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是文化"接触"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问题》一文中，殷海光论说现代化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古老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问题。作者说：这是一个牵涉广泛且有极多困难的问题。近代化问题与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直接相关，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有关，"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一连串反应。" 他解说"现代化"的涵义云，我们目前有三个混用的名词。即"西化"、"近代化"与"现代化"。"任何一个文化只要得到科学思想与技术的要领，都可能有所贡献于现代化。这样一来，现代化已经不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专利独占品了。我们只说现代化而不说西化。"
他说：西方近代文化象发酵的面包，向地球上的各方面膨胀，于是无可避免地与地球表面的许多其他文化接触，中国文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他提出文化接触论：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时候，有的文化反应良好，有的文化则出现了抵触，或者是不适应，这就象一个同样的题目许多学生来做，所交的答案会不一样。
他陈说现代化存在着传统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连接--"缝合"的问题。以伊斯兰与印度为例，在将传统与现代思想"缝合起来"的伊斯兰没有出现象印度那样的出色的思想家。所以，没有法子来缝合新旧思想，这是他们近代化进展迟滞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这个地区受过教育尤其是到过西方的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僵硬教条颇为不满与不耐；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将思想进步到与西方思想相调和的地步。这一情况很与中国的情况相似，将中国与伊斯兰地区相比较，可以判断中国为什么没有开启出现代化的思想精神原因。
他对印度抱着好感。印度"教派经意中含有极多可以转换成现代化的文化资源。" "在文化的统摄现象中，印度也许是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印度有它的传统的神秘主义，以及神秘主义与森严的社会习俗的结合。同时，"印度为一切新兴国邦中有现代化的职业组织者之一。"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前述英国之长期与深入的统治所致。"他也分析到印度文化的多元性问题，其与印度的社会的分裂是一致的，然而这恰好给与印度以机会，使其文化于西方的抵御力量大大减少。
殷海光认为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连接方面日本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日本在古代接受中国文化，组合自己的文化。日本不以学习外国文化而觉得丢面子。他们十分崇尚祖先，但当回顾到自己的祖先就是接受外国文化的榜样时，就自觉近代吸收外国文化本来就是跟着祖先的脚步走，祖先崇拜不影响他们对外国的学习，相反成为接受外国文化的精神理由。
他将中国与日本作比较，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地方，日本是"目标定向型"的国家，以成就的大小与内容确定社会的认同。而中国是"地位定向型"的国家与社会，以官职的大小与身份的高低确定赞同与否的标准。这样就给日本一个价值衡量的空隙，不仅是做官与读书，经商也能得到社会承认。这种价值观与西方有相似的地方，使日本在进入现代时减少了许多阻力。他论中国文化的负面特征是"崇古、拒变、轻外而又自足"， 故力主破除这些观念，做到迎变、明外，自觉不如他人的地方，明确向外学习的必要。
他叙说在中国以及一切落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要经过"三层改变"的路径。第一层是外层的改变，即对西方器用的吸收。第二层是中层的改变，是制度的改变，康有为与梁启超所做的是这方面的工作。第三层是内层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所涉及的是文化的基本前提、基本价值、基本观念以及伦理规范等。"文化的改变到了这一层，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一定引起严重的反击。"他说吴虞、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做的这方面的工作。他指出"价值的分布有密度的差别"，思想的接受从外部向中心进行，越是接近中心部分，其"价值密度"也就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由此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分为"器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与"思想的现代化"。 现在所进行的工作，就是思想现代化的工作。他论说每个人都有的价值观，都不可能做到心如白纸。中国思想文化是由许多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价值的人所组成，因此思想文化更新时就要求人们自觉放弃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要件"，去接受另外一种全新的"文化要件"。这得"更换它最深藏并且又很普遍的若干价值观念"
二、"五四后期的人物"
殷经常说是自己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海光文选自叙》有云："我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正象许多后期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有份遭受到寂寞，凄凉和横逆。"
殷强调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的精髓，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焦点。除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思想发生很大转化之外，"攻击中国传统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他一生言行的目标"。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中国传统许多缺陷之直接批判，尤其对科学与民主的阐释，已经远远超过早期五四人物的言论，完全称得上是"五四思想集大成的殿军"。
他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追求。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肯定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是 人的最基本的价值。他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只有自由的民主制度最能维护个人的尊严，而自由与民主的建立，则必须靠道德自主性的观念的形成。换句话说，自由与民主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尊严上。事实正是：殷在自己逝世前的二十年中所做的奋斗，"以无比的道德勇气，不避横逆，挺身而出，为自由民主呼吁的千秋之业，在中国与世界争自由人格的历史上都是不朽的！"
观览殷的一生，他曾从"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与提倡科学方法做起。事实上他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全面的攻击，是导源于他对中国传统中许多克害个人尊严的思想与制度的道德的忿怒。"他提倡科学方法实际上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他道德热情的要求。 他强调现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与科学精神的重要。他说现代化所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但是推动现代化的主力是技术。而现代技术的基础是科学，所以讲求现代技术如不从科学入手，实在是舍本求末。中国现代化的成绩欠佳，是因为中国没有切实的大规模的从科学的基础研究入手。我们现在要亡羊补牢，要明白真正走好现代化的道路，必须去大力发展科学，为科学植根。
林毓生在给殷一封信说："我最近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表示出您是具有intense moral passion 和poetical inspiration 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confirm 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colorless thinking。究其原因，实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tool， 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殷海光回信说：林毓生的信道出了他"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 殷论科学的标准是"是什么就说什么" 。由此他批评泛道德主义，说孔子作《春秋》，为使乱臣贼子惧，用了春秋笔法，使历史的真相不得见，这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科学的精神。从孔子以来中国文化走的就是泛道德主义，走不出科学的道路。
三、最后思想的转变是"五四"的光荣
殷海光刊有《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金耀基读了此书，说了以下的话：我看到殷海光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感到十分的吃惊。因为我是以为他对中国文化总不存好感的，没有兴趣的。我以为在打开的他的书后，一定又可以看到他的"全盘西化"的大主张。但我的猜想是错了，且是错误得那样的厉害，他在这本书里所表现出来的是完全淘洗了他过去的偏执。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还是很严厉的，但是隐藏在书中的动机不是破而是立。从他的书中，已不难嗅到他在希图拥抱中国文化的生命情调的高贵素质。已不难看到由长期冷寂中孕育出来的超越的清明心态。他已战胜了自己。这本书可以说是他的学术兴趣上的一个大转变。是他思想心态上的一个大突破，也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起飞。不管这本书将来所得到的评价将是如何，但将永远是一个见证：一个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林毓生也说：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其生命最后几年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是激烈的五四反传统思想后期的发展，同时"也象征着五四时代趋近结束"。一个继承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而不受五四反传统思想所囿的"新时代的到临"。这正好说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
《中国文化的展望》分上下两卷，868页。共15章。 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做基础，试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的途径。
该书从世界的视野观察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变迁：近几年来，有许多中国文化分子把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说成是"文化侵略"。许许多多中国文化分子总觉得西方势力与中国做对，这种印象的形成，除了西方文化冲击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不安与挫折等原因之外，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不够开阔，只看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对一"的遭遇，而看不到西方近代文化在扩张时与世界许多文化之"一对于多的遭遇"。 如金耀基所评价，殷海光的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其重要意义，"它可以解除中国文化分子许多不必要的情绪伤感与'种族中心主义的窘困'，而认清'中西文化的冲突是怎么回事'。"
书中殷海光对有关"文化"定义的争论显得有点不耐。殷海光说：在这样多的争论之中，大家都忙着各抒己见，或者抨击对方，然而如前所述，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却很少人将它弄清楚到一个足够的程度。"这也许正是近代中国文化问题 之一吧。"又说：假如你愿意和我说话，请你先把你所用的名词下一个定义。
一贯主张全然效法西方的殷海光，掉转来反对"全盘西化"。他说：严格的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连"全"、"盘"、"西"、"化"这四个字也不可以用，用了就不算是全盘西化。他对中国传统的评价焕然一新。他从对五四的评价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许多"新青年"是在厌恶旧的。"有条件的厌旧是可以的，无条件的厌旧则不可，对于旧的事物保持一个合理的保守的态度，可以构成进步求新的动力。"
他阐发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接续态度"，从而由"文化接触论"者演进为"文化接续论"者。他说我们要反对"人造的学说"，即要"接受就是整个接受，要反对就是整个反对"，这是一种"原始与天真的态度"。"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具其连续性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我们想不出任何实际的方法能将传统一扫而空，让我们真从文化沙漠上建起新的绿洲。为维护传统等而维护传统固然没有意义，为反对传统而反对传统也没有意义。"
人们对殷这样的思想急转都感到十分的惊讶。林毓生告诉大家：先生这样的转化在他1966年版讨论近代文化变迁的著作中已经透露出消息。在他逝世前数月前的谈话中（《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则更明显的表现出来。再有，1967年12月23日林曾给殷先生一封信说："传统与自由的关系，当然极为复杂"，但是"如果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了传统，他们即使高唱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根基的。"先生回信云："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中，在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又说：当今的 中国的文化思想没有什么可谈的，真正的本土知识分子，几乎整个覆灭了。即令在五四当时，领导人物又那里有深远一点的眼光。他们多会呼叫，少能思想。何以致此，至少有这几个原因：
其一，胡适之流的学养与和根基太单薄。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虽长住美国，其实是在新闻的边缘和考据纸堆里过日子，"跟美国近五十年来发展的学术没有相着干"。
其二，五四时代人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一股劲反权威，愤怒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
其三，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热性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做理性的交通。1911年以后的中国没有象日本那样具有稳定的社会中心与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的分化，更是不可收拾。正是这时，"日本人从中横扫遂致整个土崩瓦解"，关于这个大问题的种种，"有太多足够今后的历史学人研究和思考的"。
作为一个五四思想的传人，殷海光是一个典型；作为一个20世纪"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之一，思想发生重要的转化，也是一个典型。 检阅殷海光一生思想转化的历程，确"有太多足够今后的历史学人研究和思考的"。中国要进行现代化，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建设，如不重视心灵世界的建设，终将归于落空。对于如是深层世界的建设，如果忽略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提炼、淘洗与取用，也将归于落空。殷海光说得很对，中国人学习西方，要经过三层次的路径，其一是器用的，其二是制度的，其三是思想的。我们要补充的是，第三层次不能简单地命名为"思想"，而可以说成是"心灵 "。三个层次都具有"思想"的意义。不如将三个层次简约为两个层次。其一与其二的层次都是"工具层次"，器物是工具的，制度也是工具的。唯第三个，即最里层"心灵"层次不是工具的，是国家与民族的魂魄本"体"。五四的贡献在于通过提出"民主与和科学"的宣传，从事了中国工具文化的建设。缺陷在于对中国心灵本体的建设所思太少，努力于旧体的破坏而有疏于新体的建设。而更为甚者，对中国传统破坏过度所造成的"文化"断层，给心灵建设设下很大的思想阻力与消极影响。因为当我们环顾世界，没有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没有取得民族精神魂魄之"体"的建设成功；没有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已再建的新文化精神魂魄，不是以固有的民族精神为基础、载体与本元。这个道理，当年的五四青年是不太懂得的，而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蓦然惊醒。这是殷海光精神的发展与光荣，也是五四精神的发展与光荣。殷海光"醒"了却死了，但中华民族不死，将因了五四精神的发展与光荣而永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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