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导论

  当然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就50篇小说的选择做一些说明。这些将要被"抽样解读"的作品的选择与确定,直接关系到本书的研究是否可以成立,关系到研究成果的是否可靠。普洛普当年所研究的一百篇俄国民间故事,根据的是俄国童话学家阿法纳西耶夫(A.N.Afanas'ev l826-1871)所建立的俄国童话目录(从No.101到No.200)。为了确保这种从普洛普那里借来的方法行之有效,第一,本书应该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文革背景的小说作为研究材料。因为民间故事经过时间选择淘汰和历代读者认可才得以流传,有关文革的小说也是在作家、读者群、评论家以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共同参与下才会具有某种"集体书写"的性质并参与"集体记忆"的构成。所以在考虑所谓"代表性"时,获奖、销量、引起争议、受到批判或改编电影收入选本等因素,可能比纯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第二,本书的研究材料,必须不由我--研究者"决定",必须依照"别人的标准"来选择。而所谓"别人的标准",也应该包括读者的标准(销量印数)、评论家的标准(权威选本)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获奖与受批判),等等。

  所谓"文革小说",并不意味着一部小说必须描述文革全过程。或者小说情节全部发生在文革期间。上述小说其实只占全部"50篇作品"的三分之一。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历史研究。很难找到小说严格从1966年写起到1976年结尾。更常见的是绝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运动期间,却总有一段结尾延伸到文革以后。也有一类作品,只有一部分篇幅描述文革,其余的情节,则涉及到60年代的"四清",1957年的"反右"和"大跃进",乃至50年代初的"土改"等历史背景。因为在很多作品中,文革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看待的运动和事件,文革与其前出后果难以分割。但这类作品如果要入选,必须是充分符合读者多、影响大的选择标准(如(李顺大造屋)、《蝴蝶》、《芙蓉镇》等)。

  本书并不只是研究有关文革的小说的纯文学价值,因此并不只是考虑艺术标准和文学价值上的"代表性",并不只是选择那些艺术家、评论家们最欣赏,最愿意看到的"文革故事"。于是,势必会有不少颇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小说水准的先锋派作品,虽然也和文革背景有关,却由于读者群有限而没有被列入"5O篇小说"之列。

  因为要坚持"别人的标准",所以也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依据笔者个人的阅读趣味来选择有"代表性"的文革故事。很多笔者个人在趣昧和技巧上都非常喜欢的作品,也仍然没有被列入讨论范围。本书尽量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论据)的研究方式,因此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看法,而是尽可能自我统一贯彻到底的方法。至于从这个方法出发能在"50篇小说"中看到什么,我现在(写导论时),也不是完全情楚的。我以为最重要的不是观点与结论,而是方法前后一致。当然研究对象也要有较大的覆盖面(应包括中篇,短篇和长篇小说,涵盖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也应该有一定的数量。[8]   综合上述原则,本书依照以下次序来选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50篇小说。

(1)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奖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从l977年到1988年,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以及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虽然这类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评奖活动的结果常常在艺术标准和是否体现读者趣味等方面受到批判和质疑,但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评奖的协调平衡结果恰恰很能同时体现文化管理部门对作家创作的欣赏、赞同和允许的尺度以及作家创作参与、挑战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与程度。评奖结果也常常可以体现文革后特定环境下某些权威的"诠释群体"的形成与运作情况。而且,至少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得奖通常也意味着读者和销量:作品一旦获奖,不管其最初发表的刊物是否有名,也无论作品原本销量如何,这部或这篇小说立刻会被选入国家级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选本,并受到评论界(以及30个省中的作家协会与众多文学杂志)的广泛重视。从而也会因此而获得大量新的读育,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在我们所要讨论的50篇小说中,有一半以上是上述三种全国性的文学评奖的获奖作品,包括3部长篇[9],10部中篇[10]和13篇短篇小说[11]。

(2)曾引起"社会争议"和受到政治批判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小说发表以后引起批评和相反意见,而且"争议"越出文学范围(不仅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而且也在报刊上被编成专辑),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往意--这就是所谓的引起"社会争议"。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比较典型的引起"社会争议"的案例。而所谓"社会争议"在当代中国又常常与政治批判有关(如刘克的《飞大》、戴厚英的《人啊,人!》)。这类引起"社会争议"和政治批判的"文革故事",既体现着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文革文学的控制尺度,也显示了大众读者的某些逆反情绪。而且一部小说引起争论或受到批判,其知名度和销量会立刻上升。于是也就具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本书注意考察文革后一般读者对"文革叙述"的接受情况,自然应该考虑这一时期很多社会争议和政治批判在"文革故事"的流通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在"50篇小说"中,曾引起社会争议和政治批判的作品,除了己列入得奖小说名单的以外,至少还有7部。[12]

(3)被收入一些重要选本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这里所谓一些"重要选本",包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及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小说系列年选。前者是80年代中国大陆所出版的最大规模的一套收集当代中国文学的选本。其编委会成员与编选原则都颇接近于历届全国性的小说评奖,即所谓官方尺度、作家标准、评论家观点与读者趣味的某种协调和综合。[13]所以选自这套《大系》的作品大都也是获奖小说。而后者则是由著名文学评沦家(董秀玉、黄子平、李陀、李子云等)负责编选并在海外出版的最有系列、规模的一个中国当代小说年选。"50篇作品"中,有四个短篇和一个中篇选自这套选本。 [14]此外,我也参考了近二十年来其他一些重要的小说选本。如吴亮、程德培主编的《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陈晓明为甘肃、青海的出版社所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中国新本上小说精选》系列;李陀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编选的《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吴亮、辛平、宗仁发编的《荒诞派小说》系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萧德生、阎纲、傅活、谢明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的短篇小说年选系列,等等。[15]

(4)曾被改编成电影的文革小说

  在"50篇小说"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6]其中有不少是获奖作品(如《芙蓉镇》)或被批判的作品(如《枫》)。但也有少数的例子,小说原作本来并不怎么引人注目,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后却声名大噪。比如王朔的中篇《动物凶猛》,其改编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仅在海外获奖,而且在商业上也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l995年中国大陆票房价值最高的国产影片。[17]

(5)引起评论家和学术界广泛注意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在"50篇作品"中,全国性评奖的获奖小说有26部,占总数的52% 。获奖作品以外引起争议和被批判的作品有7部(14%)。曾被选入香港三联版中国小说年选的作品有5部(10% )。纯粹因改编成电影而著名的小说有《动物凶猛》。除了以上几项选择之外,还有11部小说(22%)可以说是因为在评论圈和学术界获得广泛注意而被列入本书的讨论范围的。当然,这些作品引起评论家注意的原因也是不同的。有的是因为作品描述和探讨文革方面有突出成绩(如陈建功:《辘轳把胡同九号》,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铁凝:《玫瑰门》,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以及刘心武的《如意》)。有的是由于在形式探索和艺术实验方面具有的某种先锋意义(如残雪的《黄泥街》,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韩少功的《马桥辞典》)。也有的,则还是基于作品所拥有的读者、销量与社会反响(如老鬼的《血色黄昏》,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和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

  简而言之,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不一定是文学价值最高或研究者(包括笔者)最欣赏的文革小说,而是(依据销量、获奖、"受批判"等因素而显示的)大多数中文读者比较愿意看到、比较能够接受的"文革故事"。本书的研究重点,主要并不是考察不同经历、流派的作家如何创作种种不同倾向的文革小说,而是首先阅读文本,探究这些不同流派、倾向的"文革故事"如何贯穿某种共通的叙事模式和叙述规则。本书的研究目的,既是想探讨作为文学现象的部分中国当代小说的技巧与叙述模式之变化发展,同时也试图观察小说形式的"文革叙述",如何参与和体现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18]的书写创造过程。

  在下面的讨论中,凡是带引号使用"文革故事"、"文革小说"等概念,而且没有特别的界定和解释,那就都是特指在本书所要重点研讨的"50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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