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惠赐]缺乏思想

——也谈鲁迅

写下题目,心里几经踌躇。是不是对先生大不敬?先生不是伟大的思想家吗?怎么能说缺乏思想呢?

诚然,先生作品里是有思想的。《阿 Q 正传》把中国农民的愚昧麻木刻划得入木三分,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阿 Q 成了共名,精神胜利法也成了专名。先生的如椽巨笔,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中国封建帝制结束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忠实记录了生死转换关头古老民族的心路历程。在新世纪门口,清醒地揭示了农民革命无出路的历史真实。象毛泽东一样,鲁迅是最了解农村和农民的。

农民之中最悲惨的是妇女。祥林嫂的命运,是封建礼教压迫下最底层的一半中国人命运的缩影。先生的深刻不仅在于勾画出了一半中国人生活无保证,精神无依靠,人生无出路的真相,而且在于揭示了这个 “ 人人有责任,个个非凶手 ” 的礼教社会乃是窒息生命,摧残人性的无形杀手。逻辑的结论,便是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必须改变这个社会。

面对苦难重重的愚昧农民,最能体现先生赤子热诚和历史胸怀的作品是《药》。《药》中华夏两家的故事真实地揭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命运:在改变旧事物的过程中,新事物只能成为旧事物的殉葬品。希望不能说没有,然而太渺茫。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古老民族的新命运,在求索的漫漫长途中,才依稀可辨。小说非常真实,也非常沉重,沉重的现实造成了沉重的作品。不是作家发现了生活的真理,而是生活的真实表现了生活的真理。疗救华夏民族于危亡的药,不能说先生已经找到了。但他有找到的信心,他在唤起人们寻找的热情。

先生的信心和热情是生活给他的。长大后,幼年闰土丢失了,但在闰土的儿子身上,幼年闰土又复活了。上一辈的友谊被等级社会吞食了,人的天性又使下一辈人成了朋友。虽然划船看戏的孩子们长大后会变成闰土,变成阿 Q ,变成祥林嫂,但在儿童时代,他们还是一样的热情、豪放、能干、快乐。青年就是希望。心里充满着对农民真诚祝福和热情关怀的鲁迅,不断为自己心爱的农民兄弟呐喊。这是一个文学家的本色,鲁迅用呐喊和关爱把它发展到了极致,鲁迅不是革命家,不能象孙中山、毛泽东那样,提出 “ 耕者有其田 ” , “ 平均地权 ” ,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 “ 打土豪,分田地 ” 这样的纲领口号;他也不是思想家,不能像犹太先知,欧文和托尔斯泰那样,设计出使农民拥有土地的方案和为了不使农民再度分化,失去土地,沦入贫困而应走的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不以恶抗恶的解放道路。他只是文学家,生活的记录者,社会的观察者,历史的呐喊者。但正唯如此,鲁迅才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

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抓住了农民问题,就等于抓住了中国问题。以文学家现身的鲁迅先生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开篇就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关键。循此以往,深入思考农民问题,深入思考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可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因而能为中国造就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可惜的是,除了凋敝的农村和苦难的农民外,先生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城市的繁荣是畸形的,城市是消费的天堂,而不是生产的中心。《一件小事》说起来不小,使先生看到了工人的淳朴高尚,但实在又是一件小事。先生看到的并不是锻造现代社会基础的新式的产业工人,而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旧式体力劳动者。

中国社会的主流,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是一个尖锐的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而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农民问题只能在工业化,即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举步维艰,建树甚微,生活很难让先生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伟大的现实主义在造就先生伟大的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先生领悟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呼唤。限制先生眼光的还有教育。先生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濡染之深,沦肌浃髓,他后来愤恨地要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要把中国青年从传统文化中抢救出来,就是鉴于自己受到的这种挥之不去,如梦魇缠身般的影响。纵观先生一生,少有大志,以身许国,“我以我血荐轩辕”,弃医学文,入同盟会,《呐喊》《彷徨》,《南腔北调》,都是在听将令,都是为做战士,骨子里起作用的仍是“治国平天下”的老精神。而问题是,旧时代“治国平天下”,那个“国”,那个“天下”是明确的,“治”和“平”的方法也是现成的,信奉者坚定信念,身体力行就可以了。新时代则不那么简单,旧的“国”,旧的“天下”显然过时了,新的“国”,新的“天下”是什么?在哪里?需要人们去寻找,去思考。如果这个问题不先搞清楚,仓促上阵,求“治”求“平”,创新也可能成为守旧,前进也可能成为倒退。对象不同了,方法也应不一样,旧的“治”“平”之道,显然也要更新。应天顺民,以有道罚无道,三尺宝剑定天下,一条军棍打四百座军州的老办法必须抛弃。不然的话,“抢到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旧鬼魂,便会在逐鹿中原,流血飘橹的旧方法中复活。如何走辩论的道路,投票的道路,宪法的道路,议会的道路,一句话,和平的道路,需要思考,需要摸索。而“修齐治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潜滋暗长,把先生早早推向了行动的方向,而不是思考的道路。战斗取代了思想,战士取代了智者。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传统思想已成过街老鼠,就是鲁迅先生自己,也在自觉主动地跟传统思想划清界限。为什么先生最终还会成为传统的俘虏、传统的牺牲品呢?出了上文提到的教育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学习环境的原因。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民主自由思想和制度,起源于欧美。日本脱亚入欧,变法更新,把民主自由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移植到东方专制传统的老干上,虽然也开花结果了,但跟欧美把民主自由当作目的已大异其趣。结果也不一样,日本虽富强但领导不了世界,日本只是世界现代化的受益者,而不是世界现代化的推动者。鲁迅先生在日本变法成功,走向富强的关头留学日本,日本人因方法得当而崛起的事实,中国变法因方法不当而失败的教训,使方法重于目的,过程就是一切的思想氛围严重影响了先生的思想方法,使先生失去了思考新思想、新制度的动力和热情。方法成了诉求的唯一对象,革命成了中兴的唯一选择,“治国平天下”的幽灵就这样悄然复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塑造的正是“治”“平”战士的艺术范型,闪现的是战术使用的坚定,而不是战略思考的深刻,是“技”的聪明,而不是“道”的智慧。单单留日的学生大抵都有这个重方法、重行动的毛病,跟留欧美的学生从民主自由这个根本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昔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于中,得其下矣。中国留日留美学生的不同,是又一个历史验证。

所以,鲁迅先生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之间的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农民和中国命运进行的深入思考,旋即被逐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所中断。“强国保种”的紧迫形势,“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信念,正确方法可保成功的日本经验,决定了鲁迅先生在国家命运决战关头,不能不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挺身而出,民族的苦难在呼唤他,学生的鲜血在呼唤他,做人的良知在呼唤他。这是十分可惜的。先生再没有可能把农民的苦难跟中国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再也没有可能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现代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一欠缺十分严重,因为再没有人能接续思考,来完成中华民族这一历史重任。以致过了快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千年以后,大陆上仍然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民的苦难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墨客为之呐喊呼号,农民的翻身解放历史上有很多英雄豪杰为之奋斗拼命,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历代不少疾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拍案而起,与之抗争。跟他们相比,先生并不过于深刻。现代化才能救中国、救农民的历史课题,才是先生超越前人的制高点。因为忙于实际的战斗,先生放弃了对这个思想制高点的占领和扩展,只顾趴在壕堑里向迎面而来的敌人猛烈开火。也许作为战士,先生是勇敢的,但作为思想家,先生是欠缺的。文学是文学家安身立命之所,是文学家表现自己和世界的工具,也是文学家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工具。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自动放弃了文学创作,自愿把书斋改成了堡垒,因而不但失去了表现世界的机会,也失去了认识世界的机会。

比如,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艰难地走向统一,艰难地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时期,可是在先生眼里,除了国民党的内战,暴政,杀人,卖国外,一无成就可言;除了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外,一无工作可做。就认识水平而言,实际上鲁迅已不如茅盾。茅盾在《子夜》中还正确表现了那个时代是封建主义要死,资本主义方生的时代,是中国在希望与失望中前进的时代。先生的认识甚至还不如一介武夫张学良。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进攻的不抵抗主义而举行兵谏,逮捕了蒋介石。据说是看了蒋的日记,了解到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计划和苦心后,张学良才决定释放蒋介石,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当然,鲁迅不可能看到蒋介石的日记,但他即使看到了蒋氏日记,能认可现代化建设吗?

作为文学家,现实主义决定了他需要现实的教育,但作为思想家,岂能只看到眼见的,只听到耳闻的。思想家的思想,应该穿透历史的尘雾,看到社会问题的本质和走向。思想家的思想,应该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像德国的工人领袖罗莎·卢森堡,虽被关在监狱中,却能洞见苏维埃大会上领袖一呼,万众激昂的弊端,并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与严重的警告。由于列宁的反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击,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击,罗莎.卢森堡的声音被尘封在历史中。然而,历史最后证明罗莎.卢森堡是正确的。这才是思想家的本色和天职。相形之下,到过苏联,目睹十月革命现实的人,如中国的瞿秋白,美国的里德等,一味忘情讴歌,热情投入,激情虽可敬,精神虽可嘉,但谈不到有思想。同是到过苏联,与众多赞美者不同,纪德透过苏联生活的表象,看到生活的本质,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虽遭谴责,历史却证明真理在这位法国作家手里。同样情况还有罗曼.罗兰,虽然大作家迫于形势,把自己的真实意见藏了起来,公开说了很多违心的话,赞美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记》,证明了大作家不愧为大作家,他也是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苏联的弊端也很清楚。看透事物的本质,不被假象迷惑,这才是思想家,尤其是大思想家。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批判,对斯大林和苏联成就的由衷赞美,都说明,鲁迅并不属于思想家的行列。

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一样,由于反蒋的共同立场,共产党把鲁迅看作挚友,方志敏牺牲前,将遗作托人转交给他,瞿秋白跟他肩并肩用杂文进行战斗。鲁迅也把共产党看作中国的希望,每月资助左联三十个大洋的行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配合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就是证明。虽然他也看出了领袖人物身上的山大王气,虽然在左联跟共产党领导周扬等专制专横进行了不妥协的抵制和斗争,可惜的是,先生并未看到专制专横幼芽将要发展成制度,并未看到产生专制专横的体系和组织,只看成个人作风问题。因而,鲁迅的硬骨头是对形而下的具体敌人的搏斗,而不是对形而上的荒谬理念的普遍抗争。战斗范围有限,取得的意义也有限。旧的不好,他已看到了,他对旧政府、旧制度的批判是有充分理由的,是坚定不移的。然而,必须一切推倒,重新再来吗?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吗?答案应该是不肯定的。由于智慧和生活的局限,人类一直尚未创造出最好的制度和政府,这是人类的遗憾,也是人类的现实。邱吉尔说,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无奈之情溢于言表。雅各宾派人物圣茹斯特甚至对革命作了这样的表述,“一个民族仅有一个危险的敌人:他的政府”。然而,鲁迅由于传统的“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的革命观和进化论、阶级论的影响,却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全力以赴为新的诞生而冲锋陷阵。而没有深入思考,所谓造反派,也很可能是项羽、刘邦类人物,看到秦始皇仪仗,不由豪气冲天,壮志凌云,“大丈夫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也”。作的是“替天行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美梦,争的并不是对错好坏,真理正义,公正平等,而是你干还是我干,你当家还是我当家。革命造反很可能还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农民革命的宿命,也是现代化的大敌。所以,当鲁迅先生鼎力相助的共产党取得巨大胜利,赶走国民党,建立新国家的时候,先生的战功也得到巨大的肯定,成了文化革命的旗手,成了新时代的圣人。当共产党建立的新制度新政府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时候,先生头上的光环便也消失了,甚至被人目为错误的帮凶,予以声讨。

鲁迅不是错误的帮凶,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只是出于帝王权术和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宣传需要,是对鲁迅的利用,既不是心心相通,又不是爱慕敬重。他私下给人说的心里话,鲁迅如果活到现在,或者在监狱中继续写作,或者明智的一言不发,便泄露了天机,也就是说,如果活到解放后,鲁迅只能成为应制颂圣的郭沫若,或抗圣违命的胡风。先生早逝,是其大幸,如果活着,怕难免铁窗生涯。说鲁迅是帮凶,于理不顺,也与事不符。但鲁迅也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因为伟大的革命家也必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不是思想家,就谈不上伟大的革命家。这是其一。其二是,被鲁迅痛斥力拒的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后,厉行改革,率先迈入现代化社会,走进民主时代,从右边证明了当年先生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是不对的。被鲁迅先生看好力助的共产党胜利上台后,迫害知识分子,榨取农民兄弟,诛杀革命同志,镇压人民群众,阻挡了大陆的现代化进程,阻挡了大陆民主化进程,先进的梦想变成了落后的现实,从左边证明了当年先生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是不对的。思想的平庸必然带来实践的失败。实践证明,先生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者。

先生的失败对我们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应该做一个战士还是思想家?应该做一个驯服工具,无条件服从;还是做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理性人,自主选择?先生是自愿选择了前者的,国人的很大部分也曾选择了前者。实践的结果却证明了这种选择于国无益,于人无益,于己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有大害。现代化的曙光已照耀在祖国大地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正在向现代民主社会高歌猛进。要促进中国现代化民主化大业顺利发展,要保证中国现代化民主化大业不致中途夭折,国人必须自觉地选择做有思想的战士,做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理性人。鲁迅先生倾尽其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为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的富强呐喊拼搏。他倒在了民族崛起的战场上,国家前进的征途中,虽然没有形成一座高山,光照世界和中国,但毕竟填平了民族前进的大道,国家富强的坦途,有助于中国人成为有思想的战士,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理性人。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吧。

总之,鲁迅先生作为文学家是伟大的,作为思想家是欠缺的,作为革命家是失败的。

我们从小就看鲁迅先生的书,可以说是吸吮着先生的乳汁长大的,先生的精神既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又是我们前进的羁绊,批判先生可说是一种弑父情结。东方圣人有《春秋》责备贤者的遗训,西方哲人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明示。如果我们说出的有真理,尚乞能见谅于海内外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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