的结论,只剩下了一个议题,即最终归结为"行动"的方向:中国红卫兵向何处去?其实,参与者们都处在巨大的滑坡上,"重心"被一批果敢的先行者沉沉地坠着,只能往一边去--国境那边的消息从未断绝:首批到达的红卫兵已在缅共"人民军"营地接受训练,根据地南沿的游击战早就打响。对于忠诚、勇敢和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红卫兵,"人民军"持欢迎的态度,况且其中不少"汉子"都早早接受过动乱中枪炮的洗礼,摆弄一只美制M16自动步枪、Ml卡宾枪或40型火箭筒,不过是一件稍觉新鲜的玩艺儿。这消息使大家欢欣若狂。聚集在三台山邦滇寨的30余人开始向勐戛转移,在小石桥村汇成了近50人的队伍。运宽将《缅甸共产党党章》念了一遍,他的嗓音低哑。缅甸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中国红卫兵值得为之栖牲--其实,有的人--你的战友和弟兄已经上去了--而你呢?玉成,1948年生,昆明第11中学高67级学生,校足球队中锋,标准运动员身材,性情活泼开朗。小伙子长得英俊、帅气,有-双女孩般媚人的大眼。潜云,1947年生,昆明第8中学高66级学生,性情温和,说话好压低嗓音,有一脸黑楂楂的连鬓胡子。津德,1947年生,昆明第8中学高66级学生,我的同班同学。还有谁?良宁。良福的胞弟。站在这一大群人中一点不显身材。他要上前线去寻自己的哥哥。三天来不言不语。人们已经看出他那与胞兄一般无二的倔犟性格。场地上所余的大半是女孩。够了,暂且是够了;一次捐出去4条男儿之躯!女孩子们默默地站着,有人往暗影里埋下头--有谁是他们的恋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值得热辣辣地爱的。谁去取?那火中的荆棘。5月17日晨,这批人向芒海边境出发。罗毅、钟秋、鲁生、运宽及安波等人"代表"大家送行。从尖山、兴隆寨至马脖子、崩龙寨而下邀放,到达排鹿寨时,又聚集了30来人。排鹿的一群女孩拥出来了,摆下了她们忙乱中煞费苦心做好的菜饭。壮士们以水代酒,敬这些素不相识的小姐妹,谁也没有想到,排鹿的女知青户差不多是一个完整的红卫兵小队,她们还珍藏着一面旗帜,于是,在茅草屋前面的院场上,重新竖立了旗杆,举行了旗帜告别仪式。这是-面褪去了鲜红颜色、染着汗迹墨迹而显得沉重的旗帜,十几双女孩的手贴上去熨平了岁月的折皱。于是,壮士们蘸着烟墨,用竹笔、钢笔留下了姓名,环绕着这些姓名,女孩子们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象花瓣紧簇着花蕊。

  该有一段誓言--红旗左上角用大字斜书:
  牺牲换人类幸福,
  革命乃吾辈生涯;
  且将点滴血和泪,
  洒遍天下自由花。

  旗帜在正午升起。热带的炎日照着几十张满是泪痕的脸。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疆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排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4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摊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书!书怎么办?"赵力想起来了,我们还有整整一大箱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扔了!全都扔了!一本不留!"我说。"能不能带到江边……再扔……到最后的时刻……"赵力说。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4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叫着、喊着……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枪口出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象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在马恒昌栖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上,他伸手往下一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的血柱突突地喷涌,象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_"我的血!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他被火力压得发疯了,他紧紧地贴着地面,低得不能再低,他几乎嵌进土层里,枪弹的网还在往下压,他嘴里全是泥,鼻子埋进草根里,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呼吸和压抑,他就冲决似地弹起来了……"同志们,冲啊……"他喊道。他喊了一句从他六岁起就挎着木枪喊的口号。一模-样。他飞翔起来的时候,两只臂膀张得挺开,不知道他是怎样投弹和射击的。在那一两秒钟之内,正面及左侧的敌军火力点居然懵了、哑了、沉寂了,象空出了一个舞台。他一人独据了两军对垒的舞台,他打出了整整-梭子弹,他在疯舞和高歌之后倒下,敌军清醒过来,二挺机枪一齐向他扫射,密集的枪弹将他冲顶起来,然后象-片软软的羽毛飘然落下。他--张益海,北京红卫兵,1968年10月到云南插队,1969年3月参加缅共"人民军",牺牲时年约21岁,其余不详。

  "杂种!让中国爷来单干!中国人可以解放全世界!""冲啊--"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猛然,津德推倒炮筒,抓起死者身旁的一支冲锋枪,倏地蹿了出去.连打了几个连发,班长一跺脚喊道:手榴弹、齐投--掩护!他迂回成功了。当敌军发现背侧遭到攻击时,他已经挺立在一座岩石上。"来吧!中国爷爷爱你们……这些龟孙子!"他大骂着,单手挟着中锋枪,畅畅快快地泼出去-梭子;又一纵,依着-棵大树。又是-梭子,"来啊!老子不想打屁股!"......他是完好无损归来的。但,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我想吃莓子--黄刺莓……"他念叨着。他被毒蜂螯伤的右臂已经发黑。他死于另一场无声的遭遇。

  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段,关于烈士墓前摆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疆,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泛围流传。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1968一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目:《×部队战士想念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和《望北斗》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作"吧。《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剧《井岗山的道路》,在1966--1968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以及"缅共""××大捷"等等。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挺而走险。在游击战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烈军属"待遇。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藉的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

  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
  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
  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
  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
  --《涅瓦河之歌》四川赵荷华

  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
  --《捧一捧井岗山的土》北京夏春华

  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郎玛峰颠,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
  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
  ……
  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
  --《神圣的十月》河南东方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不过是这些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作者:佚名),至少在1969年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射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班。""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风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厂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最后,世界-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夜空中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祥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
  痛苦直播进我的心田,
  空间--消失了,
  时间--停止了,
  胸中仇恨在燃烧,
  耳畔雷鸣电闪。
  山岳沉默、大海呜咽,
  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海洋上,天水相联;胸怀中,激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与迟到十余年的越南、缅甸的红卫兵行动报告相比较,显得"浪漫";"朦胧"、"诗意"。整首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幼稚的憧憬。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认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罗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巳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们这-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甚至盼望着这一天。《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所有心态:迫不及待、浮躁、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等等,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焦虑、拒绝、愤怒。

  《献给》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面生,并且红极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过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上的意义。

  第二章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夏仲、黎利地下沙龙(1967一1970)1967年北京"地下高级社会"

  1967年夏天,当全国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面内乱,在北京已有一批文革初期的"运动领袖"和政治力量退出运动舞台。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型。

  地下理论领袖们

  李坚持文革初在国防科委工作,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抓到监狱关了一阵子,被释放后即被下放到一个半导体元件厂,这是个不大的小厂。当时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踢出军队的各种专业人才不少,李坚持的小提琴老师××即是一个、他原在海政文工团拉小提琴,他的琴拉得相常够水平,是在东北跟白俄学的。××戴一付眼镜,一头乱发,神经质.典型音乐家的气质。李坚持的气质和举止在当时给人一种"职业革命家"的感觉,比较成熟、激进。不久,李坚持又把同厂的陈小冬、范思学和周文林介绍进来,形成-个四五个人的小圈子。这其中,还有范思学的妹妹范婷,有一段时间她把东北知青的一些诗带给大家看(当时她在东北下乡)。其中一首写嫩江平原风雷的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李坚持也带来一些手抄本的小说、诗歌。后来,雷明、陈乐平等人也出入于这个圈子。当时,在这个圈子里相互传看文化大革命前"内部读物"(供高干阅读),一般为灰皮,又叫"灰皮书"。有《第四十一》、《一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铁托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拉斯)。政治、哲学、文学都有。其中《新阶级》一书在北京各沙龙中影响甚大。德尔拉斯是南共理论家,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如不加以防止可能会产生一个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令人联想起文革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当然,德尔拉斯是从"右"的角度阐述的。在此之后,北京"内部书店"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进入购买。黄皮书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有些时候,几个朋友会在马凯、新侨或是东安市场去喝一杯啤酒。1970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在插队、兵团或是当兵,整个北京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圈子在秘密活动。此后加入的还有一个刘森。他50年毕业于徐悲鸿学院、坐过牢,放出后没有工作,自己在香山附近用泥烧制一些佛头给农民,换一些钱过活。他个性放荡不羁,富于感情,当同朋友们谈论起他所喜爱的欧.亨利的小说,就会激动的身体发抖。此人还在民间学了些"相面"、看掌、奇门遁甲之术,颇有心得。有时,刘森来会朋友,有时,朋友去拜访他。他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一间简陋的土房,一付"老农"的样子。当时,大家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与法制表示关切,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还有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地下文艺沙龙"向理论研究迁移的开端。最终导致了后来政治镇压的结局。1975年9月,江青集团在对李坚持等人进行长期监视、监听、外调后,将其逮捕。

  黎利与"地下文艺沙龙"

  1969年冬天,部分下乡插队的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这时的北京已一片肃静、凝固、冷落。在这种寂静冷峻的气氛下,一些新的知青沙龙开始萌生出来。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在沙龙中重新聚合。黎利,女12中学生,女才子。当时"地下上流社会"知名人物,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三利"之一。其父是长征干部。传说黎利性格仍带有祖籍湘西色彩,泼辣、干练。文革中,造反派砸门而入,要抄黎彪的家。黎利手持两把菜刀,拦在门口,造反派没有人敢上前同她较量。后来黎利被抓入公安局,曾与翁××关押在同一间牢房。翁××,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史学家翁××。翁××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入同关一室这是一种有趣的巧合。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形态,也弹琴唱歌,也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发他写的。"黎利向毕浊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文革运动中的过来人,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他的小说《九级浪》与佚名作者创作的《逃亡》等手抄本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份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文革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象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象"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九级浪》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文革后作者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浓厚西方文学侵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象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它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的"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草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的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九级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的场面。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叛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闲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的够九级了。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烫的烟头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它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意。《九级浪》实际上是走在"生活"前面的,有预见性的一部作品。《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截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茫茫大海在九级狂浪滔天中,险境环生,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四人帮"文化专治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在文革期间再也没有其它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后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这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被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在内蒙兵团有的知青因拦截汽车,欧斗司机致死,自己也被判刑。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的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背弃了《创业史》和散文集.《雪浪花》这样一些假现实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一批作品,拾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抉择和开拓。

  第三章从郭路生、齐群的形式革命到童话诗的泡来

  --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赵一凡其人与新诗歌运动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在1970年2月开展的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到1970年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多名,捕了28480O多名。其中不少是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就是一个典型错案。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鬃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灰里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的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一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上过3个月小学,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文学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份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份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藉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凡是现代诗歌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代青年诗群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令的人。你说他20岁也可以,说他40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4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6年。这期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最后里面穿上钢背心,恢复到能够按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所以,也形成了不同常人的顽强。他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一次在上海她报考一待遇十分优厚的秘书职位,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三国演义》学来的。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就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他的父亲是-个特别正派的学者,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读了很多马列的书。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他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作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予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他的文学和语言学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不谋私利到这种程度。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巳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传书"既是促进"圈子"发展的一个"源动力",也是青年交流感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是沙龙生活的内容之一。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去。他安排的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来我处取某某书,某某时间了,某某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如;《第四十一》等,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徐晓见到赵一凡是在1972年。江青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于是读到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能把它们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相信未来》、《命运》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相信未来》象"闪电"象"施魔",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象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仅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生命呵,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代青年诗群。《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甚至可以朔源于的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期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氏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昧。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其人。

  x小组的复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1米80,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的被破获,全数被捕,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时,被造反遥遥"迫害致死。"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杀。张朗朗说是,他杀。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朗朗因为"太阳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靡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里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淀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待。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首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陈小雅在《海南纪实》上撰文回忆与他同赛福鼎女儿赛莎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莎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陈小雅撰文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的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陈小雅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酒》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状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或许这是一种巧合,但是却意昧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象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依群的形式革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齐群,他把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依群(齐云),北京5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纪念巴黎公社》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为知青们所赞叹、吟诵。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雷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拉曾兹的傍晚--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仅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梦"的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飘渺、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的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之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的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汇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诞生。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兰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殊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陕北,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台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地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纯洁。整个社会普遍道德沦丧的情况下,这批"儿童"的出观,仿佛是浊泥污水中挺立出的一支洁白的莲花。他们的诗境,脆弱的如同蚌壳,不过在其中毕竟包含的是一汪清水。

  一小块葡萄围,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薄"的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治下,文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在地下诗坛上消失。童话诗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革后的诗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